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和亲家公自驾游，一路和睦，第5天我俩在服务区因一顿饭动手|周婷|服务区|王桂芬|翻译|自驾游|茶几

从酒泉往敦煌走的路上，车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

说不上来具体哪里变了，但就是不一样了。以前老周坐在后面嗑瓜子，我浑身不自在，总觉得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像锯条在锯我的神经。现在他照旧嗑，瓜子壳照旧偶尔飞到我的椅背上，我却觉得没什么了。甚至他递过来一把瓜子问我吃不吃的时候，我还真的接过来嗑了几颗。

王桂芬看在眼里，没说话，但嘴角那个笑意藏都藏不住。她跟刘秀梅在后座咬耳朵，不知道在嘀咕什么，两个老太太时不时笑出声来，跟两只刚下了蛋的老母鸡似的。

赵鸣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无非是“爸你们没事了吧”之类的。我没给他机会问，主动开口了：“鸣子，前头到哪儿了？”

“快到玉门了，爸。”

“玉门，”我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春风不度玉门关。”

“对对对，就是那个玉门！”老周从前排副驾驶回过头来，“老赵，你给讲讲，那首诗怎么念来着？”

“王之涣的《凉州词》，”我说，“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春风不度玉门关，”老周咂摸着这句诗，“是什么意思？春天刮不到这儿？”

“表面上是说玉门关外春风吹不到，实际上是说边塞将士的苦寒和朝廷恩泽达不到边关的悲凉。”我解释道。

“哦——”老周拖长了声音，“就是说皇帝老儿不管边疆战士的死活呗。”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么理解也行，话糙理不糙。”

“本来就是嘛，”老周得意了，“你们文化人非得绕那么大弯子，直接说不就完了。”

要是放在几天前，我肯定会跟他掰扯“文学表达”和“直白陈述”的区别，会告诉他诗歌的美感就在于含蓄和留白。但今天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戈壁滩。

远处的天际线上，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片白色的风车，巨大的叶片在风中缓缓转动，像是戈壁滩上长出来的一片钢铁森林。

周婷指着那片风车说：“你们看，好壮观！”

赵鸣放慢了车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些。那些风车真的很大，站在它们底下，人就像蚂蚁一样渺小。风车转动的时候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混合着戈壁滩上的风声，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和壮阔。

“老赵，你说这玩意儿一天能发多少电？”老周又开始了他的实用主义提问。

“一台大概几千度吧，看风速。”

“那这么多台，不得供一个城市用了？”

“差不多，这一片是一个风电场，总装机容量应该不小。”

“这比烧煤强，”老周点点头，“干净。”

我看了他一眼，有些意外。我原以为他会说“这铁疙瘩立在戈壁滩上破坏风景”之类的话，没想到他居然想到了环保。

老周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嘿嘿一笑：“怎么，你以为我只会嫌这嫌那？我这觉悟也是有的好不好。”

“我没那个意思。”我赶紧解释。

“你有，”老周不依不饶，“你那眼神我读得懂。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你以前就是这么看我的。慢慢改呗，反正以后日子还长。”

这人说话就是这样，直来直去，一点弯都不带拐的。要是以前，我肯定觉得他在呛我。但现在我听着，却觉得这话里有一种难得的坦诚。他把话摆在桌面上，不藏着掖着，其实反而让人踏实。

到了敦煌已经是下午了。赵鸣把车直接开到了莫高窟的游客中心，买好了票，又坐了景区的摆渡车进去。

莫高窟的名声我从小就知道，课本上、电视上、画册上，看过无数遍。但真正站在那些洞窟前面的时候，那种震撼是完全不一样的。崖壁上密密麻麻全是洞窟，像是一面巨大的蜂巢。千年前的画工们就着油灯的光，一笔一笔地在洞壁上画出了飞天、菩萨、供养人，画出了他们心中的极乐世界。

我们跟着讲解员进了一个唐代的洞窟，里面很暗，只有讲解员手里的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光柱照在壁画上，那些一千多年前的颜色依然鲜艳——石青、石绿、朱砂、金粉，在黑暗中熠熠生辉。

“这是《反弹琵琶》图，”讲解员把光束对准了壁画中央的一身飞天，“是敦煌壁画中最著名的形象之一。”

那个飞天斜着身子，把琵琶反背在身后，手指拨动琴弦，姿态优美得不可思议。身上的飘带和衣裙都在飞舞，像是被天上的风吹动的。

所有人都安静地看着，连老周都不说话了。

从洞窟里出来，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老周眯着眼睛站在崖壁下面，仰头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洞窟，好半天才说了一句：“古人也真是厉害。”

“是啊。”我说。

“在石头上掏洞，在洞里画画，一画画好几百年，”老周摇摇头，“图什么呢？”

“信仰吧，”我说，“他们相信这样做能积累功德，能往生极乐。”

“管用吗？”

“不知道。但画这些画的人，凿这些洞的人，大概是真的相信。”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其实跟咱们也差不多。”

“什么意思？”

“你教书教了一辈子，我修农机修了一辈子，”他说，“咱们图的又是什么呢？不就是觉得这事该做，做了心里踏实。跟那些画画的古人，也差不到哪儿去。”

我被老周这番话震了一下。他说得对，教书和修农机，在某种意义上和那些画壁画的人是一样的——都是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某件事情里，不求什么回报，只因为相信它值得。

这个连初中都没念完的老头，有时候说出来的话，比我这个教了一辈子书的人还通透。

从莫高窟出来，我们去了鸣沙山月牙泉。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太阳没那么毒了，但沙子还是烫脚的。景区里有租鞋套的，橙红色的，套在鞋外面防止沙子灌进去。我们一人租了一双，穿上之后像一群橙脚鸭子，走起路来沙沙响。

老周看着月牙泉，又发表了高论：“就这么一汪水，在沙漠中间，多少年了都没干，也是稀奇。”

“地下有暗河补给，”我说，“所以千年不涸。”

“大自然真是神奇。”老周感叹了一句，然后就盯上了旁边的鸣沙山。那座沙山少说有五六十米高，沙坡很陡，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往上爬的人。远远看去，那些人像蚂蚁一样，在金色的沙坡上排成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

“上去看看？”老周跃跃欲试。

“算了吧，”刘秀梅先打了退堂鼓，“这么高，爬上去得累死。”

“来了不爬白不爬，”老周已经开始往上走了，“你们不爬我爬。”

我看了一眼王桂芬，她摆摆手：“别看我，我肯定不爬。”

“我跟你上去。”我说。

老周回头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行啊老赵，有胆量。”

爬沙山跟爬普通的山完全不一样。沙子是松的，脚踩上去就往下陷，走一步滑半步，格外费力。才爬了不到十米，我就开始喘了。老周在前面，虽然也喘，但速度明显比我快。

“老赵，你这体力不行啊，”他回头喊，“平时是不是不锻炼？”

“谁……谁说的……”我嘴硬，“我每天……散步……”

“散步不算锻炼，”老周停下来等我，“你得跑步，打太极也行。我每天早上都打一套太极拳，打了十几年了。”

我好不容易追上他，扶着膝盖直喘气。沙子从脚下滑下去，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往上看，山顶还远着呢；往下看，王桂芬她们已经变成了几个小点。

“歇会儿，”老周从包里拿出一瓶水递给我，“不着急。”

我接过水喝了几口，缓过来一些。坐在沙坡上，看着远处的月牙泉和更远处的戈壁滩，天地开阔得让人心旷神怡。

“老周，说实话，”我开口了，“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怎么忽然问这个？”老周愣了一下。

“就是想听听你的真话。当面说，不攒着，咱俩不是说好的吗？”

老周想了想，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太端着了。”

“端着？”

“嗯，端着。说话端着，做事端着，连笑都端着。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给人上课，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个文化人。”老周说得很认真，“但你心是好的，我知道。就是太好面子，活得太累。”

我没有反驳。他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活得太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在意自己这张“文化人”的脸面。讲台站久了，放不下身段，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应该是个表率。可表率当久了，就成了包袱。

“你呢，”我说，“你也听听你自己的毛病。”

“你说，我听着。”

“你太不端着了，”我说，“什么都不在乎，旁人的感受不在乎，场合合不合适不在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洒脱是好，但洒脱过头了，就是不管不顾。”

老周没有生气，反而点了点头：“我知道。秀梅也老这么说我。我就是管不住自己，一高兴就什么都忘了。”

“那就互相看着点，”我说，“我帮你端着点，你帮我松着点。”

老周看着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沙山上回荡。“行，这个分工好！”

歇够了，我们继续往上爬。越往上越陡，沙子也越松，有几次我差点滑下去，都是老周伸手拽住了我。他的手劲儿很大，攥着我的手腕像一把钳子。

最后一截是最陡的，几乎有六七十度。旁边有景区设置的绳梯，埋在沙子里，踩着绳梯的横档能省不少力。我和老周一前一后，拽着绳梯往上爬，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登了顶。

山顶上的风景，值得所有的气喘吁吁。

夕阳西下，整个鸣沙山被染成了金红色，连绵起伏的沙丘一直延伸到天边，像是大地的波浪被瞬间凝固了。月牙泉静静地卧在沙山环抱之中，水面反射着夕阳的余晖，像一面金色的镜子。

风很大，吹得沙子打在脸上生疼。但我和老周谁都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种时候，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站了好一会儿，老周忽然坐了下来，然后身子一歪，顺着沙坡就往下滑。

“老周你干什么！”我吓了一跳。

“滑沙啊！下来下来，可好玩了！”他的声音从下面传来，人已经滑出去十几米了。他的冲锋衣在沙子上摩擦发出呲呲的声音，两只手在空中乱舞，像一只笨拙的大鸟。

我看他在沙子上翻滚的样子，先是担心，后来发现他没事，就觉得好笑。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头子，在沙山上滚得像个小孩，说出去谁信？

但老周就是这种人。他不在乎自己多大岁数，不在乎别人怎么看，高兴了就打滚，生气了就拍桌子，活得简单又痛快。

“老赵！你倒是下来啊！”他在下面喊。

我犹豫了一下。我的膝盖不太好，这种剧烈动作医生建议少做。但看着老周在下面兴奋的样子，我心一横，也坐了下来，学着老周的样子往下滑。

沙子从身下滑过，有一种奇异的顺滑感。速度越来越快，风在耳边呼呼作响，沙子溅起来打在脸上，我忍不住闭上了眼睛。那种失重的感觉让我心跳加速，但同时也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纯粹的快乐。

我忍不住喊了出来。

声音很大，像是把这些年攒下的所有拘谨和端着的劲儿都喊出去了。

快到山脚的时候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我停下来，躺在沙子上，胸口剧烈起伏着，大口大口地喘气。

老周走过来，低头看着我，笑得前仰后合：“怎么样老赵，爽不爽？”

“爽！”我大声说。

老周伸出手把我拉起来。我浑身上下全是沙子，头发里、耳朵里、衣服口袋里，连鞋套里面都灌满了。王桂芬走过来，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

“什么样？”我拍了拍身上的沙子，笑着说，“像个人样！”

王桂芬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笑得很开心，眼睛里亮晶晶的，好像看到了什么她期盼已久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们在敦煌夜市吃饭。夜市很热闹，各种西北小吃的香味混在一起，烤羊肉的烟火气、孜然的辛香味、馕饼的麦香，满满当当地灌了一鼻子。

老周又拿出了他的青稞酒，这次他没问我要不要，直接给我倒了一杯。我也没推辞，端起来跟他碰了一下。

“今天高兴，”老周说，“老赵你终于不那么端着了。”

“你也收敛点了，”我说，“你今天没乱扔烟头，我注意到了。”

“那是，互相监督嘛。”老周嘿嘿笑着。

赵鸣和周婷坐在对面，看着我们两个老头子碰杯，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做梦。周婷小声跟赵鸣说：“你爸和我爸怎么了？服务区打了一架之后，怎么反而更好了？”

赵鸣摇摇头，也是一脸困惑：“不知道，老年人之间的事，搞不懂。”

我和老周对视了一眼，都没解释。

很多事情，只有到了我们这个岁数才能明白。人越老，越不容易交到真朋友。年轻时候的朋友，大多是环境凑在一起的——同学、同事、邻居，因为天天见面所以熟悉。但真正能走进心里的人，寥寥无几。到了六七十岁，身边的老朋友一个个地走了，剩下的也是各忙各的，难得见一面。这个时候，如果还能遇上一个能让你又气又笑、又吵又好的人，那是福气。

老周就是那个让我又气又笑又吵又好的人。

第六天，我们去了雅丹魔鬼城。

那个地方在敦煌西北一百多公里，是一片风蚀地貌。千百年来，风把土丘雕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形状，有的像城堡，有的像骆驼，有的像巨大的蘑菇。地面上布满了黑色的砾石，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

那天的风特别大，吹得人站都站不稳。风声穿过那些奇形怪状的土丘，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像是鬼哭狼嚎。大概这就是“魔鬼城”名字的由来。

“这地方不能晚上来，”老周把冲锋衣的帽子扣上，缩着脖子，“瘆得慌。”

“晚上这里确实挺吓人的，”赵鸣说，“我看过攻略，说有人在这里露营，晚上被风声吓得一夜没睡。”

“谁吃饱了撑的在这里露营。”老周嘟囔道。

我们在魔鬼城里走了大概一个小时，风越来越大，景区的工作人员开始劝游客往回走，说沙尘暴可能要来了。我们赶紧上了车，往敦煌方向开。

沙尘暴来得很快。远远地就看到天边有一道黄色的墙，铺天盖地地压过来，像是世界末日一样。赵鸣紧张了，把车速提了起来，但那道黄墙的速度更快，没一会儿就追上了我们。

沙子打在车窗上，噼里啪啦地响，像是有人在用砂纸磨玻璃。能见度急剧下降，前方的路几乎看不清了。赵鸣打开了双闪和雾灯，把车速降到了二三十迈，小心翼翼地往前开。

车里没有人说话了。王桂芬握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刘秀梅在后座闭着眼睛念阿弥陀佛。老周倒是镇定，眼睛盯着前方的路，时不时提醒赵鸣注意路边。

“往右打一点，太靠左了。”

“前面有辆车，慢点，保持距离。”

他的声音很稳，稳得让人安心。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老周在车上，是件很幸运的事。他这个人平时大大咧咧的，但真遇到事情的时候，反而比谁都沉得住气。大概是在农机站修了几十年机器养出来的本事——机器坏了，急也没用，得一样一样排查，一步一步来。

沙尘暴持续了大概四十分钟，等我们冲出那团黄雾的时候，所有人同时松了一口气。车身上蒙了一层细细的黄沙，雨刷器刮过的地方留下一道弧形的痕迹。

“这辈子第一次见沙尘暴。”周婷心有余悸地说。

“我也是，”赵鸣擦了擦额头的汗，“太吓人了。”

“这算什么，”老周不以为然，“我们年轻那会儿下乡修农机，遇到过一次更大的，天都黑了，跟晚上一样。我们在拖拉机车斗底下躲了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嘴里鼻子里全是沙子，刷牙刷了三遍还有。”

“你经历倒是丰富。”我说。

“那可不，”老周又来劲儿了，“我这辈子啥没经历过？六零年挨过饿，六六年见过武斗，改革开放后下过海，后来回农机站一直干到退休。酸甜苦辣都尝过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叫事儿。”

听着老周的话，我心里忽然有点羡慕他。他经历过太多，所以什么都不怕。我这一辈子呢？读书、教书、退休，安安稳稳的，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但安稳的代价就是——我的承受能力也安安稳稳的，一颗小石子就能在我心里激起千层浪。

人这一生，吃的苦和享的福大概是守恒的。老周年轻时吃的苦多，所以老了之后心大，什么事都能扛。我年轻时没吃过什么苦，所以老了之后心眼小，连一碗面的事都能让我炸毛。

这么一想，我倒是对老周多了几分敬意。

第七天的计划是去张掖看七彩丹霞，但赵鸣说太绕了，时间来不及，改成了去武威，看看雷台汉墓和马踏飞燕的出土地。

我对武威的了解不多，只知道古时候叫凉州，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王翰的《凉州词》里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说的就是这里。当然了，到了地方才知道，现在的武威跟诗里的凉州已经是两回事了，但那个历史的厚重感还在。

雷台汉墓是一个东汉时期的墓葬，最出名的出土文物就是“马踏飞燕”——一匹奔马三蹄腾空，一只后蹄踏在一只飞鸟的背上，那种力量感和速度感，让人看了就忘不掉。

老周在博物馆里盯着那个复制品看了很久，然后扭头问我：“老赵，你说这匹马为什么要踩在鸟背上？”

“表现它的速度，”我说，“快到能追上飞鸟。”

“不对，”老周摇摇头，“我觉得是在说，你就算能飞到天上去，我也能追上你。”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种解读倒是很有气势。”

“那当然，”老周得意了，“我当年追秀梅的时候，她家里不同意，我就跟她说，你就算跑到天边去，我也能追到你。”

“后来呢？”

“后来她就被我追到了呗。”老周哈哈笑起来。

刘秀梅在旁边听到了，脸一红，嗔道：“老不正经的，跟人家老赵说这些干什么。”

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刘秀梅和老周的结合，看起来就是标准的“互补型”——老周粗，刘秀梅细；老周急，刘秀梅慢；老周大大咧咧，刘秀梅心思缜密。看起来是老周在追，其实很可能是刘秀梅在等。

从博物馆出来，我们在武威的街上闲逛。武威不大，有一种西北小城特有的安宁。街边的白杨树又高又直，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路边有卖瓜的摊子，西瓜、哈密瓜、白兰瓜，堆得小山似的。

老周买了一个哈密瓜，让老板切好了，一人一块。那瓜真甜，汁水顺着手指往下淌，凉丝丝的，解渴又解暑。

我们蹲在街边吃瓜，吃得满手满脸都是黏糊糊的汁水。我忽然想起来自己多少年没这么吃过东西了——蹲在路边，不在意吃相，不在意形象，只是单纯地享受食物的味道。当老师当久了，连吃个苹果都要切成小块用牙签扎着吃，讲究得不像话。

“老赵，你吃得还挺香。”老周说。

“瓜好。”我说。

“跟瓜没关系，”老周把瓜皮扔进旁边的垃圾桶，“是你心情好了。心情好了，吃什么都香。”

我没反驳，他说得对。

第八天，我们开始往回走了。从武威到兰州，再从兰州往西安方向。离家越近，我反而越有些不舍。这趟旅行一开始让我浑身不自在，但现在快结束了，却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在兰州，我们去看了黄河。黄河从兰州市区穿过，铁桥横跨两岸，河水浑黄湍急，在桥墩下面打着旋涡。老周站在桥上，看着下面的黄河水，忽然感慨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你这也到了。”我说。

“是啊，到了。”老周说，“这辈子又少了一个遗憾。”

“你还有多少遗憾？”

“不多了，”老周想了想，“想去趟新疆，想去趟西藏，想去趟东北看雪。其他的，没了。”

“你这些遗憾也不难实现，”我说，“下次咱们去新疆。”

“你说的啊，不许反悔。”

“我说的。”

老周伸出手来，我跟他击了一下掌。那只手粗糙有力，掌心温热。这个动作放在以前，我一定会觉得幼稚，但现在我做得很自然。

离开兰州的路上，赵鸣提议顺道去趟天水，看看麦积山石窟。大家都没意见，于是临时加了这一站。

麦积山比莫高窟小，但风景更好。石窟开凿在一座孤峰上，那座山远看像一堆麦秸垛，所以叫麦积山。山上的植被很好，郁郁葱葱的，跟一路上的戈壁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栈道悬空挂在崖壁上，往下看让人腿软。

老周恐高，走栈道的时候贴着崖壁那侧，手紧紧抓着栏杆，指关节都发白了。我在他后面走，看着他紧张的样子，笑着说：“老周，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

“谁说……谁说我不怕了……”他的声音都变了，“怕高怎么了？正常！”

“你年轻时候那些大风大浪呢？”

“那不一样！那是地上的事，这是天上的事！我老周地上什么都不怕，到了天上，该怕还是怕！”

我在后面笑得不行。王桂芬在前面听到了，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意思是让我别笑了，给老周留点面子。但我实在忍不住。

好不容易走完了那段最险的栈道，到了一个平台上，老周靠在崖壁上，脸都白了。刘秀梅递给他一瓶水，他接过来拧了好几下才拧开盖子。

“下次再有这种地方，提前说一声，”老周抱怨道，“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刚才不是你自己说要来的吗？”刘秀梅不客气地拆穿他。

“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大家都笑了。老周自己也笑了，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从麦积山下来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在天水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出发，计划当天赶回家。全程大概六七个小时，不算太长。

最后一天的车上，气氛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两个老太太不再窃窃私语了，而是放开了声音聊。她们已经约好了回去之后一起报个广场舞培训班，还商量着秋天的时候再一起出去一趟。赵鸣和周婷也轻松了不少，两个人开始讨论明年的旅行计划。

我和老周坐在最后一排。这个座位安排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的，反正就变成这样了——我俩坐在后面，老太太们坐在中间，年轻人在前面。

“老赵，回去之后有什么打算？”老周问我。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呢？”

“我也一样。不过我打算报个摄影班，”老周说，“这趟出来拍的照片，回来一看，好多都糊了。秀梅说我白瞎了这么好的风景。”

“摄影挺有意思的，”我说，“我年轻的时候玩过一阵胶片机，后来忙起来就放下了。”

“那咱们一起学呗，”老周的眼睛亮了，“有个伴。”

“行啊。”

说完这个字，我自己都愣了一下。要是以前，我大概会说“我考虑考虑”或者“再说吧”。但现在，我居然这么痛快地就答应了。

人确实是会变的，哪怕到了六十五岁。

车在高速公路上平稳地行驶着，窗外的风景从黄土变成了绿野，从戈壁变成了农田。离家越来越近了，手机信号也稳定了，开始收到各种消息推送。我打开手机看了看，有老同事发的微信，有学生群里的聊天记录，还有几条广告。

其中有一条消息是以前学校的老同事老孙头发来的：“老赵，出去玩得怎么样？回来聚聚？”

我回了一条：“挺好的，回来约。”

发完之后我又加了一句：“带上我亲家一起，他这人挺有意思的。”

老孙头回了一个惊讶的表情：“你跟亲家一起出去旅游了？没打起来？”

我笑了，回复道：“打了，打完更好了。”

老孙头发了一串问号过来，我没再解释。有些事，不亲身经历，是说不明白的。

下午四点多，车子下了高速，进入了熟悉的城区。街道、楼房、行道树，都是看惯了的风景，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看起来格外亲切。

赵鸣先把老周两口子送回家。车子停在老周家楼下，老周下车的时候，从后备箱里拿出了一袋东西递给我。

“什么？”我接过来，沉甸甸的。

“瓜州买的哈密瓜干，你路上说好吃，我就多买了几袋。”老周说，“回去泡水喝也行，当零食吃也行。”

我拎着那袋瓜干，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周这个人就是这样，大大咧咧的外表下面，藏着一颗比谁都细的心。你随口说的一句话，他能记住；你无意中表露的一个喜好，他能放在心上。

“谢了。”我说。两个字，很轻，但我知道他能听懂里面的分量。

“客气什么，”老周摆摆手，转身朝楼门口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了老赵，下周三，摄影班，别忘了。”

“忘不了。”

老周满意地点点头，跟刘秀梅一起进了楼。

车子重新发动，往我家开。车里只剩下了我和王桂芬，还有前面开车的赵鸣和副驾驶的周婷。

“爸，”周婷回过头来，眼眶有点红，“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跟我爸……和好了。”周婷说，“我当时在服务区，看到你们打起来，我真的……特别难受。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公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傻孩子，”王桂芬拍了拍周婷的肩膀，“大人们的事，不用你操心。”

“可是我真的特别怕你们以后就……”周婷没说完，但意思都懂。

“不会的，”我说，“你爸这个人，值得交。”

赵鸣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嘴角扬起来，但什么都没说，只是安静地开着车。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我拎着行李箱上楼，打开家门，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走了八天，家里还是那个样子——阳台上王桂芬养的花有点蔫了，沙发上的靠垫歪着，茶几上放着出发前没来得及收起来的茶杯。

但有些东西变了。

我站在客厅里，环顾四周，觉得这个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不是房子变了，是我变了。

王桂芬在厨房里忙活，烧水泡茶。我坐在沙发上，把那袋哈密瓜干放在茶几上，看着它，想起老周说“你路上说好吃”的表情。他那个人啊，平时看着粗枝大叶的，其实心里头什么都有。只是他不会表达，或者说，他的表达方式跟我不一样。

我习惯用语言表达，他说不来的那些话，我可以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想明白了再用漂亮的句子说出来。老周不一样，他不会说漂亮话，但他会记住你想吃什么，会在你爬沙山快滑倒的时候拉你一把，会在沙尘暴来的时候沉着冷静地帮儿子看路，会在分别的时候往你手里塞一袋瓜干。

我们两个，一个活成了“道理”，一个活成了“人情”。道理和人情，本来就应该在一起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王桂芬坐在我对面，忽然说了一句：“你变了。”

“哪儿变了？”我问。

“说不上来，”她想了想，“就是觉得你整个人松下来了。以前你吃饭的时候肩膀都是端着的，现在不端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肩膀，笑了。还真是，以前吃饭的时候腰板都挺得笔直，跟还在讲台上似的。现在驼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这一趟出去，值了。”我说。

“就因为跟老周打了一架？”

“不是因为打架，”我放下筷子，认真地想了想该怎么说，“是因为我发现，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受害者，觉得自己在忍受他。但其实他也在忍受我。我嫌他粗鲁，他嫌我酸腐；我嫌他大嗓门，他嫌我臭讲究。我们两个谁都不是完美的，谁都有毛病。能看透这一点，还能继续相处，这才是真朋友。”

王桂芬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光。她伸手过来，覆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

“老赵，你教了一辈子书，总算是把自己也教会了。”

我没有说话，但心里头暖暖的。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没有梦，没有辗转反侧，就是踏踏实实地睡了八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金色的线。

我拿起手机，看到老周发来了一条微信，是昨晚十点多发的，那会儿我已经睡着了。

微信的内容很简单，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鸣沙山上拍的夕阳，金色的沙丘，橘红色的天空，远处有一个小小的人影，正张开双臂朝着夕阳跑去。

那个人影是我。

老周在照片下面配了一行字：“老赵，你看，你也会飞。”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笑了。

这个老周，说他不通文墨，可他偏偏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看，你也会飞。他不知道，这句话比什么诗句都动人。

我给他回了一条消息：“下周三摄影班，别迟到。迟到的人请客吃饭。”

消息发出去没一会儿，老周就回了：“你等着请客吧，我老周这辈子就没准时过。”

我拿着手机笑出了声。王桂芬在厨房里探出头来，问我笑什么。我把手机亮给她看，她看完也笑了，摇了摇头说：“你们两个老头子，越活越回去了。”

也许吧。但有些事，就是要往回活。活回那个不那么端着、不那么计较、不那么自以为是的样子。活回那个能跟朋友吵架、能和好、能一起看夕阳、能互相拍下对方奔向落日的样子的年纪。

服务区那碗面，摔碎在地砖上，汤汁四溅，面条散落，看着狼狈又难堪。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声脆响，像是打破了一面看不见的墙。墙这边是我，墙那边是老周。墙碎了，我们才真正看见了对方。

后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摄影班要上，新疆要去，东北的雪要看。还有那么多的日出日落、那么多的服务区餐厅、那么多的面等着我们去吃。下一次老周再往我碗里倒醋，我大概会说——

“少倒点，够了。”

然后低头吃面，汤鲜味美，一切刚好。

星期三早上七点半，我被手机闹钟吵醒了。

眯着眼睛摸到手机，屏幕上的提醒事项写着“摄影班——别迟到！！！”三个感叹号是我昨晚特意加上的，因为以我的记性，一个感叹号根本不够用。我关了闹钟，躺在床上缓了一会儿，听见窗外有鸟叫，叽叽喳喳的，是个好天。

王桂芬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忙活，小米粥的香味从门缝里飘进来。我穿好衣服，特意找了件浅蓝色的POLO衫——这是我退休前学校搞活动时发的，一直压在箱底没穿过，觉得颜色太嫩了，不适合老头子。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就想穿它。

“哟，打扮这么精神，相亲去啊？”王桂芬端着粥锅从厨房里出来，看见我这身打扮，眼睛亮了亮。

“摄影班第一堂课，”我拉了拉衣领，“正式场合，穿得体面点。”

“摄影班算什么正式场合，”她笑着把粥放在桌上，“不过你穿这个颜色好看，显年轻。”

我坐下喝粥，手机响了，是老周。

“老赵，你出门了没？”他的声音大得我不得不把手机拿远一点。

“还没，在吃早饭。”

“吃什么早饭！赶紧的，我已经到老年大学门口了，占了个好位置！”

“什么好位置？”

“教室第一排啊！学摄影就得坐前面，看得清楚。你快来，我在门口等你。”

电话挂了。我看了看时间，八点不到。摄影班九点开始，他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这人积极起来是真积极。我三两口喝完粥，拿上老花镜和笔记本就出门了。

老年大学在城东，从我家坐公交车四站路。我到的时候八点半，门口已经停了不少电动车和自行车，三三两两的老头老太太往楼里走。老周站在大门口，脖子上已经挂了一台相机，是那种黑色的单反，个头不小，看着挺唬人。

“你怎么才来！”他迎上来，“我都侦查了一圈了。”

“你侦查什么了？”

“咱们班一共二十三个人，”老周掰着手指头，“十二个女的，十一个男的。年龄最大的七十八，最小的五十六。老师姓孟，五十多岁，我看了一眼教室里的设备，投屏什么的都有。”

我被他这一套话逗乐了：“你这是来学摄影的还是来搞情报的？”

“知己知彼嘛，”老周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走走走，先进去占座。”

他拽着我往教学楼里走。老年大学的楼不高，只有四层，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墙角种了一排月季，开得正盛。楼道里干净敞亮，墙面上挂着学员的书法和国画作品，拐角处还贴着一张课程表——摄影班、书法班、国画班、太极拳班、智能手机培训班、声乐班，密密麻麻排满了。

“这地方不错啊，”我边走边看，“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秀梅去年在这里上过声乐班，”老周说，“不过后来她嫌老师教的歌太老了，就不去了。我跟她来看过一次，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摄影班。”

教室在二楼，门已经开了。老周拉着我坐到了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面前是一张长条桌，桌面擦得干干净净。他把相机放在桌上，又从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摆得整整齐齐。

“你这装备还挺齐全。”我在他旁边坐下。

“那当然，做事情就要认真。”老周拍了拍相机，“这玩意儿是我儿子的，他换了新的，这台旧的给我了。我研究了两天，说明书有两百多页，看得我头晕。”

“你看了多少？”

“看了三页就睡着了。”老周毫不脸红地说。

学员们陆陆续续进来了，果然如老周侦查的那样，大部分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也有几个看着才五十出头的。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先生在我旁边坐下，冲我点点头：“第一次来？”

“是啊，”我说，“您呢？”

“我是第三期了，复训。”老先生笑着说，“孟老师教得好，一期学不够。”

老先生姓宋，七十一了，退休前是城建局的工程师。他告诉我，他学摄影三年了，从完全不懂到现在能拍出让儿女们惊讶的照片，特别有成就感。说着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他拍的作品——有日出时分的湖面，有雨后的老街，有小孙子在草地上奔跑的瞬间。确实拍得不错，构图和光线都很有讲究。

“你也能拍出来的，”宋老师把手机收回去，“只要用心学。”

九点整，孟老师进来了。她是个五十出头的女人，短发，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素色的棉麻衬衫，肩上挎着一台微单相机，整个人干净利落。她一进门，教室里就安静下来了。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摄影班。”孟老师的声音不急不缓，“我看到有一些新面孔，也有几位是老学员了。不管新老，咱们在一起，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学会用镜头记录生活中的美好。”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教室里的每一个人。“有人问我，学摄影最好的年纪是多大。我说，就是你拿起相机的那一年。二十岁不早，八十岁不晚。”

老周在旁边用胳膊肘捅了捅我，小声说：“这老师说得好。”

孟老师打开了投影仪，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一朵在墙缝里开出来的小野花，花瓣上还带着清晨的露珠，阳光从侧面照过来，把花瓣的脉络照得清晰可见。

“这是我前天在咱们学校墙根底下拍的，”孟老师说，“大家觉得美吗？”

“美！”教室里有几个人同时回答。

“其实这朵花你们每天路过都能看到，但可能从来没注意过。摄影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让你学会观察，发现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以前你们走路是看路，学了摄影以后，你们走路是看风景——天上的云、墙角的草、行人的表情，都会变成你眼里的画面。”

我听着孟老师的话，忽然想起在青海湖边的时候，老周张开双臂对着湖面大喊的样子。如果那时候我会摄影，一定能拍下一张好照片——一个白发老人在蓝色湖水前的剪影，背后是金色的油菜花田和远处的雪山。

“好了，理论先不讲太多，”孟老师关了投影仪，“今天是第一堂课，我想先了解一下大家的基础。哪些同学以前用过单反相机的，举一下手。”

班上稀稀拉拉举起来五六只手，老周举得最高。孟老师看了看他面前的相机：“这位同学，你用的什么相机？”

“佳能的，我儿子的，”老周站起来回答，“不过我只会按快门，其他按钮都不认识。”

大家都笑了。孟老师也笑了：“没关系，按快门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你叫什么名字？”

“周世昌。”

“好，周世昌同学，你旁边那位呢？”孟老师看向我。

我也站起来：“赵长河，我没用过单反，只会用手机拍。”

“手机也很好，”孟老师点点头，“现在手机摄影功能越来越强大，完全可以满足日常拍摄需求。大家不用觉得自己设备不行就学不好，摄影最重要的不是器材，而是器材后面的那个脑袋。”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孟老师给我们讲了相机的基本构造——光圈、快门、感光度，这三个东西之间的关系。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说这就是“曝光三角”，三个参数互相制约又互相配合，掌握了这个三角，就掌握了摄影的基本功。

我听得入神，手里的笔不停地记。老周在旁边也记，但他的字写得大，写几个就得翻一页，翻得哗哗响。我瞥了一眼他的笔记，发现他在空白处画了好多小图——一个圆圈代表镜头，几条线代表光线，虽然画得歪歪扭扭的，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你画得还挺形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对他说。

“没办法，字认得不多，画画更直接。”老周不以为意，“老赵，你说那个光圈，大光圈小光圈的，我听着有点绕。”

“大光圈就是让门开大一点，进的光多，画面亮，背景虚化效果好；小光圈就是门开小一点，进的光少，画面暗一些，但前后都清楚。”我把孟老师讲的复述了一遍。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老周一拍大腿，“就是控制进光量的闸门嘛。”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老周嘿嘿笑了：“那你以后就当我的翻译，老师讲的那些专业词你帮我翻译成大白话。”

“行。”我答应得很痛快。

后半堂课是实践环节。孟老师让大家拿着相机到楼下的小花园里随便拍，想拍什么拍什么，然后再回来点评。

老周端着相机就冲出去了，像端着冲锋枪上战场的士兵。我在后面慢悠悠地跟着，手里只有一部手机。到了小花园，阳光正好，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盛，红的黄的粉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有几个老太太在凉亭下面打太极，动作缓慢舒展，像是一组活动的雕塑。

老周蹲在花坛边上，把相机凑到一朵红月季前面，脸都快贴到花瓣上了。我走过去一看，他的相机屏幕上糊成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太近了，”我说，“镜头有最近对焦距离，靠太近对不上焦。”

“你怎么知道？”

“孟老师刚才讲的，你没听见？”

“那段我走神了。”老周嘿嘿笑着，把相机往后挪了挪，屏幕上的月季果然清晰了。他按了一下快门，咔嚓一声，第一张照片诞生了。他兴奋地把屏幕翻过来给我看，照片上的月季红艳艳的，花瓣上的水珠都能看清。

“怎么样？”他满脸期待。

“不错，曝光挺准的。”

“那当然，”老周得意了，“我老周要么不学，学就要学好。”

我在花园里转了一圈，用手机拍了几张。一张是凉亭下打太极的老太太，逆光，她们的轮廓被阳光镶了一圈金边；一张是花坛边的长椅上坐着一对老夫妻，两个人什么也没说，就安安静静地坐着晒太阳；还有一张是老周——他正趴在花坛边上，撅着屁股，全神贯注地拍一只蜜蜂，那个姿势实在好笑，我忍不住就按下了快门。

回到教室，孟老师挑了几张大家的作品投在屏幕上点评。有一张拍的是花坛里的一只蜗牛，壳上的螺旋纹路清晰可见；有一张拍的是窗台上的一道光影，简洁干净；还有一张拍的是一个老太太笑着看向镜头，牙齿缺了一颗，但笑容特别感染人。

“这张是谁拍的？”孟老师指着那张老太太的照片。

最后一排一个瘦瘦的老先生举手：“我拍的，那是我老伴。”

“拍得特别好，”孟老师说，“不是说技术有多好，而是你抓到了她最自然的状态。眼睛里有光，笑得很真实。这就是人像摄影最核心的东西——不是把人拍美，而是把人拍真。”

瘦老先生旁边坐着的那个老太太不好意思地捂着脸笑了，教室里响起一片善意的掌声。

孟老师又翻到下一张，是我拍的那张老周撅屁股拍蜜蜂的照片。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的瞬间，教室里哄堂大笑。照片里的老周蹲在花坛边，整个人缩成一团，屁股撅得老高，脑袋快要扎进花丛里了，只露出一个花白的后脑勺和架在眼睛上的老花镜腿。

“这张构图挺有意思，”孟老师也笑了，“摄影师抓拍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瞬间。虽然我们看不到画面中这位同学的脸，但能感受到他全神贯注的状态。摄影有时候就需要这种‘偷拍’的意识，在最自然的时刻按下快门。赵长河同学，你用手机拍出了单反的感觉。”

老周转过身瞪着我：“老赵，你什么时候拍的？”

“就刚才啊，”我忍着笑，“你在追那只蜜蜂的时候。”

“你侵犯我肖像权！”

“你那张脸都埋在花里了，哪来的肖像。”

老周自己看了看屏幕上的照片，也忍不住笑了：“这姿势确实挺傻的。不过拍得还行，回头发给我，我拿回家给秀梅看看。”

上午十一点，摄影班的第一次课结束了。孟老师留了作业：每个人回去拍十张自己觉得“美”的照片，下周三上课的时候交，题材不限，器材不限。

走出老年大学的时候，阳光已经很晒了，白花花地照在地上。老周把相机小心翼翼地收进包里，边走边问我：“老赵，你觉得孟老师说的那个‘美’，到底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我拍的东西算不算美？”

“你觉得好看的就是美。”我说。

“那我觉得好看的，别人不一定觉得好看啊。”

“那就先拍你觉得好看的，”我说，“摄影首先是拍给自己看的，然后才是给别人看。你连自己都打动不了，怎么打动别人？”

老周想了想，点点头：“有道理。那你觉得什么美？”

我一时答不上来。是啊，什么美？青海湖的日落美，鸣沙山的沙丘美，莫高窟的壁画也美。但这些都是大家公认的美，不是我自己的答案。孟老师拍的那朵墙缝里的小野花，别人可能每天都路过但从没注意过，她却觉得美。那种发现，比去景点拍大片更需要眼光。

“我也不知道，”我老实说，“回去琢磨琢磨。”

老周说要去菜市场买菜，我跟他在老年大学门口分了手。回家的公交车上，我一直想着那个问题——什么是我觉得美的？窗外的街景一幕幕掠过，行道树、店铺招牌、等红绿灯的行人、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我都看在眼里，但好像什么也没看清。

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看过什么东西了。

走路的时候想事情，坐车的时候看手机，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每时每刻都在看，但没一样是真正看见的。孟老师说摄影让你学会观察，这话说得太对了。不会观察的人，手里拿着最好的相机也拍不出好照片，因为他的眼睛是关着的。

回到家，王桂芬正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嗡嗡响。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她系着那条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蓝格子围裙，左手扶着锅把，右手拿着锅铲，动作利落地翻炒着青椒肉丝。油烟呛得她眯起了眼睛，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阳光从厨房的小窗户里照进来，照在她的侧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很清楚。

我拿出手机，悄悄按下了快门。

“你站门口干什么？”她转过头来看见我，用锅铲指了指客厅，“去摆碗筷，马上吃饭了。”

“好。”我说。

吃饭的时候，我把今天摄影班的事跟王桂芬说了，说到老周被全班人笑那张撅屁股的照片，王桂芬笑得筷子都拿不稳了。“这个老周，真是个活宝。”

“他学得挺认真的，”我说，“比上课那会儿的小学生还认真。”

“你也不差，”王桂芬看着我，“你今天穿了新衣服，记了那么多笔记，回来还偷偷拍我炒菜。老赵，你有多久没这么有劲头了？”

我愣了一下。她说得对，我确实很久没有这么有劲头了。退休以后，日子就像一杯放了太久的白开水，什么味道都没有。每天起床、吃饭、散步、看电视、睡觉，周而复始。偶尔跟老同事聚聚，聊的也是过去的陈年旧事。日子过得倒是安逸，但也确实寡淡。

人一旦失去了对生活的新鲜感，老得就特别快。

下午，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把孟老师今天讲的内容重新整理了一遍。光圈、快门、感光度，三个概念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我又用手机实际操作了几次，慢慢摸到了一些门道。阳台上王桂芬养的那盆三角梅开得正好，紫色的花朵密密匝匝地垂下来，我用手机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正面的、侧面的、逆光的、顺光的，拍完对比着看，确实每一张都不一样。

傍晚的时候，老周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串照片，是他下午回家路上拍的。有一张是菜市场里一个卖鱼的大叔正在刮鱼鳞，案板上水花四溅，大叔的表情特别专注；有一张是公园里两个老头在下棋，旁边围了四五个人在看，一个小孩趴在爷爷背上伸着脖子往里瞧；还有一张是一只流浪猫蹲在墙头上，背后是橘红色的晚霞，猫的轮廓被映成了一个黑色的剪影。

“怎么样？”老周在语音里问，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得意。

我一张一张仔细看了。说实话，这些照片从技术上讲问题不少——有的曝光不准，有的构图歪了，有的对焦不实。但每一张都有一种说不清的生命力，菜市场那张的水花、下棋那张的围观人群、流浪猫那张的剪影，都抓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瞬间。

“拍得好，”我回复他，“尤其是猫那张，有感觉。”

“嘿嘿，”老周的语音又来了，“我也觉得那张最好。我在那蹲了十多分钟，等它转头看我的时候才按的快门。孟老师说摄影要等，要耐心，还真是。”

“你进步神速啊老周。”

“那当然，我是谁啊。”他的得意劲儿都要从手机屏幕里溢出来了，“对了，你拍了没？十张作业。”

“还没，光顾着整理笔记了。”

“那你得抓紧，周三就要交了。要不明天咱俩一起出去拍？城西那边有个老厂区，我听说挺有味道的，好多搞摄影的都去那拍。”

“行，几点？”

“八点，老地方见。”

“哪个老地方？”

“就今天那个老年大学门口嘛！”

我笑了：“老年大学都成老地方了，这才去过一次。”

“一次就够了，”老周说，“我这人认地方快。”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闭了会儿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老周蹲在菜市场里拍卖鱼大叔的画面——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头子，蹲在腥味扑鼻的水产摊位前，举着相机等着水花溅起来的那一刻。旁边大概有人觉得他奇怪，但他肯定不在乎。他向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这一点，我什么时候能学到哪怕一半，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准时到了老年大学门口。老周已经在了，还是挂着那台单反，肩上还多了一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你怎么又比我早？”我走过去。

“我说了嘛，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守时，”老周一本正经地说，“只不过是不守别人的时，我自己永远提前。”

“你这不叫不守时，你这叫双标。”

“双标是什么？”

“双重标准，对自己一个标准，对别人另一个标准。”

“那我不是，”老周摇摇头，“我对谁都一个标准——我想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你们等我是应该的。”

我被他的歪理气笑了：“你这比双标还过分。”

城西老厂区离老年大学大概三公里，我们决定走过去，顺便在路上练练手。老周边走边拍，什么都拍——路边修鞋的老头、电线杆上站成一排的麻雀、拆迁工地上的断壁残垣、早餐摊上升起的热气。他的快门声咔嚓咔嚓响个不停，像个第一次拿到玩具的孩子。

“老周，你省着点拍，”我提醒他，“数码的不用胶卷但也占内存。”

“怕什么，我带了三张存储卡。”老周拍了拍他的帆布包，“两张空的，够拍好几千张。”

“你买那么多存储卡干什么？”

“不是买的，是我儿子以前用的，都扔在抽屉里落灰。我昨天翻出来全格式化了，废物利用嘛。”

我摇摇头，这人做什么事都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头。拍照片也是，不管构图不构图，先拍了再说。但奇怪的是，他这种拍法反而能抓到一些我抓不到的东西。我太在意画面是不是工整、光线是不是合适、构图是不是规矩，等我调好参数找好角度，那个画面早就过去了。

这大概就是孟老师说的——摄影需要直觉。

老厂区在城西一条叫建新街的老街上，以前是市里的国营机械厂，九十年代末改制以后就荒废了。厂区很大，里面有好几栋旧厂房，红砖墙，铁皮屋顶，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藤蔓从窗户里钻进去又钻出来。厂区中间有一个废弃的篮球场，水泥地面上裂了缝，缝里长出半人高的野草。篮球架还在，但篮筐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篮板上的油漆剥落了大半。

“这地方有味道，”老周站在厂区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像我们农机站那个老院子。”

他以前在农机站工作，这种老厂区对他来说大概到处都是回忆。他走在前头，手摸着那些红砖墙，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

“你看这个，”他指着墙上模糊不清的标语牌，“‘安全生产，质量第一’，我们那会儿也挂这个。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念一遍，跟和尚念经似的。”

“你在农机站干了多少年？”

“三十八年，”老周说，“从十七岁当学徒开始，一直干到退休。中间有几年出去闯过，不顺利，又回来了。农机站那帮老弟兄，是我这辈子最亲的人。”

他端着相机对着那个旧标语牌拍了几张，又退后几步，把整面墙连同墙上疯长的爬山虎一起框进取景器里。阳光从爬山虎的缝隙里漏过来，在红砖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忽然明白了孟老师说的那句话——“拍出你眼里的美”。老周在拍的不是一面旧墙，是他三十八年的青春。那面墙上褪色的标语、剥落的油漆、疯长的藤蔓，在他看来都是故事。

我在厂区里慢慢走着，用手机拍了一些。一个锈迹斑斑的齿轮半埋在土里，只露出半边，像某种史前生物的化石；一扇破碎的窗户玻璃上映着天空的云朵，把窗户变成了一个不规则的相框；墙角一棵野生的向日葵从砖缝里长出来，金黄色的花盘倔强地朝着太阳的方向。

在拍照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静下来了。没有杂念，没有焦虑，眼睛只盯着取景框里的那个小世界，把它框进来，按下去，然后这个瞬间就被我留住了。这种感觉很奇妙，好像周围的时间慢下来了，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和眼前的光影。

老周在远处喊我：“老赵，过来看这个！”

我循着声音走过去，发现他站在一栋旧厂房的后面，那里有一小片空地，空地上长满了金鸡菊，黄色的花朵密密麻麻地铺了一地，在阳光下灿烂得晃眼。花丛中停着一辆废弃的叉车，车身已经锈成了赭红色，和黄色的花海形成一种奇异又和谐的对比。

“这景绝了，”老周兴奋地说，“锈掉的铁疙瘩在花海里，又丑又好看。”

“你这评价自相矛盾。”

“不矛盾，”老周举起相机，“丑的是叉车，好看的是花，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丑的也不丑了，好看的更好看了。这叫……叫那个什么来着？”

“对比。”

“对，对比！”老周按下了快门，“孟老师第一节课就讲了对比，色彩的对比、新旧对比、大小的对比。我这不就碰上了嘛。”

我不得不承认，老周在摄影上确实有些天分。不是技术上的天分，那些参数他到现在也没完全搞明白，但他有一种直觉，知道什么画面打动人。这种直觉大概来自他的人生阅历——在农机站修了几十年机器，他见过太多“锈掉的铁疙瘩”了，所以当他在花海里看到那辆废弃的叉车时，他会本能地觉得那个画面值得拍。

我们在老厂区待了整整一个上午。老周拍了大概两三百张照片，我也用手机拍了五六十张。中午在厂区门口的一个小面馆吃了碗臊子面，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四川女人，一个人操持着整个店，点菜端碗收钱都是她，动作麻利得像一阵风。

老周又忍不住举起了相机。老板娘看见了，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别拍别拍，满头大汗的，丑得很。”

“不丑，”老周说，“劳动的女人最美。”

老板娘被他这句话逗得脸都红了，抿着嘴笑了一下，转身回灶台后面去了。老周还是按下了快门，拍的是她转身的瞬间——围裙的带子在腰后系了一个蝴蝶结，蝴蝶结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

下午回到家，我累得腿都软了，但精神却出奇地好。我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到电脑上，一张一张地看，删掉拍糊的，留下满意的。挑来挑去，最后选了十张——那张野草从水泥裂缝里长出来的，那张破窗户映着云朵的，那张野生向日葵从砖缝里钻出来的，还有那张老周站在爬山虎墙前面拍照的背影。

最后一张是我那天最满意的。画面里，老周站在那面爬满爬山虎的红砖墙前面，双手举着相机正在取景，侧脸被阳光照亮，专注的神情像一个正在调试精密仪器的老工匠。他的身后是层层叠叠的绿叶，身前是他想记录的世界。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他在农机站修机器的那些年——也是这样的专注，也是这样的热爱，只是工具从扳手换成了相机。

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了老周。他回了一条语音，声音里有一种少见的高兴：“老赵，你把我拍得还挺帅的嘛。”

“主要是模特好。”我回复。

“你终于学会说人话了。”老周哈哈大笑，笑声里带着沙哑。

周三的摄影班上，孟老师在投影上展示了所有人的作业。我的那张老周拍爬山虎的照片被孟老师特意挑出来点评了。

“这张照片的构图很有意思，”孟老师说，“画面里的人没有看镜头，而是沉浸在拍照的状态中。前景的红砖和爬山虎交代了环境，中景的人物是画面的核心，背景里漏进来的阳光给整个画面增加了一种时光感。赵长河同学，你是用手机拍的？”

我站起来点点头：“是，手机。”

“非常好，这张照片证明了设备不是限制。重要的是你捕捉到了人物最自然的状态，而且构图很稳。这位周世昌同学是你的模特吧？”

“对，他是我的……”我犹豫了一下，想着该怎么说，“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亲家。”

教室里发出一阵感叹，几个老太太交头接耳地说“真好啊”“两亲家一起学摄影”。孟老师也笑了：“两亲家一起学摄影，这在我的班上还是头一回见。你们平时可以多互相拍，生活中最熟悉的人，往往能拍出最动人的照片。”

老周在旁边嘿嘿笑着，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小声说：“听到没，多拍我。”

“放心，以后有的是机会。”我说。

下课后，我和老周一起去交了下学期的学费。走在老年大学的走廊里，墙上新贴了一张通知——下个月老年大学要举办“银发风采”摄影展，面向全体学员征稿，入选作品会在市文化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