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仁文书院探微|万历|仁文书院|嘉兴|学舍|朱熹|讲学

文 | 叶加

嘉兴最早的书院是宣公书院，始建于南宋，为纪念唐代贤相陆贽（754—805）而建。

南宋建炎初年，秀州知州程俱（1078—1144）先在府城西修建了宣公祠，供奉陆贽，开了嘉兴纪念乡贤的先河。绍定年间（1228—1233），祠堂迁到南湖边的柳氏园，文脉开始汇聚。

景定四年（1263），郡守谢奕焘把祠堂扩建为书院，置办学田维持开支，建起讲堂和学舍，宣公书院正式定名，鸳湖一带从此有了读书讲学的风气。宋末战乱频繁，书院被大火烧毁，只剩陆贽塑像，根基一度败落。

到了元代，文教逐渐恢复。至正年间，总管刘贞主持重修，扩建了先圣庙、宣公祠，建起仁义之堂作为讲学场所，还设置了时习、敏求、蒙正等学斋，厨房、仓库一应俱全，规模宏大，成为元代嘉兴最好的书院，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求学，文风再度兴盛。

明代以后，宣公书院多次被毁又重建，还几次搬迁。洪武初年迁到城里，宣德年间又迁到府治北面，嘉靖十七年（1538）改建在报忠坊，和宣公祠相邻；嘉靖、正德年间多次修缮，祠堂与书院并存，香火和读书声接连不断。

但到明代中后期，宣公书院渐渐不再以讲学为主，只保留祭祀功能，成了单纯的乡贤祠堂。旧书院衰落之后，嘉兴府城的文教中心，便由后来新建的仁文书院接替。

据清嘉庆《嘉兴府志》卷五“学校”记载：“仁文书院：在三塔东百步，一名天心。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知府车大任、知县郑振先创建。祀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王守仁四先生。有仁文堂、崇贤堂，集郡属诸生讲学其中。”光绪《嘉兴府志》卷八亦有记载。

光绪《嘉兴府志》（卷八）一页

车大任（1544—1627），字子仁，号春涵，湖广宝庆府邵阳县（今湖南邵阳）人，万历八年（1580）考中进士，万历二十九年（1601）担任嘉兴知府。

他到任后，看到嘉兴的读书人举止文雅，很有培养前途，却发现整个嘉兴府竟然没有一座像样的书院，而当时全国各地府县大多都建有书院。他十分感慨，认为以嘉兴这样的名城，缺少书院实在是文教上的缺憾，于是下定决心修建书院，培养人才。

在此之前，嘉兴县知县郑振先（1572—1628）曾在天宁寺东边修建粮仓，还打算在粮仓旁边的空地上建学舍供书生读书，可惜没能办成。车大任到任后，重新推动这件事，最终在城西三塔寺东、长水塘边选到一块好地方。这里地势开阔，紧邻河水，环境清静，非常适合办学。

书院建成后布局规整有序：前设大门，门内为仪门，仪门之后便是仁文堂，内设讲堂三间；再往深处则为正堂崇贤堂，共有五间。

书院大门两侧，悬挂着知府车大任题写的楹联：“天启斯文垂万古，图书日星光烂；门外长水会一源，洙泗昼夜川流。”

仁文堂内题有三对楹联，分别为接任车大任的嘉兴府知府蔡承植（1557—1619）所题“为君子儒；辟野狐禅”，以及车大任所题“德冠四科，济济风麟天山瑞；才雄两浙，翩翩国史坐中春”与“性道文章，未有天人深浅异；江湖廊庙，谁将忧乐居先同”。

在崇贤堂内，同样有车大任题写的楹联：“越水吴山，俎豆四贤崇此地；春风化雨，宫墙千古见斯文。”

正堂中间三间专门用来祭祀薛瑄（1389—1464）、陈献章（1428—1504）、胡居仁（1434—1484）、王守仁（1472—1529）四位大儒，以此尊崇正统儒学，端正学风。

院内还建有有斐亭、放鹤亭与淇澳牌坊，有斐、放鹤、淇澳均为古人用以赞美君子德行、期许学子成才的雅称。院内还栽种各类花木、开凿荷花池，环境清幽雅致。书院修建费用主要由官员捐献俸禄，不向百姓摊派苛捐。

书院取名“仁文”，含义很深。车大任在《仁文书院记》中解释：“仁”是做人的道德根本，“文”是礼乐文章的体现，两者本是一体，不能分开。

办学不只是教大家写文章，更要教人修身立德，做品德高尚的人。当时学术界常有不同观点，甚至互相攻击，车大任希望以“仁文”为宗旨，统一学风，告诫学生不要空谈理论，不要只为做官求俸禄，而要脚踏实地，践行圣贤之道。

《仁文书院志》中之仁文书院图

书院建成后，召集嘉兴府所属各县的学生在此讲学，让大家瞻仰先贤、端正心性，以德行为根本，不做虚有其表的文章。

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号竹懒，嘉兴秀水人，万历二十年（1591）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晚明嘉兴最负盛名的文人、书画家与学问家。仁文书院建成后，他正家居乡里，凭借深厚学识与崇高声望，成为书院最重要的讲学人物。他常到院中与诸生讲论经义、探讨理学，倡导品行与学问并重，反对空谈浮文，与车大任“崇仁尚文、以德育人”的办学宗旨一脉相承。

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留有亲历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三月二日条云：“三月二日，同儿子赴仁文书院讲会。舟行春涨如醅，岸柳淡黄，摇曳，入春来第一日晴光也。”寥寥数语，既记下他携子赴院讲学的实景，也写出春日泛舟长水塘、前往仁文书院的清雅情致，是仁文书院讲学活动最直接可信的第一手史料。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一页

岳元声（1557—1628），字之初，号石帆，嘉兴人，岳飞十八世孙，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以直言敢谏著称，晚年罢归故里，专事讲学与著述。他是仁文书院的核心缔造者与精神领袖，亲自主持兴建、置田兴学、订立规制，并主持纂修《仁文书院志》。

《仁文书院志》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以后，内容赅备，体例完整。卷前载有《仁文书院志序》，主要叙述书院创建缘起、兴建始末与修志宗旨；《仁文书院答问》，以问答体阐明书院兴建宗旨，辨析时势与士风变化，申明书院以道育人、匡正学风的根本用意；《仁文书院纪名》，则依照四条义例，记录与书院相关的贤俊、有功之士及文人，彰显书院兴学育才之盛。正文共计十一卷，统合记述书院形胜、建置、先贤、信士、官师、艺文、祝文、书籍、公移、院田与讲义，所载内容均为书院规制、教化实绩以及对儒家仁义道义的阐发。

《仁文书院志》卷四“信士”收录的《讲规》，上承孔子（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讲学传道的宗旨，远溯周敦颐（1017—1073）、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张载（1020—1077）、朱熹（1130—1200）等宋代理学源流，依据朱熹倡导的书院教化理念而制定，旨在矫正明末士风浮薄、追逐功利的弊病，重振儒家崇尚仁义、修身向学的传统风气。

讲规开篇慨叹孔孟忧心世道不学的心意，尊崇朱熹为理学正统，并引述朱熹论述书院兴办的用意，指出三吴地区（今苏南、浙北及上海一带，以太湖流域为核心）虽然风气浮华喧闹，仍需以礼乐教化潜移默化，因此订立规章，为书院讲学和士子修身确立准则。

全文共制定四项规约，对书院讲学与士子修习作出全面规范：

一是严肃讲会礼仪，明确祭拜先圣、出席讲会的礼节程序，要求学者盥洗致敬、行礼有序、静心沉思、相互问难探讨，保持恭敬之心，深究经典义理；

二是斟酌定期会讲，仿照白鹿洞、水西等书院旧例，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会讲时间，通过定期相聚研讨，达到相互切磋、弥补文饰过重而德行薄弱的弊端；

三是严格砥砺学风，慎重选用品学兼优者担任院长以引领后学，甄别并杜绝借讲学之名谋求功名、生计之徒，力求讲学务实有效，避免空耗院田钱粮而无实际成效；

四是拓宽入学参与范围，不拘泥于身份出身，接纳民间布衣中笃行修身、愿意前来听讲的士人，同时排斥心怀私利、投机钻营之辈，体现书院以德为先、广纳人才的原则。

这套讲规以尊崇圣贤、坚守正道为根本，以端正学风、兴办教育为目标，礼仪与制度并重，严格与包容相济，集中体现了仁文书院尊崇儒学、匡正士习、以教育成就人才的办学思想，也是明代江南地区书院讲学制度与理学教化实践的重要史料。

明代文教体系中，书院与府学、县学各有定位：府县学为官方正统教化机构，庙学合一，以科举应试为核心，体制森严而内容趋于僵化；书院以讲学论道、修身育人为旨，思想开放、教学灵活，在教育理念与育人精神上更具活力。

入清以后，朝廷强化思想控制，抬高府县官学地位并与仕途紧密绑定，对书院逐步收紧管控、推行官学化改造，自由讲学之风日渐衰微。仁文书院的终结，正是这一历史趋势的缩影。

书院自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创建，至清乾隆二年（1737）奉诏废止，其间与康熙五十五年（1716）建成的鸳湖书院并存数十年，嘉兴府城一时有两所书院相望而立。

乾隆朝为崇扬忠义、整饬祠祀，明确诏令将仁文书院旧址改建为岳鄂王祠，地方官府亦借此整合教育资源、优化书院布局，将功能重叠的仁文书院裁撤。其废止虽以复建祠宇、归并学舍为表，实则是清代教化权力日趋集中于官学体系、独立讲学空间不断收缩的必然结果。

朝廷以科举正途与礼教祭祀统合地方文教格局，使原本以明道修身为旨的书院，逐步让位于更便于管控的府县学与官方祠祀体系，最终完成了文教体制的官方化与礼制化归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