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日，荷兰一个普通的家庭卧室里，一位17岁的少女躺在自己的床上。
她提前做好了美甲，挑好了下葬时要穿的晚礼服和高跟鞋，父母站在身边，医生拿起注射器。
第一针是局部麻醉。第二针，让她进入昏迷。第三针，肌肉松弛剂停止了她的呼吸。
临终前，医生对她说了一句话：“一路走好。你已经受了太多苦。”
少女名叫Milou。
她不是癌症晚期，也没有绝症相反，她身体健康，她申请安乐死的原因，是精神疾病。
而两年后，这场安乐死，再次把整个荷兰推向争议中心。
故事要从头开始说起。
如果只看童年，Milou几乎拥有一个幸福模板。母亲后来回忆，女儿从小就是个特别爱笑的孩子，性格温柔，几乎没让父母操过心。夫妻俩甚至常说：“以后最不用担心的，应该就是她。”
结果，偏偏是她。
11岁那年，Milou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哥哥突然病危，昏迷整整一个月。
那之后，她开始频繁做噩梦，出现创伤闪回。两年后，更大的打击来了，她遭到性侵。诊断结果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重度抑郁，同时开始自残。
后来，她住进一家封闭式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可在那里，她再次遭到另一名病人的性侵。
同一个人，两次遭遇性侵。此后的几年，Milou几乎一直在医院和家之间反复。
住院、吃药、心理治疗、自杀未遂……几乎所有能尝试的方法，她都试过，于是她想到了安乐死。
荷兰自2002年起允许安乐死合法化。除了晚期癌症等身体疾病患者，在极少数情况下，精神疾病患者也可以申请，但条件非常严格。
患者必须证明：痛苦已经无法忍受，没有合理治疗方案，决定完全出于自愿，并且具备独立判断能力。
现实中，大部分安乐死依然针对身体疾病。仅因精神疾病获批的人，占比一直很低。
其实，Milou很早就开始提出申请，但几乎所有精神科医生都拒绝了。
有人认为她太年轻，有人认为她还有治疗空间，还有医生不断拖延审核。
对Milou来说，每一次拒绝，都像是在告诉她：“继续撑着。”而她觉得，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
后来，她主动联系了一位精神科医生Menno Oosterhoff，在荷兰，这个名字几乎等于争议本身。
几十年来，他逐渐把工作重心放到精神疾病安乐死评估上。
支持者认为，他尊重患者自主权，帮助那些真正走到尽头的人。反对者认为，他跨越了医生最不该跨越的一条线。
面对Milou，他起初并没有立刻同意。他甚至建议女孩尝试一种脑深部刺激治疗，希望还有其他可能。
但Milou拒绝了，她告诉医生：自己不是想继续治疗，而是想结束这一切。
经过漫长评估后，Oosterhoff认为，她符合荷兰法律规定的条件。
安乐死获批。
2023年10月2日，地点就在Milou从小长大的房间，她提前挑好了自己的衣服，也决定了最后一天怎样度过。
父母一直陪在身边，医生完成注射，Milou去世时，只有17岁。
事后，母亲始终公开支持这个决定。她表示，医生进行了极其谨慎的评估，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和他们这些年亲眼看到的一样，女儿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了。
医生后来还参加了Milou的葬礼。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它只是荷兰近年来众多安乐死案例中的一个。真正的争议，是之后才开始的。
Milou去世后，一部纪录片播出。镜头记录了她申请安乐死的全过程，也包括她和医生的谈话。该节目成为荷兰当年收视率最高的纪录片。
有人看见的是，一个长期痛苦的人终于获得了解脱。也有人看到另一件事：一个17岁的少女，在精神疾病最严重的时候，被允许结束生命。
随后，14名精神科医生和医疗专家联名写信给检方，希望调查整个过程是否存在问题。
他们没有亲自治疗过Milou，但他们认为，有必要确认几个关键问题：
比如，她当时是否真的具备完整的判断能力？
比如，父母和两位精神科医生是否对她的决定产生了影响？
再比如，公开纪录片中的相关内容是否合适？
这封信后来曝光。虽然并没有直接启动刑事调查，却再次引发全国讨论。
Milou的父母对此极为愤怒。
他们认为，这14位医生既没有接触过女儿，也没有阅读完整病历，却暗示他们把孩子推向死亡。夫妻俩因此提起纪律诉讼，希望查明14位联署医生的身份。
与此同时，Oosterhoff医生也坚称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荷兰法律，并称“Milou希望自己的处境得到关注”。
按照荷兰法律，负责审核安乐死是否合法的地区审查委员会，早已认定：Milou的安乐死符合所有法律程序，没有违规。
可即便如此，争议没有结束，反而越来越大。
近年来，荷兰因精神疾病获批安乐死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年轻患者，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荷兰，统计数据显示，女性自杀未遂率约为每1000万分之一，是男性的两倍。 在12至30岁因安乐死而去世的年轻人中，超过四分之三是女性。
后来，这场辩论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荷兰，安乐死法案在整个欧洲都引发了意见分歧。
在西班牙引起强烈反响的案例之一是25岁的Noelia Castillo Ramos的案例。这位截瘫女子在3月份因该国的安乐死法而去世，此前她曾遭遇多人性侵和自杀未遂。
与父母支持她决定的Milou不同，Noelia的父亲坚决反对，他一路向西班牙法院提起诉讼，最终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
在女儿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那场失败的法律诉讼导致他与女儿的关系破裂。
然而，几个月后，当时支持女儿决定的Noelia的母亲却公开呼吁反对派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Alberto Núñez Feijóo）废除西班牙的安乐死法。
她说：“我的女儿并没有患绝症，她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和强迫症。她原本拥有美好的人生。”
她还说，女儿在2022年遭遇轮奸后从未得到过所需的精神治疗，之后她曾试图自杀，从五楼窗户跳下。 虽然她活了下来，但腰部以下永久瘫痪，并患有慢性神经性疼痛。
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位年轻的荷兰女子Iris在等待安乐死多年后，通过自愿停止进食和饮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媒体采访了Iris的父母，他们表示已经竭尽所能寻求治疗女儿严重抑郁症和自杀倾向的方法，但都无济于事。
所以，Oosterhoff医生一直认为，人们在面对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时，常常使用两套标准。
一位受访者曾这样解释：
医学教育总是强调，身体和心理是一个整体。可一旦谈到精神疾病与安乐死，很多人的态度就会立刻发生变化。
如果一个癌症患者已经尝试了所有治疗，多名医生也一致认为病情无法逆转，荷兰社会通常更容易接受他申请安乐死。
但如果换成精神疾病，即便五名医生都判断患者长期无法康复，外界仍然会更怀疑，也更容易指责。在他看来，这正是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Oosterhoff本人也因此成为荷兰最具争议的精神科医生之一。
从2023年到2024年的13个月里，他一共为12名仅因精神疾病而承受痛苦的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其中还包括荷兰首批因精神疾病获准安乐死的16岁和17岁未成年人。
他的观点很明确：在经过严格评估的情况下，安乐死有时可能是伤害更小的选择。
所以他反复强调：“不提供安乐死，同样会产生后果。”
其中一个后果，就是那些被他称为“精神上的终末期患者”，最终可能还是会自杀。
当然，Oosterhoff医生并不否认，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癌症是否扩散、器官是否衰竭，往往可以通过检查和数据判断；但精神疾病的诊断、发展和预后，远没有这么清晰。
他甚至直言：“精神病学的科学基础，至今仍然非常模糊。很多说法其实并没有足够依据。”
可他并不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就意味着医生什么都不能做。
在他的逻辑里，医生仍然需要依靠临床判断，尊重患者自主意愿，并把减轻无法忍受的痛苦作为出发点。
而让他更加坚定的，是一些患者在申请获批后的反应。
他说，有些人在知道自己的请求终于被接受后，会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感激。
也正因为如此，他始终相信，自己做的并不是简单地结束生命，而是在少数经过严格评估的案例中，为患者提供另一种结局。
如今，Milou去世已经几年了。但围绕她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而“如果身体的痛苦可以成为结束生命的理由，那么精神上的痛苦，是否也应该拥有同样的资格？”这个问题。
也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
Ref：
https://www.dailymail.com/news/article-15993117/Euthanasia-teenage-girl-divided-Netherlands-tormented-17-year-old-granted-death-wish-doctor-gave-lethal-injection-condemned-peers.html
文｜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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