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耳熟能详的官场俗语，最早出自于明代浙江崇德县知县唐汝修之口。后来经过豫剧《七品芝麻官》的台词传播，这句官家箴言，变得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衡量或评价一个官员是否为好官，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有没有做造福百姓的事。什么是造福百姓的事？一言以蔽之，就是能让老百姓受益的事。不开玩笑，如此浅显的道理，古往今来，未必每个当官的人都能认识得到。
当然了，造福百姓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因素合力造就。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社会，当官者除了保障基本民生外，往往没有多余的官方资源做那些能直接造福百姓的事。
于是，在造福百姓之外，为官者还有第二个当官功德选项：修筑地方人文，弘扬好人好事，成就一方美名。譬如古代有些地方官，耗尽心力，致力于撰修州志、县志等，从而成为该地方历史人文的缔造者之一。
这块清代光绪年间的【文学世家】匾，题匾人是福建学政（任期光绪八年至十一年）冯光遹。题匾词中的“文学”泛指读书、文才。文学世家意指读书世家、科举世家。下款记录了立匾人的家族成员，从高祖到元孙五代人的读书功名，含邑增生、例贡生、监生、附贡生、太学生、贡生等。
由前匾可见，冯光遹作为清末省部级官员，尤其是作为一省学政，非常热衷于挖掘地方科举人文底蕴。前匾中受表彰的科举世家，五代人取得读书功名，无疑算得上是一段难得的科举佳话。
无独有偶，冯光遹记录下的地方人文美谈，还有更打动人的案例。
光绪十一年（1885），冯光遹卸任福建学政，回到老家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小住一段时间。期间他听说并见闻了一家慈善医疗机构——长年医局的好人好事，大为感动，遂举笔写下了一篇《保节保婴长年医局碑记》，并刻成了石碑留存至今。由此，一百四十多年前出现于江苏常州府的一段感人肺腑的公益慈善往事，始终浮在了历史的水面，不至于被时间埋没。
冯光遹撰写的《保节保婴长年医局碑记》原文如下：“大顺之世，通正之年，人生其间，子孝而父慈，夫义而妇节，饮甘露，被和风，岁事顺成，民无疵疠，此非独其俗纯也。古者敬属妇、恤孤子、养衰疾皆掌于官，而闾里任恤，犹书以示劝，岂不欲以人事，剂阴阳、辅生长，使民长享太平之乐乎。吾郡当光绪初，元和府事今布政镇远谭公，始输鹤廉，创保婴局。其明年，搢绅集银万八千两，以二成息保婴，八成保节，始兼设保节局。又二年知府事蕲水毕公，复分保节局二成息及士绅所输，设长年医局，合三善举为一。始择地马山埠，庀材剫工，成趋事之所，前顺天府尹宜兴周公书之，志不忘也。既而名医十全，良药九制，远自属邑闻风俱来，药不敷施，几隳善业。因议分保节经费七千七百两入医局，于是保婴有常存钱四千五百千，保节有常存银一万两，长年医局有银万一千七百两，量入为出，剂调均平，则知府事合肥吴公具转移之力焉。顾吴公持是议，以申上官，未及报而长白桐公泽实来继守吾郡，则所以成三公之志，大庇境内属妇孤子衰疾，惟公永赖也。四公之德宜垂百祀，因复伐石诏书于碑，士绅输资例附碑后，兹不赘。”
落款时间和署名：“光绪十有一年岁次乙酉秋之月榖旦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福建提督学政阳湖冯光遹撰 丙子科举人拣选知县阳湖汪学瀚篆额 三品衔补用知府知武进县事嘉兴金吴澜书”
原来，自光绪初年至光绪十一年止，四任常州知府，他们分别是贵州籍的谭公（谭钧培）、湖北籍的毕公、安徽籍的吴公、满州籍的桐公，通过投入微薄的养廉银、向乡绅集资、邀请名家义诊等方式方法，以传递接力棒的情怀，逐步创办了保婴局（类似于现代孤儿院或儿童福利院）、保节局（丈夫亡故后未改嫁的妇女救济机构）、长年医局（慈善医疗机构），并将以上三项善举合并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名为“保节保婴长年医局”的综合性慈善救济与医疗机构，长年向常州府辖区的孤儿、寡妇、病患伸出援手！
要知道，常州“保节保婴长年医局”的慈善事业，形成于清代末期那种动荡时代，算得上是十分了不起的历史事件。因此，回乡休假的前福建学政冯光遹听说并见闻后，大为感动，毫不犹豫写了石刻碑文，以记录这件永垂不朽的慈善大业！
诚然，常州长年医局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才停办，这么长的历史积淀，足以让它的慈善事业青史留名。但平心而论，如若当初没有冯光遹出于弘扬好人好事的考量，写就碑文以记载，这一慈善机构未必能存续这么久。
正因为有了冯光遹书写历史的宣扬，并将捐资的乡绅名单刻写于碑石后面，后续才会有更多的常州乡绅、资本家等源源不断地捐钱捐物，助力慈善。譬如晚清第一巨商盛宣怀的父亲盛旭人，就是常州长年医局的主要捐资人之一。
行文至此，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在古代社会，为官者的功德选项有二：一是做一些建设性的实事，以造福百姓；二是修筑地方人文、弘扬好人好事！
无疑，文中所述“常州保节保婴长年医局”的创办人，即四位相邻任职的常州知府，均属于做实事造福百姓的好官；而本文主人公冯光遹，则是旧时代好人好事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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