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皮特·赫格塞思失误的那本书《论军事无能的心理学》审视了那些心胸狭窄的小人物的思维方式。今年是一本颇具英国特色著作出版50周年。这本书原本试图解释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具英国特色的问题。半个世纪后再读，这本书所写的内容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皮特·赫格塞思。
英国心理学家诺曼·F·迪克森的《论军事无能的心理学》，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必读书，甚至在美国军方内部不断更新的阅读书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迪克森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困扰英国军队、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愈发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狮子”似乎总是由“蠢驴”率领？
迪克森为书中的案例研究准备了大量材料，这些内容构成了全书的第一部分。英国陆军——偶尔也包括皇家海军——经历的一连串军事灾难，始于19世纪两次灾难性的阿富汗远征，延续到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在与布尔人的一场实力并不对等的战争中进一步恶化，最终在帕尚达勒血腥泥泞的战场上达到顶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同样有不堪回首的时刻，尤其是在战争初期。1942年初，新加坡在兵力明显多于日军入侵部队的情况下投降，至今仍被视为英国最惨重的失败。战争后期，英军又试图在荷兰通过空降突击配合装甲部队推进，结果证明那是一座“遥不可及的桥”。
这本书追溯到19世纪中叶，其分析深深植根于已经过时的英国军队和社会风气之中。迪克森将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维多利亚时代公学教育带来的创伤及其行为规范，书中也大量使用了如今看来颇为陈旧的心理学解释，包括关于母亲情结以及其他带有弗洛伊德色彩的时代套话。尽管如此，今天读这本书时，人们几乎不可能不想到这位自称美国“战争部长”的人，以及他那些笨拙的举动：试图清除“留胡子的人”、展示自己做引体向上，或者在坐拥史上最强大军队的情况下，仍无法压制一个三流国家。
迪克森排除了“单纯愚蠢”是持续性无能根源这一解释。他研究的许多将领，要么像一战期间长期担任英军总司令的道格拉斯·黑格那样学业出众，要么至少并不存在明显的智力缺陷。相反，曾在军中服役10年、并在二战中担任战斗工兵的迪克森，把答案指向更深层的地方：某种特定心态会吸引人进入军队这样的机构，而这种机构又会通过自身设计，进一步强化那些最终削弱军事能力的倾向。
总体而言，迪克森认为，英国军队排斥创新，重视体能和运动成绩胜过书本知识，推崇一种“致命战士”心态；同时珍视传统、军容严整、规章制度和琐碎规则，这些都被他归入所谓“bullshit”的范畴。在这些特质上表现得越突出人，往往越容易晋升，最终进入最高层级。而恰恰是在这些岗位上，这些特质要么毫无用处，要么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迪克森还发现，数十年的军事失灵背后，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女性化”的恐惧。这种恐惧催生出恐同和厌女倾向，并进一步演变成对一切“女性化”事物的排斥，尤其反对女性从事过去仅由男性承担的军职。迪克森认为，这种“反女性化”倾向甚至延伸到战场行为中，包括过去对隐蔽、防护装备，甚至对为战时商船提供护航等做法的轻视。无能的高级军官还有一些共同特征：无法容忍任何批评，以及倾向于提拔忠诚远胜于能力的下属。
迪克森的书大多聚焦将军，间或涉及几位海军上将和空军元帅。美国也不乏类似例子，例如南北战争中自我迷恋且怯懦的乔治·麦克莱伦，或二战北非卡塞林山口战役中组织混乱、造成灾难后果的劳埃德·弗雷登德尔。不过，美国传统上的失败更多表现为混乱的傲慢，而不是对军容管理和表面规训的执迷。
皮特·赫格塞思并不是将军。他在国民警卫队的军衔最高只是少校，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但他把一种低级军官式的思维方式带进了国防部长办公室，而这种方式显然呼应了迪克森对英国军队战时领导层的诸多批评。以迪克森委婉称作“bull”的那套东西为例。它是擦亮纽扣、操场列队式军旅生活的顽疾，尽管在培养纪律、整齐划一和团队精神方面确有一定作用。迪克森写道：“这种现象表现为对军队等级体系中支配—服从关系的仪式化遵守，对秩序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外在形象的过度关注。”
赫格塞思把全球各地所有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都召集起来，当面训斥肥胖士兵、长发和胡须的危害。他还发布自己进行体能训练的视频。对于一位按理说应当更关注宏大战略问题的国防部长而言，这种做法并不寻常。不过，他之所以被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选中担任这一职务，正是因为他像是“从选角中心直接走出来的人”。
说到对批评的敏感，赫格塞思也几乎符合迪克森列出的全部特征。在仍在持续的对伊朗战争期间，赫格塞思曾指责媒体“缺乏爱国心”，理由是媒体对战争作了客观报道。同样在7月下旬，一些议员指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利最终应由他负责后，赫格塞思情绪失控。
和迪克森笔下那些排斥任何曝光的无能者一样，赫格塞思领导下的五角大楼不仅调整了职业记者队伍，并将媒体赶出大楼，还会随意改写伤亡数字，而且在战时近3个月没有举行过一次新闻发布会。迪克森认为，对男子气概的焦虑会驱动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行为，这种倾向既体现在“bull”上，也体现在人事和部队结构决策中。迪克森提到，“对头发长度这类性别角色认同外在标志的重视”，以及“对试图承担传统男性角色的女性所抱持的根深蒂固偏见”。
在赫格塞思身上，这并不难找到对应例子：他要求美国“战士”接受睾酮检测，甚至可能注射睾酮；同时在女性军官晋升以及扩大女性战斗部队规模的问题上，表现出系统性偏见。最后，还有迪克森所说的“强势管控”心态。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本就存在于军队等级体系之中，但其不幸之处在于，它往往表现为思维僵化。迪克森写道：“倾向于服从权威的人不太可能理解敌方意图”，也倾向于低估敌人的能力。
他当时想到的是1940年春季盟军灾难性的作战计划。但今天读来，这段话仿佛是在描述五角大楼未能为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做好准备，尽管这一情景数十年来早已在兵棋推演中反复出现。一些更强调集中管理的人也更不愿接受技术创新。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4年多，这场战争显示，作战力量需要为无人机时代重新配置。但美国在无人机产量上，至今仍远远落后于一个实力中等、且深陷战争的欧洲国家。
这部分原因也与赫格塞思的上司有关：在今年对伊朗战争初期，特朗普拒绝了乌克兰提出的无人机援助。特朗普对军事技术进步的轻视一以贯之。多年来，他一直要求美国航母恢复老式蒸汽弹射器，并强迫五角大楼为未来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拨出数十亿美元。迪克森的书已经带有明显时代痕迹，无论是其中的军事案例，还是许多科学解释都是如此。即便是“英国将军都是蠢驴”这一看法，尤其在一战问题上，也已被较新的研究所修正。后来的学术研究更倾向于认为，那是一批能力接近合格、但不得不应对全新战争方式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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