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5日，东京暑热蒸腾。
福生市一间和式寓所内，75岁的胡兰成躺靠在榻榻米上，刚与妻子佘爱珍、女弟子仙枝一起看完电视里的棒球转播。他忽然长叹一声，右手缓缓举起，指向天花板，说：“天在叫我，那天在叫我啊。”语毕，手垂落，气息断绝。
医生赶到后，诊断死因为心脏衰竭。
胡兰成的死，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只有那句“天在叫我”，仿佛给毁誉参半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唯一由他自己注解的句号。
要谈胡兰成晚年在日本的生活，就不能不提他如何在此地重构自己的生存根基。
1950年，胡兰成经香港偷渡至东京，时年44岁，身负“汉奸”骂名，一文不名，几乎看不到任何翻身希望。
但这个人有一种近乎可怕的韧性，他不会日语，却很快便与日本政商界、文化界搭上线，尤其是通过旧日汪政权的人脉——像曾任汪政府驻日大使的蔡培等人牵线，结识了国会议员水野成夫。
水野是当时日本政坛的实权人物，亦是《产经新闻》系的幕后金主之一，他对胡兰成的才气颇为赏识，安排他给《产经新闻》撰稿，还提供了一处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的住宅。胡兰成早期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稿酬和政治评论的润笔费。他写时事评论出手极快，观点独到，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常令日本读者感到新鲜，遂在东京文化圈内逐渐站稳脚跟。
站稳脚跟后，他依然不脱旧日脾性，继续在日本构建起一个与女人、与文字深度纠缠的小世界。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是上海滩“大姐头”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两人1954年在日本结婚。他们的日常相处，绝不似寻常夫妻相敬如宾。佘爱珍曾当着友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戳破胡兰成那一套才子作风：“你这个人，一辈子靠女人，还嘴上说得那么好听。” 胡兰成也不恼，照旧埋头写他的文章。
他晚年最重要的几部书，如《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几乎都是在日本完成的。写作地点，有时在东京家中，有时则躲到偏远的温泉旅馆，一住月余。
他写作时有一个习惯：案头必须清清爽爽，一枝笔，一叠原稿用纸，写好一张，就摊平在榻榻米上，等墨迹干透再收拢。
其日文秘书宫田武曾回忆，胡兰成写稿极少涂改，“仿佛是边写边在心中默诵，句子在落笔前已然定稿。”这种功夫，与他自小读古书、练骈文打下的底子关系极深。
在日本文化界的交游，是胡兰成晚年生活的一条重要脉络。
他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有过直接的交往，是经日本作家尾崎士郎介绍认识的。川端康成当面对他说：“你的文章有一种‘妖气’。” 后来胡兰成自己记述，他曾问川端此语何解，川端答：“就是明知你说得不对，却忍不住要被他吸引。” 这句话传出去后，在日本文学圈中流传甚广，褒贬皆有。
胡兰成与右翼思想家、历史作家保田与重郎的交情更深。两人常聚在一起谈论日本古事记、万叶集，以及中国禅宗。
保田曾在《祖国》杂志上撰文，称胡兰成是“从中国逃出来的一缕魂魄，携带着真正的东方美学”。除此之外，他的交际圈还囊括了大导演胜新太郎、艺评家土方定一，甚至还有一些财阀背景的捐助人。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关西企业家，因信奉胡兰成解说《孙子兵法》中“形与势”的理论，长期匿名资助他的生活，只求每月一次听他谈古论今。
随着书一本本出版，他在日本文化圈的名气逐年升高，但财务状况其实长期是紧绷的。单靠版税，不足以维持他的生活方式和交际开销。到1970年代，他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是给政商两界的头面人物讲授“帝王学”。
这类讲学，不在大学课堂，而是在高档料亭的包间里进行。听众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每人需奉上高额的“束脩”。讲的内容，是他自出机杼的一套理论，混合了《易经》、《孙子》和禅宗公案，核心是“机”与“决断”。他曾在一次讲学中对着一群企业社长说：“天下事，坏就坏在‘商量’二字。一个机来，电光石火，等你商量出结果，那个机早就死了。” 这番话后来被某位钢铁公司社长记下，作为社内训示。
1974年，胡兰成接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之邀，赴台讲学，却意外地再次激起巨大风波。
他在阳明山上的讲演，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包括当时还未成名的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她们成了他晚年最忠诚的弟子，但台湾的爱国文人、学者没有忘记他的历史问题。
诗人余光中在《书评书目》上发表《山河岁月话渔樵》一文，严词批评其文章“妖艳而诡辩”，背后是一种陈腐的“汉奸意识”，紧接着，胡秋原等人在《中华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文声讨。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不得不中断讲学，悄然返回日本。朱天文后来在《花忆前身》中，细细追述过这段往事，她的感受是：“他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礼数周全，说话极慢，可是字字都像刻在空气里。听他谈话，会忘记时间。” 就在如此孤立的情势下，他返日后完成了《禅是一枝花》。这本书用禅宗公案来解《碧岩录》，在日本思想界引起了小范围的震动。据说，京都学派的一位学者读后感慨：“他把中国禅变成了一把刀，切开了日本人的思维茧房。”
死亡降临前，胡兰成的身体其实早有预兆。
1981年初，他开始出现明显的心脏衰弱症状，稍微走动便气喘，面色常带青灰，但他拒绝住院，只靠药物调理。
去世那天下午，他精神似乎不错，躺在那里看电视里的棒球转播，还和仙枝闲聊了几句他对日本能剧《羽衣》的看法，说：“天女降落人间，羽衣被拿走了就回不了天，人也是这样，肉身就是羽衣，没了，才回去了。”
说完不久，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他去世后，遗体在东京火化，骨灰由佘爱珍带回，后来安葬于福生市的一处墓园。葬礼办得很安静，只有身边寥寥几位挚友和弟子参加，没有媒体大规模报道。
同时代以及后世的名人对胡兰成的评价，非常的撕裂。
他的老友、日本作家保田与重郎在悼文中写：“他一生都是漂泊的，从中国漂到日本，从政治漂到文学，但不管身在何处，他总是在寻找‘美’。”
胡兰成自己则记述过，文学批评家小林秀雄曾对他直言：“你的文章，就像一条滑溜溜的蛇，你抓不住它，但它的鳞片在阳光下会发出蛊惑人心的光。”
台湾思想家唐君毅与他有旧谊，但在私人书信中痛惜地说：“其人天分极高，可惜德性不修，遂致身败名裂。”
最直白也最不留情面的评价来自李敖，他曾在电视节目里直接破口大骂：“胡兰成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还是个花心大萝卜，他那些文章，是标准的文过饰非！”
而张爱玲，这位与他有过短暂婚姻的杰出作家，晚年极少公开谈及他，只在1977年写给友人夏志清的一封英文信中，冷冷捎带了一句：“在他离去后，我觉得我已是此中老手了。（After his leaving, I felt I was a veteran of this sort of thing.）” 她自己晚年的回忆录《对照记》里，更是不着一字于胡。
值得注意的是，胡兰成到死都维持着一种惊人的完整与统一：无论外界如何评说，他自己似乎从未真正被罪恶感啃噬过，始终用一种自洽到近乎冷酷的审美视角，将自己的全部人生，包括那些背叛与苟且，统统编织进一个“天道人世”的叙事里。
那句临终前的“天在叫我”，大概就是他为自己这个故事，画上的最后一个，也最胡兰成式的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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