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723年，开元十一年秋。长安大明宫。
中书令张说站在政事堂前，看着门下省的官员把门楣上那块匾额拆下来。
政事堂三个字，挂了将近一百年。
从贞观年间开始，三省长官就在这里合议军国大事。
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程序严谨，环环相扣。
张说看着匾额被放下来。
张说的手按在那些刻字上，指尖划过凹下去的笔画。
粗糙的触感让张说的手指缩了一下。
这块匾，张说每天进出都看见，从没摸过。
这一次摸，是在它被拆下来的时候。
一种温热的、木质的、像人掌心一样的分量，正在从张说指腹下流逝。
从贞观到开元，近百年间，无数双手在这块木头上留下过体温。
张说摸到的，是那些旧温度的剩余。
但张说还是要改。
张说上奏玄宗，把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
不只是换一块匾。
从此宰相办公处不再是一个议事场所，而是一个常设行政机构。
政事堂印换成了中书门下之印。
五房——吏、枢机、兵、户、刑礼——分掌庶政，权力从三省合议变成了中书门下独断。
张说亲手拆掉了自己的办公室。
张说站在那里，看着那块旧匾被抬走。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张说有没有回头。
那一回头，可能会看见三省六部制，中国历史上最精密的权力制衡机器，被一寸一寸拆解的开端。
那个时候，长安城里有一个刚刚上任的中书舍人。
这个中书舍人来自山东一个中等士族，寒窗十年考中进士，调任中书舍人那天，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
他骑着马从春明门进城，经过朱雀大街时，勒马看了看大明宫的方向。
他对自己说，我终于到了这里。
他还不知道使职这两个字，会怎么改变他的一生。
他也不知道，母亲在他离家的前夜缝的那件冬衣，到大明宫以后再也没穿出来过。
那件冬衣被压在箱底，一直压着。
02
三省六部制，是唐初政治文明的巅峰。
但也只是巅峰的框架。
先说设计初衷，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
一道政令要经过起草、审核、执行三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说不，都得推倒重来。
三省长官共议政事，同为宰相。
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听起来很完美。
完美的程序，往往意味着缓慢的效率。
中书省起草了一道政令，门下省驳回。
中书省修改，门下省再驳回。
两边大臣来回拉锯，好几天定不下一件事。
皇帝坐在龙椅上，看着三省来回扯皮。
边疆战报等着批复，灾区奏折等着拨款，你们还在争这个字用得对不对？
所以，唐太宗自己就说过，仆射（尚书省长官）但令授事，无益政道。
连唐太宗都觉得三省长官信不过，需要另派临时差遣的人去办正事。
到了唐玄宗时代，这个临时差遣变成了一种常态。
皇帝绕开三省，直接派自己信任的人去办特定的事。
临时差遣，事毕即罢。
这在程序上看起来没问题，权宜之计嘛，又不是要废掉三省。
清人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做过详细统计。
从同平章事（以他官行宰相职）到集贤院、史馆诸职。
从中央的度支使、户部使、盐铁使，到地方的节度使、观察使。
从文人担任的翰林学士，到宦官担任的枢密使、中尉。
皆差遣无品秩，都是使职。
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自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至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六十年间任命就达五十三人次。
但有一个细节需要先说清楚。
三省六部被架空，不是被外来势力侵蚀，而是内生性的崩塌。
唐朝的宰相头衔从来都不是三省长官，而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意为参与中书门下政事。
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一种使职。
也就是说，唐代宰相权力从一开始就寄生在使职之上，三省六部的职权只是名义上的底座。
当皇帝发现连这个底座都可以绕过的时候，正式制度的空心化就只是时间问题。
开元以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
开元以后，始有坐而为使——使职从临时变成了固定，从个别变成了普遍。
于是出现了一个局面，为使则重，为官则轻。
一个挂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哪怕原本只是个四五品的中级官吏，只要经过皇帝授权，就能行使宰相职权。
而那些三省六部的正牌长官，尚书、侍郎反而成了摆设。
那个从山东来的中书舍人，此刻正站在这个局面的起点上。
他箱子里的冬衣，还压在最底层。
3
翰林学士的出现，是最早的一刀。
唐初的翰林院，不过是个内廷供奉之所。
里面养着文词之士、经学之士，还有卜医棋术等各种专门人才，陪皇帝下棋、作画、写字。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翰林供奉被改为翰林学士，在宫中另建学士院。
一个新的使职。
一个新的权力中枢。
从这一天起，皇帝的命令被分成了两种。
翰林学士所撰，直接从禁中发出，称内制，用白麻纸写。
中书舍人所撰，为外朝所拟，称外制，用黄麻纸写。
内制管什么？
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后建储，全是国家最核心的大事。
外制管什么？
一般诏书。
大诗人白居易既做过中书舍人也做过翰林学士。
翻开白居易的文集，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诏放在一起。
内制与外制的轻重之别，一目了然。
到了陆贽任翰林学士时，陆贽奏对之间，实际上已行宰相之权。
此后内相之名，响彻朝野。
中书省的政令起草权，就这样被分割了。
中书省之后，轮到尚书省了。
户部是尚书省最核心的部门之一，管着国家的钱袋子。
户部下辖四司，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
从唐德宗开始，户部就很少管理财政了。
代之而起的是盐铁使、转运使、户部使。
这些使职由皇帝直接任命，不列入三省六部序列，却实际掌握财政、漕运等核心权力。
天下的赋税，盐利居半。
而盐利掌握在谁手里？盐铁转运使手里。
户部尚书？管不着。
度支使原本是户部度支司的长官。
但在唐代宗以后，这个职位由皇帝特派大臣担任，从此独立于户部之外。
与判户部使及盐铁转运使合称三司。
三司使掌管着帝国的财政命脉，三省六部里的户部，成了一个清闲衙门。
政令起草权被翰林学士分了，财政执行权被三司使拿了，门下省的封驳审核权也被绕过了。
内制从禁中直接发出，不再经过门下省审核。
外制仍然由门下省发出，但是帝国最核心的事务已不再需要那道门槛了。
有人站在朝堂上，发现三省六部的职能正在被使职一寸一寸地啃食。
就是那个年轻的中书舍人。
他第一天走进政事堂，看见里面坐着的人都挂着同平章事头衔在讨论军国大事。
而他这个中书舍人，只能站在门外，等着黄麻纸递出来写诏书。
第二天他走进户部大堂，发现尚书和侍郎都在喝茶聊天，真正的钱袋子在隔壁的三司使衙门。
第三天他下了朝，听见宰相府的门役说：“这是我们大人的使职，不归三省管。”
他仰头看了看长安城的天空。
想起了春明门外那个早晨，他勒马看大明宫时的心情。
那时他以为，考中进士、做到中书舍人，就是到了这个帝国权力的中心。
现在他知道了，他站在中心的外面。
他箱子里那件冬衣，还在最底层压着。
他不知道的是，再过四年，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就要爆发了。
04
安史之乱后，使职不仅数量激增，并且权力范围进一步扩张。
三省六部，只剩下一副空架子。
唐朝后期，只有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才是真宰相。
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多作为荣誉头衔。
六部尚书渐渐成为虚职。
到了宋代，六部尚书被彻底架空。
这一制度遗产到了宋代演化为官、职、差遣三分离的体系。
官仅定品阶，职为荣誉衔，差遣才是实际掌事的资格。
唐代使职的临时差遣，到了宋代成了正式的游戏规则。
那个年轻的中书舍人如果活到了代宗朝。
从开元到代宗，四十多年过去了。
那他就会认出，元载就是当年站在政事堂里面的那些人之一。
只是元载比中书舍人当年看到的那些人走得更远。
元载用使职把自己变成了帝国实际的主人。
元载，出身寒微，嗜好读书。
唐代宗即位后，元载交好权宦李辅国，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
但元载拜相时还领使如故，既当着宰相，又兼领着使职。
后来元载觉得度支使事务繁浩，有损宰相威宠，才把钱谷事务全部交给刘晏。
但元载并不满足。
元载利用兼领度支使的权力长期把持财政调度、排除异己、修筑豪宅。
任人唯亲，骄纵专横。
大历十二年（777年），唐代宗下诏赐元载自尽。
元载临死前，那间收押元载的屋子里，门役正在收拾元载的遗物。
箱子里翻出一块旧的木牌，上面刻着度支使三个字。
那是元载早年担任度支使时的衙门牌子。
门役拿起那块木牌，看了一会儿，扔了。
元载不知道这件事。
元载如果知道，大概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度支使衙门度过的那些夜晚。
那个夜晚的灯是豆油灯，账册是用麻纸抄的，元载翻到半夜才回家。
那时元载还没想过使职能做什么用。
元载只是想升官。
从度支使到宰相，元载用了二十三年。
而从宰相到被赐死，只用了不到一夜。
那块牌子被门役扔掉的时候，上面的字还清晰可读。
元载在朝堂上听到御史弹劾他擅权的那天，手指会不会也缩了一下？
史书没有写。
但我们知道，那个动作和开元十一年秋天张说缩回手指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张说缩回时还有旧匾可摸，元载缩回时，旧匾已经不在了。
另一种使职的力量，此时正在朝堂的另一侧膨胀——宦官。
元载用使职揽权，而元载身后，宦官正在用使职接管帝国的军事。
鱼朝恩，泸州泸川人，天宝末年入宫。
安史之乱后，宦官开始监军，督查各地将领平叛。
鱼朝恩就是其中最跋扈的一个。
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监领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大军。
到广德元年（763年），鱼朝恩升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帅神策军。
观军容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开始的。
一个宦官，既管着中央禁军，又兼管着最高学府国子监。
有一次，鱼朝恩将百官召至国子监，以讲解《周易》为名，含沙射影地把矛头对准了在座的朝官。
鱼朝恩坐在台上，一页一页翻开竹简。
满堂的朝官，没人敢抬头看鱼朝恩。
满堂的沉默，比哭声更刺耳。
有人低着头，听见竹简翻动的声音，一页，又一页。
那声音穿过整个国子监的大堂，落在每个人的头顶。
像有人在翻他们的命。一下，又一下。
鱼朝恩被唐代宗与元载合谋缢杀于大历五年（770年）。
但宦官专权并未终结。
神策军的控制权被收回后又交还给了新一代宦官。
元载死了，鱼朝恩死了。
但使职体系还在。
地方节度使、观察使还在。
藩镇坐大，政令不出长安。
05
三省六部制，为什么会被架空？
最直接的回答，皇帝要效率。
三省分权，程序正义，但太慢了。
边疆打仗等不起，灾民饿肚子等不起。
皇帝需要一个更快的方式，绕过所有程序，直接派自己信任的人去办。
于是有了使职。
临时差遣，事毕即罢。
听起来合理。
但这个临时一旦尝到了甜头，就停不下来了。
度支使办得好？继续办。
盐铁使办得好？接着办。
翰林学士写诏书写得好？以后最重要的诏书都交给你。
临时变固定，个别变普遍。
三省六部的职能，被一寸一寸地啃食。
但让我们把问题再问深一层，效率，真的提高了吗？
这里需要多说一层关系。
使职体系的膨胀，直接导致了藩镇割据的加剧。
因为节度使本人就是最大的使职。
当他们不再对三省负责，而只对皇帝的差遣负责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就从行政隶属变成了私人效忠。
当效忠的对象可以随时更换，地方就不再听中央的了。
安史之乱后，一个最典型的局面是。
宰相的奏章从长安出发，往东走三个月，到不了淄青节度使的驻地。
节度使的答复在来路上走四个月，回到长安时，皇帝已经换了三个批阅的人。
程序正义被牺牲了。
决策效率，那个被用来正当化一切使职扩张的理由，也没有保住。
政令不出长安。
宰相的政令出了长安，也等于没有出。
这才是最深的反讽。
一个靠程序运转的系统，最终被效率的诱惑摧毁。
摧毁之后，连效率本身也消失了。
那件压在箱底的冬衣，始终没有等到穿它的冬天。
06
开元十一年，张说把政事堂的匾额换下来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开启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张说亲手挂上去的中书门下匾额，成了帝国中枢此后两百年的新面孔。
但一百五十四年后，元载用它揽权。
两百年后，鱼朝恩用它监军。
三百年后，三省六部只剩一个空名。
这一制度遗产到了宋代，进一步演化为官、职、差遣三分离的体系。
唐代使职的临时差遣，成了宋代官场的正式游戏规则。
宰相的头衔还在，但实权在翰林学士手里。
六部的衙门还在，但财权在三司使手里。
中央的政令还在发，但藩镇根本不听。
张说如果回来，站在他挂上去的那块匾下面。
以张说的官阶、品秩、衙门，一切都没变。
但张说指腹下那块旧匾的触感，再也不会回来了。
元载用过的、鱼朝恩读过的、朱泚放过火的，从始到终，都是同一块匾。
那个年轻的中书舍人呢？
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他后来没有做宰相，也没有被贬到岭南。
他只是在一个深秋的下午打开了箱子，把那件冬衣拿出来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那是冬衣唯一一次从箱底被拿起来。
然后，中书舍人合上箱子，继续去政事堂门外站着了。
他看见那些人。
政事堂里坐着的、户部大堂里喝茶的、宰相府门役口中不归三省管的。
每一个，都在用使职拆解着他这个正牌官员存在的意义。
他仰头看长安天空的那个下午，这块帝国的中枢已经空了一半。
那个仰头的动作，和春明门外勒马时是一样的。
只是那时他看的是大明宫，此刻他看的是天。
他母亲缝的那件冬衣，始终没有穿出来过。
从离开家的那个前夜，到冬衣被压进箱底，再到和木牌一起被人遗忘。
木牌被扔掉了，冬衣没有被扔掉，也没有被穿上。
冬衣只是在一个深秋的下午被人从箱底拿出来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为使则重，为官则轻。
八个字，道尽了一个帝国的暮色。
不对，不是暮色。
是暮色之前的那个时辰，明明还亮着，但所有人都知道天要黑了。
天黑不是从日落开始的。
是从张说手指触到那块旧匾的粗糙纹理那一刻开始的。
一个手指的缩回，一件冬衣的未曾穿上，一个帝国暮色的降临。
三件事，同时发生在同一块木头的纹理里。
而那件冬衣，还在箱底。
从它被缝好那一刻起，它就注定了要压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
它和它的主人一样，来到了长安，也没有抵达长安。
那是冬衣唯一一次从箱底被拿起来。
然后，又被放了回去。
【附注】
本文主要依据《新唐书·百官志》《通典·职官典》、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华书局，2008年）及白居易《白氏长庆集》等史料，并结合唐代使职差遣制度的相关研究。
文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使职的制度史判断，参照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及唐长孺《唐代使职制度考略》（载于《唐长孺文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04年）。
使职差遣制度在唐后期的具体演变，见赖瑞和《唐代使职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
宋代官、职、差遣三分离体系与唐代使职制度的关系，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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