近年来，一大批红色题材新编戏曲陆续登上舞台，成为戏曲守正创新的重要实践。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创排的《远去的白马》，算是关注度极高的一部作品。剧目改编自朱秀海长篇史诗小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河北梆子名家王洪玲担纲主演。
优越的创作条件，让大众对这部作品充满期待。可正式公演之后，口碑出现明显撕裂：喜爱者认可演员唱腔与舞台创新；不少原著读者、资深戏迷却感到遗憾，认为原著厚重的战争史诗内核，在舞台改编过程中不断弱化。一部承载红色叙事使命的大戏，得失两面，值得整个戏曲行业静下心反思。
任何客观的评论，都不能全盘否定一部作品的价值。《远去的白马》在剧种传承层面，有着清晰可取之处。
整部剧目坚守河北梆子声腔体系，保留反慢板、流水板等传统板式，守住燕赵梆子慷慨悲凉的艺术底色，没有为追逐潮流随意改造剧种音乐。领衔主演王洪玲功底扎实，人物塑造克制内敛，丧亲、诀别等悲情段落不靠刻意煽情，依靠细腻表演传递情绪，也是全剧最打动观众的部分。
同时，主创团队尝试融合现代舞台语汇拓展戏曲表达，这种探索本身，为红色小说戏曲改编积累了实践经验。
然而诸多创作取舍，造成了难以回避的叙事缺憾。原著《远去的白马》被称作新英雄主义文学代表作，核心魅力在于宏大的史诗视野。小说以胶东抗战为背景，将赵秀英的个人命运，融入根据地军民同心御敌的壮阔图景，群像叙事与个体故事相辅相成。
为适配舞台演出时长，剧本大幅度删减基层战士、支前百姓等群像戏份。宏大的家国叙事不断让步于主角的情感纠葛，战争背景沦为模糊的布景。叙事视角收缩至单一女性主角身上，原著立体完整的时代环境被剥离。观众看到的只剩个体悲欢，人民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格局悄然消失，史诗气质大打折扣。
观感上最突出的矛盾，集中在舞台视觉设计。大量抽象红绸、框架、追光构建写意氛围，创作思路可以理解，但落地之后略显悬浮。频繁切换的舞台调度、穿梭全场的人形白马意象，时常打乱戏曲唱念节奏，分散观众注意力。
更值得探讨的是视觉呈现的“光洁化”。战乱年代本该满目疮痍、衣衫褴褛，舞台上角色服饰整洁崭新，破损、补丁等生活化细节严重缺失。过度精致、理想化的舞台环境，无形中消解了战争与生俱来的残酷与苦难。
红色题材可以写意，但写意不能脱离历史根基。当形式美感凌驾于内容表达之上，历史的沉重感便会被慢慢冲淡。
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白马”，更是本次改编一大遗憾。原著之中，白马承载多层精神内涵：既是战场图腾，是理想信仰的象征，也是那段烽火岁月永恒的见证者。
舞台创新采用“人马共生”表演形式，创意十足（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豫剧《妇好》京剧《党员登记表》，创意类似），却仅仅停留在视觉表层。原著极具冲击力的“枪杀白马”情节，原本是战争摧毁美好、拷问人性的核心桥段。舞台改编简化为普通求生剧情，没有深挖人物内心挣扎，缺失精神层面的哲学叩问。承载厚重内涵的核心符号，最终沦为单纯的舞台道具。
值得警惕：叙事偏差，容易误导青年群体历史认知
红色戏曲天然承担红色文化传播、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青少年、青年群体是重点受众，这意味着创作必须更加审慎。
过度浪漫化、审美化处理战争创伤，容易让年轻观众形成片面认知：误以为革命斗争充满浪漫色彩，忽视无数先烈付出的巨大牺牲。当复杂的时代困境简化为单一主角的情感故事，战争苦难变成成长的点缀，历史自带的警示意义随之减弱。
与此同时，弱化群众群像，过度放大单人叙事，容易窄化年轻人的历史认知，忽略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核心史实。我们创新红色作品，目的是拉近当代人与革命历史的距离，而非用美化的舞台，搭建起一道隔绝真实历史的屏障。
《远去的白马》暴露的矛盾，不仅仅是单一剧目的问题，更是当下新编戏曲普遍存在的行业现象。
第一，创作出现“重舞美、轻文本”倾向。豪华灯光、新式舞台层出不穷，剧本的思想深度、文学内核却不断让步。二度创作的舞台表达，挤压一度剧本的叙事空间。
第二，戏曲评价圈层化现象明显。业内专家研讨形成一套评价话语，普通观众、原著读者的真实观感常常被忽视，甚至简单贴上“不懂艺术”的标签。不少创作以评奖、艺术节展演为目标，慢慢脱离大众审美。
第三，项目制创作催生浮躁心态。剧目需要按期完成验收、参加展演，缺少充足的试演打磨周期，很难根据观众反馈持续优化作品。长此以往，圈内自循环，戏曲慢慢失去普通观众土壤。
创新没有禁区，但敬畏不能失守
戏曲想要持续发展，守正创新是必经之路。红色题材想要吸引年轻观众，拥抱现代审美无可厚非。
但是创新永远存在底线：不能为追求舞台美感，消解历史厚重；不能追逐流行叙事模板，弱化红色题材精神内核；不能沉迷形式创新，丢掉故事本身的力量。
红色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华丽的布景、精致的妆造，而是真实鲜活的普通人，在苦难之中坚守信仰、奋勇抗争。
艺术可以加工历史，但绝不可以淡化苦难、简化历史。唯有心怀敬畏扎根史实，兼顾艺术表达与大众共情，新编红色戏曲才能真正走到观众心里，实现长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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