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子篇：蜀地之行，慎终追远

此番携子入蜀，非为游山玩水。青山依旧，大江长流，脚下这片土地，曾是我刘氏先祖龙兴续统之地。慎终追远，乃人子之本分；承前启后，是我辈之担当。站在成都平原的厚土之上，遥想两千年前高祖在此封王奠基，一千八百年前昭烈在此登基续命，再念及先祖永公一生守节，那份血脉深处的激荡，非言语可尽述。

蜀与刘氏，渊源极深。上古之时，蜀地便有“华阳之国”的美誉，蚕丛、鱼凫开其先，杜宇、开明继其后。至秦并巴蜀，设郡置县，开都江堰，沃野千里遂成“天府”。然而蜀地真正融入华夏正朔，是在我高祖受封汉王之后。这片土地不是边陲，而是汉家天下的精神原点。高祖以“汉”为国号，便始于汉中、蜀地；昭烈以“汉”为旗帜，便立足于益州、成都。蜀之于汉，是根基，是命脉，也是两千年来刘氏子孙魂牵梦萦的精神故土。

汉高帝邦公，我刘氏皇统之始祖。公元前206年，项羽背约，封高祖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彼时高祖麾下将士多怀东归之心。然高祖沉潜蓄势，以蜀地为粮仓、为兵源、为跳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还定三秦。进而东出函谷，与项氏争衡天下。若无蜀地之资粮、蜀民之拥戴，汉家四百年基业何从谈起？可以说，蜀地是我刘氏帝业的第一块基石，高祖在此完成了从流亡诸侯到天下共主的惊天逆转。今日立于成都北望汉中，犹可见当年金戈铁马之气，一个“汉”字，便从此镌刻在华夏大地上，千秋不易。

及至东汉末年，天下板荡，社稷倾危。我祖昭烈皇帝玄德公，以帝室之胄，承高祖之志，持“汉贼不两立”之大义，辗转半生，终在公元214年入主成都，221年正式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蜀汉）。这是汉家天下在西南一隅的悲壮续命，也是我刘氏血脉对祖宗基业的最后一次坚守。昭烈帝托孤诸葛亮于白帝城，嘱以“汉室复兴”之重托；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皆是这份遗志的延续。虽最终天命有归，但蜀汉四十余年的坚持，向天下昭示了什么叫“正统”、什么叫“气节”。今日成都武侯祠内，昭烈帝塑像端坐正中，惠陵松柏苍苍，那是先祖对汉家江山最后的守望。

再说到我直系先祖，即昭烈帝次子刘永，字公寿。章武元年，受封鲁王；建兴八年，改封甘陵王。永公性情刚正，不阿权贵，深恶宦官黄皓之奸佞，屡有形色。黄皓得势后进谗于后主，致使永公竟十余年不得朝见亲兄。此等遭遇，放在常人身上，早已折节屈膝，然永公始终守正不阿，宁可远避朝堂，不肯俯首于阉竖。蜀亡后，永公随宗室东迁洛阳，魏廷授奉车都尉、封乡侯，虽为亡国之臣，然风骨不改。更可贵者，永公之子刘晨、孙刘玄，于永嘉之乱中辗转逃回蜀地，被成汉政权封为“安乐公”。去而复返，终归故土。永公一脉，虽非帝王，却以一身正气撑起了刘氏宗室的脊梁。我每读至此，未尝不掩卷长叹：先祖之节，可昭日月；先祖之志，永励后人。

回望千年，高祖以蜀地定汉家之疆，昭烈以蜀地续汉家之命，永公以气节守刘氏之脉。那么，我辈今日当如何承此祖德、护此国家？

父以为，承祖德者，不在空拜陵庙，而在精神传承。高祖之德在“沉潜蓄势、待时而动”，人生低谷时，不气馁、不放弃；昭烈之德在“履险如夷、守正不移”，大局危难时，不退缩、不改志；永公之德在“正直立身、不阿权贵”，权奸当道时，不折节、不苟同。此三德者，合而为一，便是我刘氏家风的精髓：忠义立身，家国为重。

护国家者，非空谈口号。今日之中国，虽非汉家之天下，却仍是这片土地、这群人民、这个绵延不绝的文明共同体。我辈当以先祖气魄自勉：在岗位上尽忠职守，便是在护国家；在社会上主持正义，便是在护国家；在家庭中传扬正气，便是在护国家。今日蜀地之行，让尔等亲见先祖之陵、亲闻先祖之事、亲感先祖之气，便是将这份家国情怀代代相传。

蜀道虽难，行则必至；祖德虽远，承则必彰。站在昭烈帝惠陵之前，我携子肃立，三鞠躬告慰先祖：千年血脉，今犹在；家国天下，永不忘。愿我后人，无论身在何方，皆能以汉家子孙自励：守正、持节、报国，方不负这蜀地厚土之下，先祖的殷殷目光。

山川不老，浩气长存。此行蜀地，追远亦致远：追的是血脉之源，致的是天下之远。愿我辈与后世，皆以此心，护我家国，千秋万代，生生不息。

中岭 于2026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