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清华的这堂课，还原真实的孟子|商鞅|孟子|战国|朱熹|清华|理想主义者|论语|齐宣王

提到孟子，我们很容易想到性善论、浩然之气、民贵君轻，以及一个不断劝说君王施行仁政却总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者。

但这些过于熟悉的标签，也可能遮蔽真实的孟子。他固然好辩、刚烈、犀利，但他的思考和主张，也不是未经世事的空想，而是从战国的饥饿、杀戮与政治困境中生长出来的。

《大秦帝国之裂变》虚构了一场孟子与商鞅的论战，剧中的孟子虚张声势，被年轻的卫鞅驳得哑口无言。

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有这样一门“《孟子》研读”课，课堂上赵金刚老师和学生一起反复研读、探讨孟子，追索孟子说话的历史背景，揣摩他面对不同人物时的语气与神态，也拆解那些层层推进的论辩……

由这门课整理而成的《孟子十五讲》，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看清现实却不肯向现实低头的孟子。

为什么今天的人很难理解孟子？

赵老师用“乱世的哲思”概括孟子和他的时代，书中正是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一幕说起。

剧中，商鞅来到齐国稷下学宫，恰好遇见孟子与人辩论人性。孟子主张性善，商鞅则站在性恶的一边。最后，商鞅赢得辩论，孟子满脸丧气，连一点君子气度都没有。

图源：影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

赵老师提醒我们，《大秦帝国》始终没有处理好孟子、屈原这样的理想主义人物。在这样的叙事里，能够迅速富国强兵的商鞅天然占据舞台中央；反复谈论仁义、性善与王道的孟子，却很容易变成不合时宜的失败者。

这或许也反映了我们理解孟子的困难。当一种文化更崇尚力量、效率和立竿见影的结果时，理想主义就容易显得软弱。人们关心的是谁能赢得战争、增加财富、解决眼前的问题；至于孟子所追问的——人为什么不能被当作工具，政治为什么要受到仁义约束——则仿佛太慢、太远，也太“不实用”。

孟子像

此外，孟子本人又不是一个容易讨人喜欢的人。他好辩、太刚，说话锋利，有时还会斥责别人近于“禽兽”。不过，这是因为孔子面对的许多问题，到了战国已经变得更加尖锐：诸侯渴望富国强兵，纵横家追逐功业，暴力逐渐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孟子无法只用温和的独白说话，他必须在一次次交锋中，争出一块立足之地。

所以，孟子并不是不懂现实。他真切地面对过人性的弱点和政治的困境，只是不肯把成败当作唯一标准。他的理想并非悬在现实之外，而是在看清现实之后，仍然相信人能够抵达更高的地方。赵老师称他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从“饥饿的战国”重新认识孟子

要理解孟子，不能绕开他所生活的战国。

春秋时代虽然已经礼坏乐崩，周天子的权威逐渐瓦解，但战争仍保留着某些礼法和道义约束。到了战国，旧秩序进一步崩溃：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诸侯之间不再满足于称霸，而是以兼并土地、消灭对手为目标。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杀戮也越来越残酷。

古代战争场景复原图

朱熹在描述春秋与战国的区别时用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说法：到了战国，人们开始“胡相杀”。原本约束战争的伦理法则被抹去，能否取胜成为最重要的标准。

书中借用“饥饿的战国”来概括这个时代。这里的“饥饿”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君主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他们渴望更多土地、人口和财富；另一方面，真正生活在战争中的普通人却腹中空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孟子》中那些看似高远的言论，其实都有非常具体的现实背景。孟子质问梁惠王：用木棍、刀刃杀人与用政治逼死人，真的有什么区别？厨房里堆着肥肉，马厩里养着肥马，百姓却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样的政治无异于“率兽而食人”。

孟子见惠王场景雕塑，开封博物馆藏

当我们看到这些话，就很难再把仁政理解为空洞的道德口号。孟子反对的，是以富国强兵为名，把普通人变成战争资源的政治；他坚持的，是在权力和利益之外，重新确认人的价值。

孟子的现实感正在这里。他比许多人更清楚暴力可以迅速解决问题，也知道商鞅、吴起一类人物为什么更受诸侯欢迎。但他仍然追问：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秩序，是否值得人生活其中？如果政治只剩力量和利益，它最终会把人带向哪里？

补足历史背景，才知道孟子说什么

《孟子》中的对话很少交代完整背景。孟子和当时的人共享许多历史常识，一句话、一个眼神便能唤起彼此心照不宣的信息。两千多年后的读者却失去了这些共同经验，如果只按字面理解，孟子的许多话便容易显得抽象，甚至迂腐。

《孟子》开篇，梁惠王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只看表面，梁惠王正在为国家寻找出路，孟子却拒绝谈利益，似乎没有回应现实问题。但书中补充了这场对话的历史背景：当时的魏国刚在马陵之战中遭遇失败，国力衰退，梁惠王急于招揽贤才，重新振兴国家。

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刊本《孟子》

国家图书馆藏

更重要的是，魏国本身就是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梁惠王的祖辈通过以下克上、不断争夺，最终取代晋国。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有着非常具体的警告意味：魏国可以依靠逐利和争夺而建立，魏国的大臣也可能沿着同样的逻辑，在国家衰弱时取而代之。梁惠王真正需要警惕的危险，未必只在国境之外，也可能就在萧墙之内。

理解这段历史后，我们才会发现，孟子并非不懂梁惠王的急迫，而是试图指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把利益最大化视为行动原则，一个国家即使暂时强大，也可能从内部走向崩解。

赵老师提醒我们：读经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历史中的价值和规律；读史则能让经典中的道理重新落回具体世界。将《孟子》与战国史、《史记》或《资治通鉴》相互参照，那些被压缩在只言片语中的政治处境就会逐渐展开，一个活在真实战国中的孟子也会重新出现。

把对话读成一出戏，看清其中逻辑

今天阅读《孟子》，可以尝试把这些对话想象成电影或话剧，补出人物说话时的语气、动作、表情以及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

孟子见梁襄王就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场景。梁襄王一见面便突然问“天下恶乎定”，仿佛统一天下与自己毫无关系，继而追问谁能统一天下、谁会追随“不嗜杀人”的人。孟子离开后评价他“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如果把这段文字当成静态语录，很难理解孟子为什么如此失望；一旦还原见面时的神态和语气，一个茫然、缺乏担当的君王形象便会显现出来。

面对齐宣王，孟子又换了一种方式。他从齐宣王因不忍见牛发抖而“以羊易牛”的故事入手，没有立刻批评他，反而肯定“是心足以王矣”。等齐宣王放下戒备，孟子才逐层追问：既然恩德可以惠及禽兽，为什么不能惠及百姓？于是，齐宣王从起初的敷衍和尴尬，慢慢变成主动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