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岚
“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句法谚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点明了审判公开的终极价值，而旁听制度，正是将这一价值从纸面落地为现实的根本机制。翻开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条文清晰书写：除非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极少数法定例外，所有案件一律公开审理。在权利的逻辑深处，司法权本就源自人民的授权与信任，旁听绝非对法庭的“打扰”，而是人民行使监督权、见证权力运行的自然路径。无论从规范主义还是从宪制框架出发，旁听都是达成正义不可或缺的一环。剥夺旁听权利，无异于对审判公开实施了一场“阉割手术”；所谓的公开如果无法被目睹，便只剩下宣告仪式上的空洞自欺。
山水灵秀的修水县，雾霭缠绵于山峦之间。这片土地曾是一处神圣之地——秋收起义的第一声枪响在这里划破长空，革命老区的红旗曾在此高高飘扬。正因如此，笔者曾本能地相信，这里会天然地践行“以公开促公正”的法治信仰。然而，当案件事实如被雾气笼罩的山峰一般扑朔迷离时，笔者方才惊觉，有些地方的高尚传统与当下实践之间，竟相去甚远。
这一切，始于一次原本理应公开的庭审。近期，修水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万一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等案件。庭前，家属接到了来自法院工作人员的主动联系，详细沟通了旁听安排。一周前，法院明确告知家属：旁听名额将从10人缩减为5人，理由是届时有人大代表列席；而申请旁听的律师，只要凭律师证即可进入，只需提前将名单统计报送即可。带着一丝疑虑，也带着对司法公开的期待，各地律师们于开庭前一日陆续抵达修水，满心期待第二日的庭审盛况。
然而，庭审当日的现实迅速击碎了这份期待。
一群自称“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人员插队优先涌入法庭。旁听律师们循规守矩地等在门前，却眼睁睁看着大门在他们面前无情关闭。法警给出的阻拦理由异常简单：“你没有旁听证，不在名单之内。”可法院先前承诺的是“报备即可进入”，从未提及需要分发旁听证，也未向任何人作出“需要旁听证方可入内”的预告。法律并未规定旁听必须持有旁听证，也未要求律师必须凭执业证才能行使公民旁听权。退一万步说，即便没有律师证和旁听证，一名合法公民持有效身份证件同样有权进入公开庭审的法庭——这是《人民法院法庭规则》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底线权利。“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一句耳熟能详的法治箴言，可法院强推旁听证作为限制入内的法律依据，究竟援引了哪一条、哪一款？又为何在事后临时增设律师证的门槛？一切不得而知。
面对维权律师的追问，法警又抛出了新的说辞：法庭内“座椅不够”。座椅不够，本有大法庭可用，本可开设视频旁听，本可依申请顺序抽签摇号。这些合法、合理、合规的解决方案，修水县法院偏偏一个也没有采用。法律规定清晰明确：旁听席位不足时，法院应当按申请顺序、抽签、摇号发放旁听证，并优先保障近亲属或案件利害关系人。然而，在场所有律师与家属，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抽签或摇号，更没有一个人收到过公平的席位分配结果。
公开报道与历史庭审记录显示，同一间审判法庭曾容纳过百余人旁听。为何到了本次庭审，席位竟凭空“不够”？笔者透过门缝观察发现，座椅被临时拆除的痕迹清晰可辨。法庭旁听区域的临时改造，本应出于司法设施修缮的正当需要。合议庭在开庭前连夜拆除四排座椅，人为压缩空间，这并非工程改造，而是以物理方式变相钳制旁听权利。这种将公开审理削减为形式礼仪的举措，严重违背了审判公开的法定原则，是典型的程序不当，也是制度性的傲慢。
更令人困惑的是，在场的旁听人员与所谓“人大代表”交流时发现，这些声称代表民意的人员中，有农行退休职工，有社区工作人员，甚至有一位七旬有余的老太太，刚一落座就昏昏欲睡。问及身份，自称为某防疫部门退休人员。庭审若确有代表、委员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家属与公民自然可以理解；可法院若放任甚至安排社会人员冒充“代表”身份参与旁听，用意何在？究竟是挤占席位，还是人为操控旁听人员结构？这其中的隐情，令人难以揣测。
当律师们依法争取旁听权利时，一位法警脱口而出：“我们排查的就是你们律师！”这句话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这场庭审的真正逻辑：法庭的目标，不是让公众看见审判，而是让某些人被排除在视线之外。
或许是因为律师的维权声音过于激烈，修水县法院连夜调动公安民警，对一楼楼梯口实施严防死守，逐人核查身份。法律规定，公检法之间应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法律从未授予法院随意调动警力的权限。而公安机关在12389热线中回应称“未违法办案，侦查过程全程由法院、检察院提前介入监督”——如此表态，反倒让人更加怀疑，法院、检察院与公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合办案的默契。无论从哪个角度，这种调动公安的行为都缺乏充分的程序合法性。对于修水县法院能否公正审理此案，笔者已无心置评。
第二日，旁听律师彻底失去了进入法庭的机会；再后来，彻底失去了进入法院大门的权利。
全国知名的刑辩律师吴丹红，以仗义执言闻名业界，更因其在诸多案件中坚守程序正义而广受尊重。第一日限制旁听时，他便直言不讳地指出法院做法于理于法无据。结果，他成了修水县法院的“预防性拉黑对象”。如果“限制进入法庭”尚可勉强解释为维护庭审秩序，那么“限制一位持有效执业证的律师进入法院大门”，则在任何法律规定中都找不到依据。即使修水县法院给出的理由是他系“前辩护人”，可无论是《律师法》还是《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均未规定前辩护人不得进入法院。更何况，吴丹红律师从未在该案中提交过辩护手续，更不曾担任过辩护人。他的仗义执言，让他成了修水县法院“最不受欢迎的人”。
与他一同被拦在法院门外的，还有万一的妹妹。理由同样简洁有力：她是“证人”。证人不得旁听，确有法律依据。然而，证人的本质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并非做一次笔录就能天然获得资格——对证人身份的认定，在刑事案件中必须进行实质审查。更何况，万一的妹妹所做的笔录内容，与定罪量刑并无直接关联；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本次开庭之前的庭审中，她曾全程旁听。如果她真是“证人”，上次庭审便构成程序事故，相关人员理应被追责；若她不是，本次剥夺旁听权又有何解释？前后矛盾、出尔反尔，于法于情皆难自圆。
不当限制旁听，正在以不断增殖的方式架空审判公开制度。如今，所有人都已明白：修水县法院本次的所谓“公开”，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宣告。设置障碍、动用公安、层层设卡，将宪法和诉讼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权利架空，不仅弱化了民众对司法公权力的有效监督，更令人忧心的是，当公权力失去透明约束，司法不公便会暗自滋生，社会猜忌便会蔓延扩散。在这场权利争夺中，万一的姑姑因法院的反复欺骗而哀嚎失声、血压飙升；有旁听人员在抗争过程中遭到法警暴力抱摔……我们不禁要问：如此费心费力地限制旁听，如此大动干戈地修筑“信息高墙”，受益者究竟是谁？
这，显然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程序违法，还在更深的暗处如火如荼地推进。
审判公开，从来不只是一份裁判文书上“本案公开审理”的格式声明，而是要让公民旁听权真正落地，让庭审全过程在阳光下运行。司法机关应当依法保障每一位公民平等的旁听权；法庭应合理规划并足额保留旁听席位，不应选择性放行、人为压缩空间、刻意制造席位不足的假象；更不得以“人大代表旁听”为借口，将依法行使监督权的公众拒之门外。无论旁听预约登记，还是不予准许旁听，均应给出明确理由，必要时出具书面说明。若物理空间确实有限，完全可以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公开的方式，依法开展庭审直播与录播，打破物理空间的壁垒，让每一位关心司法的公民都能够真实地看到、听到、见证到庭审的全过程。
如果万一是被依法认定的“有罪”，那就请在公众与正义的注目下公正判决；如果万一是清白的、无罪的，更应当在阳光之下坦然释放。修水的雾可以缭绕山峦，但司法正义的雾，终究不能长久遮蔽。
越是为了掩盖真相而层层紧闭，真相就越会从缝隙中泄露得更多、更迅猛、更彻底。
（作者：盛岚律师 已获其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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