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周入滇数日，参观了云南省博物馆以及环游滇东南。这是第四次入滇，至此云南四至都已走马观花看过，结合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的感触，谈谈云南何以从一个长时间的华夏文明的“他者”，变为中国一部分的。

云南是中国现领土中，直属于中央政府管辖时间最短的区域之一，也就是郡县化治理时间最短的地方之一，直到近世的元明清才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本部一部分。云南中国化何以如此迟滞？又为何如此彻底？以至于当今我们把云南视为中华文化主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汉文化之外的他者。

云南的历史命运又与越南（广义还有朝鲜北部）形成相反。越南早在秦汉就成为中原直接管辖的郡县，但是在五代之后却永久脱离中国领土（明初短暂统治除外），越南人终究没有被同化为华夏，成为异国他族。这种历史相反命运是如何造成的，本文也做一分析。

（一）云南早期民族的形成

云南早期族裔大体分为三类，即氐羌系、百越系和百濮系。现在考古学和人类学上，对于氐羌通过川西高原、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持续不断南下，这个过程大致持续了3500年左右，最后形成云南乃至伊洛瓦底江流域的藏缅语族民族，是比较确定的。

众所周知，这条迁徙路径是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之一，但是为什么艰苦的民族迁徙浪潮持续了这么久，还是因为残酷的文明竞争导致的。导致大迁徙发生的大致有三件事，第一件应该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仰韶文化群体西进，以及黄河流域干冷化，受到压迫的古汉藏语人群南下，他们主要生活在川西高原，后来部分人口进入成都平原，建立了三星堆文化。

现在很多有文化的人都相信三星堆文明是西亚人或南亚人建造的非中华文化谱系的文明，这是对正统史观的矫枉过正，认为越与传统背离就越正确，是一种完全不了解历史的激进左翼叛逆思维。

第二件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崛起及灭蜀，导致陇西和四川盆地汉藏语系氐羌族群更大规模的南下，这次南下潮基本奠定了云南汉藏语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格局，秦汉时期云南和川西最大的几个青铜王国，如滇、昆明、靡莫、劳浸、邛都、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等都是这一波南下氐羌不断分化和融合形成的。

第三次是六世纪后的吐蕃的崛起，造成最后一波藏彝走廊的迁徙潮，东路是部分羌人部落南下与僰人融合形成彝族，他们的南下还刺激滇东一带僰人继续南下，到达滇东南地区，西路则是西昌盐源一带的部族南下形成了今天滇西的纳西等族。

百越系大致是也是西周末年进入云南的，其背景是华夏化楚人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导致这里生活的百越系民族被迫不断西迁。其西迁分为两路，一路集中在今天的贵州和云南东北部，一路沿着珠江而上集中在广西和云南东南部。北路深入到云南东北部百越民族后来都被氐羌族群同化了，成为今天彝族的一部分，只有贵州的不分族群保留了本来的语言，即今天的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今天云南幸存的百越民族后裔都是从南路进来的，即现在的滇南的壮族和傣族。

百濮系民族的代表是哀牢夷，他们的后裔是今天的德昂族、佤族和布朗族这三个南亚语系民族。百濮起源于何地有争议，一种说法是他们与百越一样，是从长江中游西进而来，另一种说法是他们从东南亚北上而来——缅族和泰族南下前，整个东南亚都是孟高棉语人的天下，建立了强大的高棉帝国。

总之：1.云南人早期生活的民族都是非华夏民族；2.在14世纪汉人大规模进入云南之前，云南人口的主体是从横断山区河谷地带源源不断南下的藏缅语族民族，无论是早期的滇国，还是后来的南诏、大理王朝，他们不断蚕食百越系和百濮系民族的地盘，形成了今天云南汉藏语民族占绝对优势的情形，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都是他们的后裔，他们占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如果加上汉语系的汉族，云南汉藏语人口占总人口的85%以上。

二、云南青铜时代历史的独立性（公元前500年至1世纪）

大致而言，云南基本与中原同步进入青铜时代，即公元前1500年左右。不过云南的青铜文化遗址很少，是星星之火的状态，而不像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满天星斗，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

现在考古成果很明确地证明，云南早期青铜技术是较早南下的氐羌人带来的，很多青铜剑都有北方草原风格，不过这些迁徙人群的规模很小，只创造了很小规模的文明，云南的早期青铜文明微弱地存续了1000年左右，以孤立小规模遗址为主，社会仍没有出现明显阶级分化，保持浓厚原始部族的面貌，只是到了公元前500年前后，青铜文明才开始发达起来，技术陡然跃升，考古遗址也密集起来，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进入古国时代。

这个原因还是上面所说的，进入东周时期以后，秦人的扩张，迫使大量氐羌人南下，这一批南下的氐羌人规模远远比早期阶段多，并且已经有发达的青铜技术。当汉武帝时，第一批汉人到达云南，看到的云南的青铜时代方国，基本都是由这批春秋战国时期南下的氐羌人建立的。

这也就是说，当中原早已进入铁器时代后，云南才普遍进入青铜时代，比中原晚了近1000年，至于等到比较成熟已经是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比第二批氐羌人南下晚了两三百年。之所以出现时间差，笔者认为这是人类早期迁徙的艰巨性导致的，一代人不过向前走百十里，经过数代人，文明才能穿越川西传递到云南。

公元前110年前后，当汉武帝的使者和征服军队进入云南的时候，这里正处于云南青铜时代最巅峰的时期。尽管汉武帝将云南名义上变为汉朝的一部分，但是从云南青铜器物和随葬品来看，这种统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汉人和中原技术基本对云南都没有什么渗透，云南本土文化还是在独立发展中。

这时期出土的墓葬显示，云南仍旧处于青铜时代，中原冶铁技术还没有大规模进来；云南在青铜时代形成的氐羌、百越和百濮王国依旧都存在，他们只不过接受汉朝册封罢了，汉朝并未能触动云南的社会结构，正如《汉书》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大的封王，小一点的封侯，再小的封邑君、邑长；出土的青铜器大量是战争艺术造型，说明土著古国之间征伐兼并非常频繁，汉政府也不能完全约束他们。这时代的云南与中原内地仍是一种平行线的发展轨迹。

三、汉文化的小规模进入以及藏缅语部落的再造升级，封建化民族集团开始出现（1世纪至6世纪）

进入东汉，中原政权对云南的控制开始加强，《汉书》中只有对西南夷的征服和册封记录，但是没有治理的记录，大致此时的汉官类似清代驻藏大臣，并没有多少行政之权，不过《后汉书》对汉官治理记录明显增加，如“蜀郡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景）毅初到郡，米斛万钱，渐以仁恩，少年闲，米至数十云”。

从考古出土文物看，这时候中原器物开始大量进入云南，这有两种结果，一种可能是云南开始出现较大的汉人移民聚居点，另一种可能是少数民族上层仰慕汉族文化，模仿制作的，或者是中原政权的赏赐，但是无论如何都显示了汉文化开始影响这里。不过从出土文物看，还是以本土艺术风格文物为主，中原艺术风格文物为辅。

在东汉时期，云南本土民族的一个个青铜邦国都走向了解体。这首先基于一个文明自己发展的规律，总有一个生长繁荣和衰竭的过程，同时，汉文明的进入，也加速了它的瓦解。

这时候云南社会发生了第二次跨越：从从生产力上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从社会结构上讲，土著的奴隶制邦国瓦解，代之而起的封建制农奴部落。

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后，中国内地战乱频繁，政权平均三四十年就要更迭一次，根本谈不上有力量去经营云南。尤其是南方中央王朝如果经营云南，就必须以蜀地为跳板，而东晋之后，蜀地至少有有一半时间不在南方中央政府手中，要么割据自立、要么被北方王朝占领，所以这时候虽然仍然在云南设置郡县，但是都是形式上的，极少有官员上任。

这种情况下，云南的历史又回复没有外力干扰而到独立发展状态，蛮化的汉人移民或汉化土著贵族统治的封建化的大型部族集团逐渐形成，这就是所谓的“南中大姓”或“夷帅”的崛起，他们是西南土司的前身。这里用封建来形容云南民族的性质，绝非郭沫若等左翼史学家“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内地式封建实际是官僚统治，与封建恰好是背离的，云南的部落是地地道道的分邦建土、世袭统治，符合“封建”的本义。

南中大姓首领对中央政府名义称臣，实则是割据一方的部族政权。最著名的就是，在云南最核心的部位，也就是昆明—昭通之间的平坝地区，割据200多年的爨氏政权，他们从345年开始获得统治地位，一直到隋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这种割据才被中原王朝用军事打击下结束，不过诸爨对云南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南诏国时期。

历史上往往把汉族移民当做巩固统一的积极因素，其实未必全然是。处于高文明水平的汉族移民，往往会整合本土资源形成当地豪强，并最后“半蛮夷化”，成为推动分裂的力量，云南、东北、朝鲜半岛、越南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汉人与土著的融合，增强了本土力量的整合能力，进而更有力量对抗中央；土著化的汉人豪强为了自己利益，在中央统治力薄弱的时候，也会积极推动本地脱离中央。

两晋南朝时代的南中大姓就是沿着这个路径发展的，土著化的西班牙人积极领导拉美独立运动也是这个逻辑。

四、藏缅语国家的形成，本土文明的黄金时代（8世纪至13世纪中叶）

隋和唐代前期，中央政权对云南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是仍没有打破地方势力，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辖，隋唐国力虽然盛于两汉，但是对云南的控制甚至还不如两汉。

两汉在云南设数郡，遍布今天的所有云南，即使在最西部澜沧江流域的也有永昌郡，而唐在云南仅设有姚州（楚雄姚安）和南宁州（曲靖），也就是最贴近内地的地方，而无法深入。

在统治方式上，汉朝最起码郡级官员都是中央直接派遣的，而唐朝只有姚州都督是由内地派遣而来，而南宁州都督中央虽然试图派遣流官（韦仁寿），但是遭到土著的抵制，只好继续由本地大贵族爨氏家族担任。

至于各州、县的长官，几乎都是土著部落首领担任，如由宰相张九龄拟定、以唐玄宗名义下达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中提到的地方官： “敕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悟、姚州首领左威卫将军爨彦征、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 戎州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升麻县令孟耽： 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 ，他们从名字上都是部族首领。

唐代在姚州镇戍军事力量也是很薄弱的，《旧唐书·张柬之传》说“每岁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镇守,路越山险,死者甚多”，按三年一轮回计算，官兵也不会超过两三千人。

隋唐也没有云南人参加科举，或者设置孔庙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唐代中央在云南的存在力量是很薄弱的，它大致上只能起到震慑、平衡部族之用，而无法组织移民迁徙，以及将西南边疆内化为编户齐民之地。

至于为什么唐代连汉朝的统治力都没有恢复笔者推测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唐代统治者对北方边疆经营更用心，而对西南边陲不太感兴趣；第二吐蕃崛起不断侵扰川西高原，影响云南与内地的交流往来。

这种结果就是，云南土著民族既可以通过赏赐得到帝国的财力、物质支持，以及不断吸收内地先进文化和社会组织动员模式，又很少受到约束。因而，本土民族在这150余年的时间里迅发展，人口增殖迅速，族群内部治理结构越来越完善，开始有条件形成民族国家。南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

南诏、大理政权存在了500多年，成为中华帝国西南或东南亚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是云南本土力量文明水平不断进化演化的结果，他们在西汉至唐代前期850余年时间里不断学习中原文化，终于从技术和社会组织上比中原落后至少500年的部落邦国，演化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赶上中原中等发达州县的王权国家；从中原统治的郡县，而变为一个独立自国的国家。

所以，我们说从西汉到唐朝，中央经略云南的效果是很不明显的，尽管持续这么久，但是始终没有把云南变为中国一部。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南诏大理汉化颇深，比如通行汉字，也读儒家经典，模仿中原三省六部制和节度使制度，甚至大量任用汉人为官，但是它与辽国、西夏政权一样终非华夏性质政权，汉表而夷里：

其一，国家仍是部族制的，而不是行政制，主体是部落统治，即便是洱海中心的郡县也是分封世袭制；

其二，儒学只不过是作为国内文化一个流派，而不是统治学说，就像儒学在日本与朝鲜的差别；

其三，汉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力量上只不过是从属地位，即使汉人担任官僚，也无法改变国家氐羌的属性，如今天华人在泰国。

从8世纪到13世纪，这是云南土著文明的黄金时代和顶峰时代。如果蒙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云南很可能在近代成为一个白族和彝族主导的多民族主权国家，与现在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一样，成为东南亚列国中的一个。因为至此这片土地尽管有很多中国文化元素，但是终非华夏文明一部分，它在地理、种族和文化上的保持着自己鲜明的区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