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周三在一次火药味十足的参议院听证会后,承认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间有一个重大遗憾:没有更强硬地公开支持病毒可能起源于实验室的“泄漏说”。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采访时直言:“我确实后悔了。”

这场听证会的主角是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费特曼在质询福奇之后向媒体坦承,当初实验室泄漏理论被许多人斥为“疯狂的右翼边缘想法”时,他选择了沉默,尽管他内心觉得这种可能性值得被严肃探讨。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我很确定的一个遗憾就是,当时这种想法被说成是疯狂、边缘的东西。而我其实觉得‘这听起来挺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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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特曼在听证会的发言中并未对福奇发起攻击。他反倒是把矛头对准了自己,反思自己在那段特殊时期的犹疑和顾虑。他透露,当实验室起源说逐渐被打上“右翼专属理论”的标签后,即便心里认为应该给这种可能性留一席之地,他也不敢公开挺直腰板说出来。他把这种自我审查归因于华盛顿普遍存在的党派风气,认为科学议题一旦被套上政治阵营,实事求是的讨论就寸步难行。

“我希望下一次再碰到这种事的时候,我们能跟着真相走,不管名字后面是R(共和党)还是D(民主党),不管你是哪一边的。”费特曼对福克斯新闻说。他强调,病毒不认党派,“唯一的阵营应该是全体美国人对病毒,在未来的日子也是如此。”听证会现场他就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说不想再被任何党派化的预设带偏,强调所有人都应该有勇气“跟着真相走”,不论这股追究之风是由哪个党派吹起来的。

费特曼毫不讳言,事先他就清楚福奇会在听证会上行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即拒绝回答可能自证其罪的问题。事实上,福奇当天援引该条款的次数多达111次,他还反指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对“把他送进监狱”有一种“执念”。不过,费特曼表示自己无意加入追责福奇的队列,他之所以出席质询,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诚实交代:“我知道福奇博士会拿第五修正案当盾牌。所以正如我说的,我表达了我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当时没能更主动地去推动那个想法。”他再次指向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场聚焦病毒起源的听证会前后,一系列新曝光的文件进一步搅动了舆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在疫情暴发前就曾截获与一个美中病毒网络相关的生物材料,相关记录显示这些可疑物流或许指向病毒研究领域的潜在漏洞。另一头,兰德·保罗还将一名中央情报局(CIA)举报人带到参议院,该举报人公开指控所谓的“深层国家”势力在新冠问题上策划了一场阴谋。保罗本人随后更是寻求对福奇提出藐视国会指控,理由是他在听证会上百余次动用第五修正案阻挡提问。

费特曼的反思并没有止步于病毒起源和福奇。作为在疫情中失去过亲人的国会议员,他同样记挂着疫情带来的另一重创伤——商业的“死亡”。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我有亲人死于新冠,但我也遇到过、听说过无数人失去了他们的生意。那种毁灭,不亚于死亡。”他把生意的倒闭形容成“另一种死亡”,强调公众和决策者不该忽略经济废墟中那些无声的受难者。

从承认自己因政治标签而退缩,到呼吁跳出党派看真相,再到为被迫关闭的店铺发声,费特曼的这份“一份遗憾”清单,实际上勾勒出了一个政治人物在高压舆论场中的自我审视。他没有用尖锐的言辞去向福奇讨要答案,却用这种回头审视的姿态,丢给了华盛顿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下一次危机到来,我们是否还能毫无包袱地走近科学事实,而不被红蓝阵营的对峙吓得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