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柳条边外第一关》
1968年9月18日，我下乡到康平东关屯公社孙白窝堡大队(以下简称孙白)三小队成了沈阳知青。刚过17周岁，初次离开父母，我到了孙白从敞篷大汽车下来，第一次看到康平农村真是“广阔天地”，天高云淡，视野开阔，好奇地看到房子是土坯泥建，平顶房上还长着草。老乡们脸上朴实善良的笑容很亲切，拉着大红幅:“热烈欢迎沈阳知青上山下乡”，敲锣打鼓、彩旗飘飘。我们听着热情的欢迎口号，热闹的仪式中得到康平特色“大碗红茶”招待。头一次看到别开生面、地方风格浓郁的“二人转”演出，陌生又好听的曲调韵味，至今记忆犹新，一切都新鲜......两个班近50人被分到三个小队插队落户。晚上看到青年点昏暗的煤油灯，我们才知这里没有电，城乡差别慢慢地显现。几个女生开始想家了，孩子般任性地哭泣，把大、小队长急得手足无措。焦急、担心、怜悯地与我(当时是点长)商量领同学们去一墙之隔的大队部继续看没有结束的“二人转”演出，想以此来转移想家的情绪。当年三队青年点有点收尾工程需完成，就把同学们分到老乡家住，我们俩女生分到闻玉芹大姐家居住，她比我大两岁，是还乡知青，有许多共同语言。从学习生活到农活儿等多方面，她都给予我们大姐姐一样的关心帮助和带领。在农村广阔天地两年的四季农活锻炼中，从社员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优良传统，如善良诚实、勤劳节俭、尊老爱幼、怜悯同情、帮扶残弱。我们也由柔弱的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五谷不分的城市学生，在农村广阔天地的实际锻炼中得到了成长。意想不到，那一段艰苦难忘的知青岁月，让我们受益匪浅，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下面是我在孙白村知青生活的点滴回忆。
一、我为什么来康平
在下乡前，我参加了沈阳市学生代表大会，当时我是学校学生会主席，上台表态发言要去辽宁省第二个兰考康平县下乡。但驻校解放军代表单独跟我说:沈阳对知青的安排，大批去康平县，少部分去沈阳近郊苏家屯。他还对我说:把他们送康平后，你最后去苏家屯。我知道他的好意，但我说:我已经上台表完态了——去康平县，怎么说话不算话!那位解放军没再说话，眼睛里充满怜悯同情地看着我这个不谙世故的傻孩子。至今过去53年了，对当年的诚实守信的决定，从未后悔过——天地可鉴!
二、闻玉芹胜似亲姐
她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对我初到陌生的环境，给予了珍贵的理解与包容。手把手地教我使用农具;割地我手磨起血泡很痛，她心疼地帮我处理包扎;教我正确使用镰刀的方法，当然别的老乡也都教我们。割谷子，谷茬把我脚扎破流血，闻姐又忙着帮我处理脚底的伤口。慢慢地一点点手上起了茧子，不爱起血泡了，我在艰苦的劳作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上山下乡的命运让我与闻姐建立的友谊情缘，随着岁月的洗礼，锤炼得越加深厚绵长!情缘是很奇妙的，当年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之间的友谊竟然至今52年之久，仍彼此牵挂!
三、虚惊一场
1968年冬，我去县参加知青代表大会期间，县医院有一个女孩因手术大流血需输血，但血库告急，急需AB型XX阴性(忘了)。会议主持人在大会上号召知青们献血，多人积极响应，我们从县党校(西面)一路跑到县医院(东面)，路上遇到孙白老乡，没想到他回去把我要献血的事儿说了，闻姐和我叔婶就开始对我牵肠挂肚地不放心，担心我瘦小(当年我体重80多斤，个子小，那个年代发育普遍晚)，别因献血后昏迷，无人照顾。会议结束回“家”，叔婶一古脑把对我的牵挂担心说出来，让我心里暖暖的，虽然我远离生养的父母，但孙白叔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大叔多次说，你住在我家，就是把你当成亲闺女，从沈阳下乡到孙白的城里孩子，我们有责任保护你的健康和安全。我感动得急忙告诉他们，我是要献血的，但验血后我是A型血，不合格，不是患者需要的血型。虽虚惊一场，孙白父老乡亲对我们沈阳知青真挚善良朴实的感情已永久地刻进我的心里。康平孙白虽然贫穷，但当地农民淳朴善良的优良品质默默地融进我的生命中，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会自然地往外流淌......
四、参加文艺宣传队
知青中有两人参加孙白文艺宣传队，常在农闲时参加排练，当年我瘦小，在节目中不是扮女儿就是孙女。当时孙白文艺队在农闲时经常去东关各大队演出，很多老乡都认识我们，但我们却记不住谁是哪个大队的，因为台下观众多。队里各年龄段的老乡都有，大家团结互助，其乐融融，各尽其责。每次演出后走回孙白，老乡教我走夜道的窍门:白水，黑泥，黄干道。一路上有说有笑，虽然辛苦，到家都半夜了，也觉得有趣儿。在与老乡接触的过程中，感觉到他们虽然生活得贫困疾苦，但他们乐观、幽默风趣、积极向上，这样的优良品质对我影响深刻，让我在以后漫长坎坷的生活中，一想起父老乡亲对待贫困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就知足常乐!
五、分享闻姐的情书
1969年，闻姐新处不久的对象戴允春要参军入伍了。在东关欢送新兵入伍的文艺演出中，孙白八位女生表演唱“红花献给亲人解放军"成功地赢得了掌声，台下笑声一片。新兵站成一横排，八位女生把大红花献给每位新兵，但离戴允春近的三、四人(其中有我，是第一次认识他)边唱边跳边笑着把红花同时献给“未来的姐夫”。只见戴允春脸红红的，腼腆地笑着接过并不认识的"小姨子们”的红花，没接到红花的新兵莫名其妙，啥情况?这么多人献花给他?知道内情的人们“哈哈哈”笑成一片。这个表演唱已被传为喜剧佳话，直到多年以后，我去康平，大姐夫都会愉悦地回忆当时腼腆又青涩的幸福时刻。我和同学孙守荣与大姐同住北炕，后来闻姐和对象恋爱中的往来书信，我和同学一起看，分享她热恋中的快乐。我发现她们俩文字漂亮，语文流畅优美，颇有未来作家的潜质!我当时初二就下乡了，语文基础很差，从她们多封情书中，点滴积累提高了文字水平。果不其然，大姐夫从部队转业到康平电影院，从事的就是文职工作。大姐七十年代后期考上了沈阳农业大学林业专业，回康平后分到林业局，她对康平绿化种树固沙做出了贡献。
六、大婶教我做女红
当年都穿棉袄棉裤，换季前我准备带回沈阳让我妈妈帮我拆洗缝做。大婶(闻姐母亲)批评我:“拙丫头，都多大啦，应该自己学会做针线活儿，来，我教你”后来大婶一步步耐心教我，我终于学会了。回沈阳结婚后，全家三口人的棉衣我都承包了。我妈表扬说:家里四个闺女就是你最巧，那三个闺女家仨大人的棉活都靠老妈给做。我自豪地说:这是我下乡康平时，闻婶教我的。我下乡康平的收获很大，做棉服只是其中之一。
七、大叔的困惑
1968年底的一天，大叔问我说:“看你这个孩子挺老实可靠，我跟你说说心里的困惑吧。康平孙白农村耕地少，有几处大甸子你看到都是碱巴落(音lao-编者注)，白花花一片，不长庄稼，我们农民分的口粮都不够吃，每年一到开春青黄不接时，都要跟队里借粮食吃，秋后再还。这种情况不欢迎知青插队落户来跟农民争本来就少的耕地和不够吃的粮食，我不理解让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我简单幼稚地问:“大叔，那你们为什么还敲锣打鼓，拉大红幅喊口号欢迎呢?”大叔说:“傻丫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声令下，全国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全部上山下乡，谁敢反对呀!你没看到新闻报导，有反对的立即戴帽是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认罪的批评教育，不认罪的也有判刑劳改的。”我听后一回忆大叔说的是事实，我也解决不了大叔的困惑......大叔相信我，说出了心里话，我认为时间与历史终将给出答案。但在没出结论之前，我必须守口如瓶，不能随意传说。那个年代看到多少人因一句话，就被批斗或判刑的案例。大叔与家父同龄，他待我当自家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我待大叔也应该像待家父一样。理解他的困惑和不理解当时的政策，慢慢等待历史给出答案吧，这个等待是漫长的......
八、感谢民兵队长王忠义
他是位善良热情幽默风趣的人，特别爱开玩笑，常说一些当地“讨巧”的话。他多次故意问，我一答就引出一片笑声，笑我单纯无知在不知不觉中就掉进“陷阱”，我慢慢才知话中的含义。农活儿苦又累，到乡下一切从头开始。知青的单纯幼稚是老乡们的“开心果”。我至今仍怀念那段苦累与简单快乐相伴的知青岁月。刚到孙白正是秋季收割，王忠义和陈富(文艺队拉二胡的)总提前说:小华拿垄时站在咱俩中间，我听话照做，所以不管割苞米还是高粱，他俩太快了，嗖嗖地在前面帮我割倒一大段、一大段，只间隔给我留下几棵，我割倒后小跑也追不上他俩的速度，但仍把我累得满头大汗。镰刀在我手上就是不好使，手掌天天磨起泡，疼得钻心。看老乡们割地像玩一样，快又利落地把割倒的庄稼整齐码成堆。相比之下，知青真需要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缺少的东西太多，农活的苦累仅仅是开始，真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冬季倒粪需挑担，王忠义负责用锹装，看他给老乡们装满满一土篮，他们走起来悠悠地，扁担一扇一扇非常好看，我好羡慕。轮到我，王忠义只给我装一锹，在土篮底。我说:“干嘛这么少?再装点儿!”他说:“你挑不动。”我还不服气，说:"再装点儿!"他笑着又装了一锹，说:“走吧!你挑起来试试?"我一挑起来，哟，肩头硌得太疼啦，我咬牙坚持，走路摇摇晃晃，腰板也挺不直溜。哎呀!轮到我怎么那么难看?怎么走不起来呢?王忠义笑着说:"你没挑过担子，学习锻炼要有个过程，要一步一步来，我们都挑多少年的担子啦......"那天把我累得腰酸背疼，肩膀硌得红肿要破皮了。第二天早上不想起床了，心里要打退堂鼓!怎么办?队长吹响晨哨，催促上工，我一咬牙要坚持!逼自己要坚强挺过这个劳累关，才能成长。就这样，在老乡们的带领关照下，一步一步坚持走过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的农活都经历熬炼过来了，由开始的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城里弱不禁风的学生，得到成长，这一年身高体重都长了，心智也比以前成熟一点。那时的冬季很冷，青年点的水缸没水了。我想自己是点长，应带头多干点，以前在闻玉芹家住时从来没有挑过水，都是大叔挑水。我去到井沿一看，王忠义正在打水，只见他摆柳罐熟练地摆就打上一桶水。在滴水成冰的冬天，井沿隆起一个很陡的冰坡，如鞋滑站不稳，极容易出溜滑下来。他说:“你怎么来挑水?男生呢?"我没解释，拿着柳罐摆了好几下，也没摆倒，就是打不上水。他说:“我帮你吧。"两个水桶各装大半桶，我摇摇晃晃地挑到青年点，手指头冻得生疼，正赶上同学陈淑芬(她在五队，我在三队)到大队开会，顺便来看我，听说我冻手，疼得眼泪汪汪，急忙解开棉袄，让我把双手伸到她两个腋窝给我一点点焐热。我趴在她肩头，禁不住流泪。这难忘的一幕，陈淑芬多次回忆起......那时王忠义的妹妹我们常在一起干活，相处得很好。她多次请我去她家吃饭，我也没多想，实实惠惠地就去，王大爷王大娘对我也很热情。去过多次以后，一天严老婶(她家离青年点最近，我常去要些针头线脑的)跟我说受人之托帮王忠义与我做媒。我听后很惊讶，没想到的事儿，太突然。那时我在闻家住，头一次遇到提媒，我不知如何处理。他家人对我很关怀，不能伤了人家对我的好，但我不想在农村结婚，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闻叔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大姐熟睡后，听到我翻来覆去的就小声问我:“小华，你有心事?是不是你严婶跟你提媒了?这事我知道，开始他家求我帮着提媒，我没同意。小华这事你不用愁，我理解你的心思，我来教你怎么处理好这件事。”大叔说:“农村人结婚早，姑娘大了有人提亲是好事，一家女百家求嘛。你就说‘年龄还小，现在不想考虑处对象的事，等过几年岁数大一点再考虑。’这样谁也不得罪。”我对大叔心存感激，他对我细致体贴的关爱，真如父亲一样。我的父亲离我那么远，那个年代交通和信息交流哪有现在这么方便，而大叔就在我身边，给予的关爱照顾都是非常及时有效的，让我受益匪浅，他教会我很多。我以为这事儿结束了，但不知是谁说出去了。我们青年点的男生听说了，也巧合，同学们相继去闻老叔家串门，天已黑，我一进院落，就看见我点几个男生在讽刺王忠义。我只听王忠义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们怎么说我都行，我是男人，不在乎。但小华是女生，她将来还要调走，你们不要再说了，对小华不好。”听到这儿，我心想:王忠义这个人还行，挺有男人样，提媒没成仍胸怀开阔，能为我的名誉着想，在男生讽刺挖苦的时候，能有这个态度，表明他是好品质的人。因天黑，屋子里的人看不到外面，我就转身离开了。青年点男生以后再没提及此事。透过王忠义这个人，我看到康平孙白农民身上那种淳朴厚道、朴实无华、善解人意、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他是中国农民的缩影!
九、想念严大爷
1969年春季播种，夏天除草，严大爷是妇女队长。有一天在谷地里锄草，我笨拙地把谷苗锄掉，留下一长串一株株的草。严大爷严厉地喊我过去，指出我的错误。我后悔又着急地问:“严大爷那怎么办呀?"他说:"我有办法。”他教我认识谷苗与草的区别，直到我认准不再出错。只见严大爷把草拔掉，再把谷苗一株株移过来，填在空株位置。我看到此，才如释重负松口气，还好严大爷帮我改正错误，秋后不会出现这一趟子不长谷子。我心里佩服严大爷的耐心和好方法。从那天开始，严大爷把我当孩子一样对待，收工时有趟地的马，问我:“你想骑马吗?”“想，但害怕。”我说，“没骑过怕摔下来。”他说:“没事，我给你牵着缰绳，慢点走，摔不着。”然后牵马走到犁杖那儿，让我踩犁杖骑到马背上，他一直手牵缰绳慢走回到队里。我像个孩子似的合不拢嘴，农村太好玩了!虽然农活累点，生活苦点，但农村广阔天地空气好，粮食蔬菜吃的都是新鲜的。我们知青各个都吃胖了。骑马的快乐，在城市可享受不到。从此严大爷给我的待遇，成了每天收工后一个和谐的画面:火红的太阳西下快要落山了，一大队三十来人的老乡和知青们说说笑笑收工回家，严大爷手牵着缰绳，我骑在马背上，跟随大队人马慢慢走着，知青男生也有骑马的。这时知青们最爱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有一天收工回家，一切照常，突然邓三叔手拿柳树条开玩笑抽马屁股一下，马受惊了，“噌”地一下子挣脱严大爷的手快跑，大爷没想到，急得大喊:“小华，抱住马脖子——抱住马脖子!”我开始紧张害怕，后来抱着马脖子在马背上随着马奔驰，耳边的风呼呼的，非常爽。马跑回队里就减速了，它通人性，跑到一个木架旁，等我踩着木架安全下马后，它才回马圈。我同学吴国凤说:小华骑在马上在草地上奔跑，太美了!可惜没有相机，照下来该多好。严大爷看我安全到达，才放心说:"可把我急坏了，这要是把沈阳孩子摔坏了可怎么办?"严大爷的女儿比我大几岁，儿子跟我同岁。严大爷真拿我当孩子，慈祥善良耐心地教我学习农村田间的一切知识。后来我分配到县里工作，很长时间没回孙白，有一次回去一打听，严大爷和严老叔都去世了，很遗憾，我想念严大爷!常记得他善待我的好!
十、1969年的春节
当时，康平知青办号召知青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东关落实到各大队，孙白开会落实，但同学们一听大多数人都哭了——都想家心切，归心似箭。其实我也想家，但需响应号召，跟孙白领导商量，我一个人留下就是青年点没空点儿。三个队的同学都回沈阳过春节，了却思家情。大队不让我一个人住青年点儿——不安全，我又到闻玉芹家住。正月初二那天，我非常想家，心情不好，就拿着钥匙回青年点儿，一开门屋里冷冷清清，一排行李卷放在炕上，空空荡荡的，我感觉特凄凉，加之想家，禁不住哭起来。正哭呢，闻玉芹大姐来敲门，我把门从里面插上了，她说:“华，开门，我一想你就来这了，我知你想家了。"门一开，大姐抱着我，我俩一起哭。哭过后，想家的心情得到渲泄，轻松点了，我和大姐回她家。大婶包了好多黄粘豆包馏好了，等我们回家吃饭。这就是我和贫下中农过的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身上没有一块钱，任何过年的礼物也买不起。本来计划回沈阳管父母要钱的，但突然响应号召，我是青年点儿点长，只能放下个人的想法，带头留在孙白不空点儿，这样不让大队领导为难。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亏欠我叔婶，只不过当时并没说出口。
十一、关于入党
1969年初我参加孙白党支部整党时，就提交了人党申请书。党支部对我在孙白的工作表现评价较好。找我谈话后，派五队的李大爷去沈阳我父亲单位调查了解。我父亲解放前在沈阳国民党警备区司令部开车，做过一段司机工作，当时正是文革期间未下结论，所以党支部没批准我入党(五年后在县里入了党)。
十二、孙守荣和魏大娘的故事
到孙白的知青共两个班，初二一班起来，严在五队，初一三班在四队，三队是两班混合。孙守荣是初一三班的，她和我住一起的时间最长，在闻玉芹姐家住段时间后，在1969年夏秋季又去三队魏大娘家住段时间，她女儿在东关广播站工作。那时我和守荣自己烧火做饭，在田里干活时，老乡们常开玩笑说:守荣是屋外的，负责挑水，柴米油盐等;我是屋里的，负责做饭等家务活儿。孙守荣能干能张罗，知青中我俩出勤率最好，其他同学回家(沈阳)次数多点。我们俩配合得挺好，那段时间劳动生活都很愉快，吃饭时也唱歌。魏大娘总叼着一尺长的大烟袋叭嗒叭嗒吸烟，总爱笑咪咪地“警告”我俩:“告诉你们，吃饭唱歌，将来找个傻女婿!”我俩哈哈一笑，没当一回事。我多次躲在门后，看魏大娘进屋时，就突然大喝一声:不许动!魏大娘就拿烟袋锅子假装打，我就嘻嘻哈哈地跑开。现在一想起守荣和魏大娘的故事就想笑。
十三、不成比例的付出与收获
我从1968年9月到孙白，至1969年末，一直没离开孙白，春夏秋冬一直坚持出工没休息一天，在同学中我出工率最高，工分也最多，出去开会也给工分，1969年初冬季农闲时，让我参加孙白整党也给工分。那时吃派饭，轮到谁家就到谁家吃饭。当年我在孙白真是吃百家饭。我的工分很多，但1969年末会计结算后，扣下口粮，我才得到40元现金，听说一个工分才值8分钱。拿到一年多辛苦劳动的收入40元，我很失望，不过没说出口，思想波动，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前途渺茫。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叔又问我:"华，怎么了?有什么心事?说出来?”有很多话当年无法说明白，感觉自己一切都是身不由己，处在时代风起云涌的大潮流中，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随波逐流。跟大叔无法说，也不能说出心里的迷茫、困惑和忧虑，我只能在大叔面前默默地流泪......我们知青的未来和命运在哪里?
从1968年9月18日下乡到孙白，到1970年10月离开孙白整整两年的日子里，回忆起来还是满有趣的。不会成本大套地写，只好想一件事情写一件，其实那段经历值得好好地写一写......
作者简介:栾兴华，1951年出生，沈阳人。下乡前是沈阳市和平五经四中学生会主席。1968年9月18日下乡到康平县东关屯公社孙白窝堡大队三小队，是沈阳知青点点长，1970年10月抽调到康平县编织社(后来变成雕刻厂)，任雕刻厂书记，1979年调回沈阳玉器厂。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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