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课本，安史之乱往往被归结为一句轻飘飘的“红颜祸水”加上“奸臣当道”，仿佛唐玄宗只要不宠幸杨贵妃，赶走杨国忠，大唐的盛世就能万世长存，这未免把复杂的历史想得太简单了。人心的贪婪固然可怕，制度的崩塌才真正致命，安禄山不过是那个推倒多米诺骨牌的人，骨牌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一张张摇摇欲坠。
公元755年，大唐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这一年户籍册上赫然写着五千二百万人，谁能料到短短八年后的公元763年，这个数字竟雪崩般跌落至不到一千七百万人，三千五百万人凭空蒸发，这哪里是简单的战争伤亡，分明是整个人口骨架的粉碎性重组。安禄山一个胡人将领，凭什么能跟朝廷叫板？手里握着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大印，也就是如今北京、河北、山西一大片地界的生杀大权全归他一人，朝廷把军权、财权、人权一股脑儿打包送给了他，这不等于在自家后院养了一只随时会吃人的老虎？
其实祸根早在唐初就埋下了。原本唐朝实行府兵制，老百姓平时种地，战时当兵，战马一卸甲就回家抱孩子，将领手里那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根本没法拥兵自重，这套玩法的前提是国家得有地分给农民。可惜好景不长，土地兼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豪强世家圈占了大量良田，失地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愿意去卖命？府兵制名存实亡。唐玄宗没招了，改用募兵制，既然没人白当兵，那就花真金白银招募职业军人。这一改，问题大了。士兵拿了军饷，只认发钱的将领，不认远在长安的皇帝，军队变成了节度使的私人武装。
更糟糕的是兵力布置成了个“倒金字塔”。精锐全部被拉去守边疆，中原腹地空空如也，安禄山起兵造反，从范阳一路杀到长安，简直如入无人之境，沿途州县想守城也拿不出兵，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唐玄宗自己摆下的空城计。宰相杨国忠哪怕嗓子喊破，说安禄山要反，唐玄宗也听不进去，不是他真的老糊涂了，是他也没辙，长安无兵可用，边疆尾大不掉，除了假装信任，他还能怎么办？就算没有安禄山，这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制度黑洞，迟早也会养出个张禄山、李禄山。
叛乱虽然平了，大唐却再也回不去了，朝廷为了息事宁人，反而增设了更多节度使，藩镇割据的顽疾就此成型，名义上还是大一统，实际上拼凑了几十个独立王国。一百五十年后，又是那个节度使朱温，一脚踢翻了李家的江山，大唐彻底谢幕。历史从来不是某个人善恶的一念之差，而是一套制度失去自我修复能力的必然结果，当旧的躯壳已经腐朽，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挡不住这股碾碎一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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