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泉州闷热得像个蒸笼，连海风都带着黏糊糊的咸腥味。我在晋江边上那家镇办五金厂干了整整十一年，从学徒熬到车间小组长，每天跟铜线铜管打交道，手指头被毛刺刮出的口子好了又裂，裂了又好。那年春天厂里效益就垮了，订单少得可怜，四月份开始只能发一半工资，到六月份干脆通知让我们回家等消息。临走那天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那台冲压机落了灰，心里跟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我是工人，除了摆弄这些铜疙瘩，不会干别的。

预感这东西说来就来。那天我骑摩托车去泉州大桥那边的旧货市场淘二手零件，碰见一个从广东过来的潮汕人，他蹲在一堆废铜线旁边抽烟，说深圳那边工厂抢铜抢疯了，三十五块一公斤，有多少吃多少，再过半年你等着看，起码上五十。我递了根石狮烟给他，蹲在旁边听他讲了大半个钟头。他走后我绕着那堆废铜走了好几圈，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我干了一辈子铜，铜值几个钱我还不知道么。那些年福建到处在修公路盖厂房，电线电缆的需求就像无底洞，铜这玩意儿只会越来越金贵。

那天晚上回到石狮郊区的家里，我翻出压在五斗柜底下的存折，跟我老婆林秀芬存了三年的钱，总共两万八千块。秀芬在镇上的服装厂踩缝纫机，计件的，眼睛熬得老花镜都戴上了，一个月也就挣三四百。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我琢磨了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早骑车去了泉州我哥家。我哥在搬运站开车，听我说完，从抽屉里翻出一张一万五的定期存单，是给侄女攒的嫁妆钱。他老婆站在厨房门口黑着脸，我哥把存单拍在桌上说，我弟不是那种胡来的人。我拿着那张存单出了门，在楼道里站了好几分钟才把眼泪憋回去。

又找了三个老工友凑了一万二，岳父那边我实在张不开嘴，是秀芬回娘家跪在她爸面前哭了一场，拿来了一万块的棺材本。东拼西凑七凑八凑，总算凑了六万五，刚好够买一百八十多吨混着杂铜的货，因为纯紫铜板太贵，只能掺些成色好的黄铜和废铜线缆压成本。货存在石狮海边一个废弃的冷冻厂仓库里，那地方潮湿但通风，铜不怕潮，就怕贼。我用油布把铜疙瘩一捆捆裹严实，外面堆上废旧木板做掩护，每天夜里都要骑摩托过去转一圈，像守着一窝刚下的蛋。

七月份天最热的时候，铜价不但没涨，反而掉到了三十二块。消息不知道怎么就走漏了出去，整个镇子的人都晓得了，五金厂那个老周疯掉了，把所有家当砸进去买了一仓库废铜烂铁。服装厂那些女工当着秀芬的面就敢议论，说她男人脑子进了水，迟早连房子都得赔进去。秀芬回来没哭没闹，只是做饭的时候把菜切得特别响，砧板咚咚咚震得我心里发毛。我端碗过去想跟她说话，她背对着我擦灶台，说我爸今天打电话来了，让我劝你把铜卖了，亏多少他都认了。我端着碗站了半天，说秀芬你再给我三个月。她把抹布往水槽里一摔，三个月，咱闺女下学期的学费都还没着落，三个月以后你让全家人喝西北风去？

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灰暗的日子。秀芬开始每天骑自行车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帮子，回来用水泡了切碎拌酱吃。闺女夏天没凉鞋穿，脚趾头从破布鞋里钻出来，秀芬拿针线缝了又缝。我哥那边侄女的嫁妆钱被我拖住了，嫂子跟我哥天天吵架，我哥每次见我都抽着烟叹气，一句话不说，那叹气比骂我还难受。岳父那边查出高血压要住院，秀芬没跟我说，自己找厂里预支了两个月工钱去交了押金，我知道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那天晚上我骑车去海边仓库，蹲在那些油布包中间抽了半包烟，海风呼呼灌进来，铁皮屋顶哐当哐当响，我一拳砸在铜板上，手背破了皮，血珠子渗出来，可那些冷冰冰的铜板连个回响都不给我。

我想过认输，最低的时候联系人来看货，人家出价二十八，一百八十多吨出掉的话，亏掉一半多不说，还完债连裤衩都不剩。我蹲在仓库门口看着远处的海平线，天灰蒙蒙的跟铅板一样，脑子里突然冒出师傅当年说的话，铜这个东西啊，比人熬得住，你急它就掉价，你不急它迟早给你涨回来。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把那个买家送走了。回家的时候秀芬还没睡，坐在堂屋里就着一盏白炽灯给闺女改旧衣裳。我站在门口，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怨有怕，可到底没说出狠话来，只是低头继续踩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像秒针，一下一下扎在我心上。

转机出现在九月底。那天中午收音机播新闻，说国家要在东南沿海搞电网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铜材需求量成倍增长，紧接着上海期货市场的铜价连续三天涨停。我从椅子上蹦起来，骑上摩托就往海边冲，风把眼睛吹得睁不开，可我一路咧着嘴笑，笑得脸都僵了。铜价从三十五开始窜，十月初三十八，十月中旬四十，十一月稳稳上了四十五。当初那些笑话我的人拐着弯找上门来搭话，说老周你发财了别忘了老邻居，我一个都没搭理，每天照常去仓库清点，不急不躁地等着。

十二月初，铜价冲破五十二块。我开始分批出手，从福州来了个大买家，看了货二话不说全要了。最后一笔钱到账那天是十二月十八号，泉州那年冬天不算冷，海风吹着甚至有点暖意。我揣着那张九十万出头的存单从银行出来，手心里全是汗，摩托车打着火之后我半天没挂挡，就坐在路边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看那些骑自行车买菜的女人、背着书包放学的孩子、在路边下象棋的老头，所有人的日子都照常过着，可我觉得这天底下的一切都跟昨天不一样了。

到家的时候秀芬正在门口晾衣服，湿衣裳滴滴答答淌着水。我走过去把那张存单轻轻放在晾衣架旁边的水泥台子上，她看了一眼，手里的衣裳掉进盆里溅起水花。她没有笑也没有叫，就那么站了好几秒，然后转过身蹲下去捡衣裳，捡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在抖，衣裳上的水珠甩了一地。她蹲在那里半天没起来，我走过去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她反手攥住了我的手指头，攥得死紧，指甲都掐进我肉里了。我们就那么一个站着蹲着，谁都没说话，巷口那只大黄狗冲我们摇尾巴，海风吹过来，晾衣绳上的衣裳飘飘荡荡的，像一面面旗子。

后来我把债全清了。还我哥那一万五的时候他死活不要利息，我就偷偷给侄女买了条金项链当嫁妆。岳父那一万我连本带利还了两万，老丈人攥着钱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女婿你没让爸白疼你。剩下的钱我在石狮新区买了套三居室的商品房，是秀芬挑的，站在阳台上能看见远处的海。搬家那天闺女光着脚在新地板上跑来跑去，秀芬摸着雪白的墙面眼圈发红。我还给秀芬买了台最好的电动缝纫机，原来那台脚踏的跟了她八年，踏板都踩出了两个坑。她坐在新机器前面，摸着那些锃亮的零件，跟我说老周，这台机器比咱闺女都金贵。我笑着没说话，心里清楚，她金贵的不是机器，是终于从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里走出来的喘口气。

日子流水一样过了二十多年。我后来再没碰过那些大起大落的买卖，在新区找了个五金厂的顾问活，不累，够花就行。秀芬的缝纫铺子开了十几年，后来眼睛花了就关了，在家给孙女做些小衣裳小鞋子。闺女大学毕业后在厦门成了家，每个月带外孙回来看我们，秀芬就忙里忙外地张罗，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我坐在客厅看电视，偶尔听见秀芬在厨房里哼闽南小调，那种踏实的感觉比当年拿到九十万存单时还要让人心里满当当的。

有时候晚上两个人坐在阳台上喝茶看海，秀芬还会提起当年那批铜，说我老周你一辈子就疯过那么一回，疯得差点把家都搭进去。我就攥着她手说搭不进去，你一直在岸上拽着绳子呢。她骂我油嘴滑舌，可手没抽回去。我望着远处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渔火，想着九六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想着我蹲在冷冻厂仓库里用手电筒照那些铜板的样子。那时候的我像一艘闯进风浪里的破船，可每次回头都能看见岸上那盏灯亮着，那是秀芬没舍得吹灭的、摇摇晃晃却始终没灭的灯火。

那些铜板后来不知道熔到了哪根电缆里铺在哪条路底下，可它们换来的东西还在我身边安安稳稳地过着。孙女在客厅地板上追着玩具车跑，秀芬端着切好的西瓜从厨房出来，冲我喊别发呆了快来吃瓜。我站起来走过去，接过她递来的那块瓜，咬了一口，凉丝丝甜津津的。人这一辈子赌不了几次，可每次下注的时候你要记得看看身后有没有人愿意陪你一起扛。扛过来之后你就会明白，钱是铜板换来的，可命是那个愿意跟你一起吃菜帮子的人续上的。海风又吹过来了，带着九六年那个夏天一模一样的咸腥味，可如今闻在鼻子里，满满的都是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