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难得君
小粉红蛆虫，简称粉蛆。
王虹拿菲尔兹奖，本来是件高兴事。
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拿到这个奖，一下还拿了两个。媒体在报，朋友圈在转，连我老家小学毕业的三叔都在家族群里发了个“祝贺”。按理说，这种时候应该大家一起高兴，顶多再讨论两句中国大学烂在哪儿，然后就散了。
可有些人偏不。
这些天网上的风向开始变了。
粉蛆扒她戴什么项链，粉蛆查她穿什么衣服，粉蛆翻她配偶是谁、家里几口人、祖上几代什么出身。更离谱的是，粉蛆拿她跟导师的关系做文章，话里话外暗示“不正常”。
说实话，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粉红蛆虫真尼玛恶心！
人家戴什么首饰、嫁给谁、跟导师怎么相处，跟你一个在网上敲键盘的粉蛆有鸡毛关系？你踏马连微积分都没学明白，转头就要审判一个证明了三维挂谷猜想的数学家的人品？
这不是什么“监督公众人物”，这就是纯粹的、廉价的、自带干粮的奉旨抹黑。
▼心里装着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
在粉蛆眼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是靠本事得来的，都是靠恩赐来的。在它们自己的经验里，本事从来兑不成任何东西。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在靠关系、靠钻营、靠交易来维持生存，它就会坚信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它理解不了什么叫“纯粹的学术热情”，理解不了什么叫“正常的师生关系”，因为它自己的经验里没有这些词。
所以当它看到王虹跟导师合作出成果的时候，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反应是那几个最难听的词。
▼张爱玲当年出走的故事，今天还在重演
张爱玲当年去开会，发现里面人穿的衣服都是蓝灰黑，和她穿的旗袍截然不同。于是她就决定了离开了。
74年过去了，换了个舞台，剧本一模一样。
王虹不过是在国际舞台上拿了个奖，穿着得体、说话得体、举止得体，然后就有人不舒服了。
因为她的体面、她的教养、她的成就，照出了某些人的寒酸和狭隘。他们必须把她拖到跟自己一个水平线上，才能找回那点可怜的心理平衡。
▼两篇报道，两种起点
就在这些肮脏的议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有两篇报道值得一说。
一篇是《广西日报》的《王的猜想》。
记者去了王虹的老家，广西平乐县沙子镇，找到了她父亲、母亲、堂舅、高中班主任。写她4岁手臂烫伤、在病床上自学；写她高一成绩平平、高三冲进前十；写她被人说过“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雄”。
这篇文章在二手平台上被炒到65块钱一份，原价才1块3毛5。报社紧急加印，说“机器都要冒烟了”。
另一篇是浙江宣传的《包容为什么给了王虹》，从舆论生态的角度分析，认为公众对王虹的选择总体保持理性，多了一份理解与包容。
两篇都写得不错。但起点不同。
《王的猜想》的起点是“我去认识一个人”。记者蹲在田间地头，坐在老教师家里，把一个抽象的“数学家”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从桂林山水间走出来的姑娘。她的喜悦、她的艰难、她的倔强，都被诚实地写下来，然后交给读者自己去感受。
《包容为什么给了王虹》的起点是“我来告诉你一个道理”。从结论出发，把复杂的舆论收束进“包容”这一个筐里，论证的是“理”，而不是呈现“人”。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别人告诉我们“要包容王虹”？
王虹做错了什么？需要被“包容”。
难道不该痛批那些在网上扒人家衣服首饰、编排人家私生活的粉蛆吗？
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干干净净做学问的人，反而需要被“宽宏大量”地对待了？
▼一个不能容忍异己的时代，不会出顶尖人才
有人问：王虹拿奖，跟北大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她本科在北大读的，但问题在于，她是在巴黎和芝加哥才结出果实的。
王虹自己说过，在国内的时候，她花了很长时间感到沮丧，觉得数学很难、自己不够好。
到了法国，有教授告诉她“有问题可以下次见面时问我”，她第一次意识到“不需要单打独斗”。
这话说得很轻，但背后的分量很重。
一个年轻人，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你得自己扛”；到了另一个环境，感受到的是“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这种差异，最终结出的果实能一样吗？
韦东奕35岁评副教授，王虹35岁拿菲尔兹奖。两个人天赋差吗？我不觉得。
差的是环境，是土壤，是那种能让天才尽情生长而不被扭曲的空气。
眼下这种对王虹的围攻，说白了就是一个缩影。一个连别人戴什么项链都要管的舆论场，一个见不得异质、容不下体面的环境，本质上是在对所有聪明的年轻人喊话：快走吧！
▼最后
王虹大概率不会在乎这些吵吵嚷嚷。一个能在数学世界里沉下来的人，早就习惯了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网上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她可能连看都懒得看。
但我在乎。
我在乎的是，当一个国家出了一位顶尖头脑的时候，迎接她的不是敬意，而是项链、衣服、配偶、出身组成的放大镜和审判台。
我在乎的是，当一份报纸认真蹲在田间地头写了一个人的故事时，我们反而需要另一篇文章来教我们“应该包容她”。
张爱玲、王虹、邓煜、丘成桐、陶哲轩......
这些不是巧合，是因为这个环境里，一直生活了太多的蛆虫。
记住，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凭什么让给这些粉蛆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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