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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8月17日,东江纵队先后收复西乡、固戍等地;24日,收复深圳镇;30日,宝安县城南头的日军向东江纵队投降。南头也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收复的第一个县城。
《华南广九路西,光复宝安县城》
《解放日报》(1945年9月26日)
短暂的平和
8月24日,宝安军事特派室与宝三区联乡办事处进驻深圳镇,随即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与民同庆胜利。当天,历经多年苦难的深圳镇人民聚集在设于深圳的伪宝安县政府门前,欣喜地看着伪惠阳警察大队缴械。而驻守深圳的日寇仍缩在兵营中,一直拒绝向东江纵队投降,但迫于形势,最终还是派出代表,将地方上的行政、治安等事务移交东纵接收。
宝三区联乡办事处旧址
进驻深圳后,东纵进一步对日军开展分化瓦解工作,从个体日军入手进行说服和劝降。然而,由于国民党特务的唆使,直到9月12日,仅有约150名日军向我军投诚或投降,其余日军仍以等待上级命令为由,继续拒绝缴械。
在东纵领导下的宝三区联乡办事处接管期间,宝安三区人民迎来了短暂的平静。深圳墟等市场繁荣畅通,治安井然有序,深圳镇的百姓与东纵战士打成一片,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
新一军的抢功
9月下旬,国民党第13军(石觉部)和刚从印缅战场回国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孙立人部)开抵广九线。9月26日下午五时,国民党军队进入深圳镇。此时正值国共恢复和平谈判的关键节点,为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尽管当地人民极力挽留,为顾全和平大局,驻扎深圳的东江纵队只得忍痛撤离。
《深圳日军缴械》
《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6日)
1945年10月3日,深圳日军举行投降仪式,由新一军孙立人部受降。南头和罗湖方面的日军集中至深圳乡公所投降,其中日军德本光信联队由国民党新一军第30师89团2营侯超文所部受降。解放宝安的功劳,就这样被国民党抢去。
1945年10月6日,侯超文与德本部在深圳进行交涉
东江纵队撤出后,国民党军队接管了宝安县的政务与军务。当三区人民以为和平时期已经到来、即将过上安稳日子时,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三区百姓“重回”苦难
与东江纵队“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截然相反,国民党军队进驻深圳后,肆意欺压百姓,横征暴敛,让民众苦不堪言。9月30日,国民党第13军因需北上,在深圳驻留十五天休整,期间强占民房,村民稍有不从,便被冠以“奸匪”罪名,施以酷刑。同时,该军还强制各村缴纳军需物资,每村需交稻谷六十担,每日另缴禾草两千斤,本就因战乱尚未恢复元气的村落,更是雪上加霜,穷苦百姓陷入绝境。10月16日,第13军撤离深圳,民众才得以短暂松气。
1927年英国人拍摄的深圳河及深圳墟一带
民国时期的“深圳”一般指的就是这一片
10月17日,国民党第8军进驻深圳,其行径比第13军更为恶劣。他们在深圳强买强卖,导致市面萧条。该军还带来大批妓女,强占民房开设烟花场所。更令人发指的是,第八军在深圳奸淫掳掠,罗湖村和蔡屋围各有一名妇女被国民党军官强奸,两名妇女还被勒索数千元。10月20日,第8军撤离,不少村民如送瘟神般焚香点灯,庆祝其离开。
仅平静两天,10月22日,国民党第64军又进驻深圳,同样强迫百姓缴纳稻谷、禾草、大米,民众无力反抗,只能被迫依从。两天后,第64军也撤走了。
10月26日,新一军第五〇师立昆部驻扎深圳,深圳百姓再遭一轮灾祸。该部进驻后,立即联合萧天来部,在三区推行保甲制度,开展所谓“剿匪清乡”行动,大肆抓捕抗日分子与进步知识青年。
三区的大致包括现福田区、罗湖区、布吉、沙湾、盐田、沙头角等
黄贝岭村的张材被萧天来无端指认为“奸匪”,缴纳十五万元后才得以“自新”;同村的张祺森,因曾与游击队一同抗日,被新一军抓去关押数周,花费十几万元后方获自由;罗湖村民选村长袁康平,沦陷时期曾坚持敌后工作,被冠以“奸匪”罪名关押两周;上沙村抗日村长黄咱妹被逮捕后关押在集中营,期间花费三千元才换来一碗冷饭充饥;下梅林商人郑石荣,在沙尾渡头被新一军第50师驻防官兵抓捕,诬指为游击队员,押往南头关押,后被沙头乡长黄启发与县长吴舜农联合敲诈十余万元才得以脱身;皇岗村的庄浩全、庄火添等抗日分子,也被迫缴纳费用“自新”。
100年前的深圳墟航拍图
国民党军队从东江纵队手中接管三区的最初几个月,不仅强征暴敛,还设立各类盘剥机构,搜刮民脂民膏。战后几任区长均借机敛财,第一任区长叶大荣在任不到三个月,便搜刮数百万元;1946年任职的区长黄子球,与县长吴舜农勾结,在全区大肆搜刮,中饱私囊,民众的血汗钱被肆意掠夺。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与曙光。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当局并非真心求和,蒋介石暗中筹划内战。而在地方层面,国民党军队更是毫不掩饰,不断向解放区进犯。
萧天来在龙华的罪行
11月6日,国民党中央军保安队萧天来部与陈培部配合新一军第89团,分三路进犯龙华。上午八点占领龙华墟后,立即恢复旧保甲制度,召集保甲长开会,勒令各保在两天内缴纳枪费一万五千元、白米一百五十斤。同时,东江纵队建立的民主乡政府所存的一百三十余担公粮,以及大船坑村农会的十余担公粮,全部被该部洗劫一空。
四区的大致范围,包含现龙华区大部、平湖、石岩等地
之后,国民党军在全乡大肆抢掠。当天,赤岭头村何来发的甘蔗地被强占,村内鸡鸭鹅等家禽成为官兵的“射击目标”;石坳村村民被全部囚禁在祠堂,财物被搜刮殆尽后,官兵竟在浪口摆摊销赃。次日,萧天来强占石角村黄观常的住宅与碉楼,作为军事堡垒。期间,东江纵队发起反击,击毙萧天来部八名官兵。
为救援萧天来部,11月13日,新一军第89团一部再度进攻龙华,当晚进驻龙胜堂村。该部在村内肆意施暴,强奸妇女,还将男女青年驱赶至祖祠前,强迫其脱去裤子,用枪恐吓取乐,龙胜堂村被洗劫一空。当部队抵达龙华墟时,随意开枪放炮,周边村落均遭波及,无辜民众深受其害。
民国时期龙华墟及附近地图
萧天来部撤退时,烧毁黄观常的房屋和碉楼,抢走石角村男女衣物及一头怀胎母猪;途经龙胜堂时,砍光全村甘蔗;经过油松时,射杀一头耕牛;经过水斗村时,抓走八名村民。
五十四军一连祸乱龙华
12月18日,中央军五十四军一部约二百人包围牛地埔村,企图抓捕民主乡长周振熙。周振熙正对该村民众讲话,闻讯后向河边奔逃,追兵向其开枪射击,周振熙不幸中弹牺牲。顽军将周振熙衣物扒光,并在牛地埔村搜刮民财,损失不计其数。
周振熙(1898—1945)
龙华弓村人。早年教书,1938年12月参加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次年入党。1941年日寇几次“扫荡”龙华,周振熙带领自卫队配合抗日游击队参加反扫荡斗争。后根据上级指示,与胞弟周吉等人,到沙河、白石洲等地开辟新的敌后战场。曾任龙华乡抗日民主政府副乡长、乡长。1945年12月18日被国民党顽军围捕牺牲。
12月22日,该部驻扎横朗村,召集保甲长开会,将乡长十一万元的薪水强行摊派给各保承担。24日,该部洗劫大船坑村,抢走大量财物。27日,该部分头行动,一路包围赤岭头村,以搜捕抗日青年为名抢掠财物;另一路在鬼坡坳拦截沙河乡民众用于购猪的十三万元钱款。当天下午,该部再次进驻龙华墟,要求每保缴纳一百五十斤大米,强迫村民“自新”,每人收取五百元“自新”手续费,同时勒令各村加紧编纂户口册、从匪名册及五家联保名册。31日,该部包围窑下村附近山岭,在布九窝地穴内收缴十八枝民兵步枪,随后洗劫窑下村,抢走村民所有贵重衣物与钟表。
民国末年的龙华浪口村
1946年1月1日,由国民党军扶持的龙华乡乡长钟汉权强迫每保慰劳一头猪、五十斤米。一月初,该部包围新墟,抓走一位游姓副乡长的妻子和母亲,严刑拷打。该部还抢走全乡粮食合作社所存基本谷十余石,游副乡长家中储存的数十担谷也被抢走。此外,还有大量衣物财物被抢。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并于1月10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等文件,规定双方自1月13日午夜起停止军事行动。
1月14日,该部包围弓村,以没收“奸匪”公粮为名,抢走村民稻谷及周家祖祠内四十多担存谷,同时大肆迫害抗日家属,殴打周吉(周振熙之弟,东纵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宝安县副县长)之妻张氏,将周吉的哥哥周凤打成跛子,还恐吓要烧毁抗日家属的房屋。
周吉(1905—1995)
龙华弓村人,周振熙之弟。1938年随兄加入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1939年入党。曾参与火烧大涌桥、营救港九中队等战斗。1945年任民兵大队长,率队迫使南头伪联防大队投降,缴枪600余支。后奉命赴香港建立联络点,掩藏枪支约500支。1948年春回到宝安组建县武工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宝安县副县长、广东省杨村柑桔场场长等职。
1月22日,该部会同钟汉权,以存有“奸匪”公粮为名,抓捕界板坑村张亚生,勒索十五万元后才将其释放。此外,龙胜堂、上下早禾等村的农作物、家禽,均被该部肆意掠夺,成为“免费军需”,不少村民的住宅被拆毁,用于建造防御工事。1月26日,第54军一连调往乌石岩,2月4日又重返龙华,继续祸害当地民众。
周义心部的罪行
1月14日,徐东来下属周义心部的陈中队进驻龙华,龙华又迎来一批“土匪”。1月18日,驻扎观澜的周义心部包围廓冚村(即国钦村,现共和村),捉拿农民游柱邻,诬指其藏有“奸匪”公粮谷,严刑拷打后抢走其家中约五十担谷。游柱邻被释放后,因极度惊吓最终病逝。
1977年地图上的龙华一带
30日,陈中队会同钟汉权,借故搜查赤岭头,抢走大量财物,包括该村鼓手所用的一面铜锣和两把笛子,并要求鼓手缴纳四千元赎回乐器。同时,该队还将中心小学校长何伯琴之妻陈氏、年逾七旬的老海员何世湘、前任村长何运三人抓走,要求缴交短枪五支。
龙华的苛捐杂税
国民党扶持的龙华乡乡长钟汉权,依仗军队势力,向辖下各保强行摊派各类费用,包括其每月五万五千元的薪水、常备队每月十万元的经费、响导员每月五六万元的费用,平均每保需负担二万元及四百斤大米。此外,保长、甲长的薪水也全部由百姓缴纳,民众还需承担柴火供应、公路修建等无偿劳役,负担日益沉重。
除摊派费用外,各类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众不堪重负。杀猪需缴纳杀猪税,每头一千元;制糖需缴纳制糖税,每锅蔗水(可制四十多斤糖)八百元;卖糖还需再缴糖税,每担一千元。其他如酒税等消费税较之前增加十多倍。
自国民党军进驻龙华以来,除被没收的公粮外,全乡被驻军抢走的粮食不下两百担,其他财物更是数不胜数。仅钟汉权一人,便搜刮了三百多万元及百余担谷。
萧天来部在沙湾的暴行
让我们的视线重回三区。
1946年1月29日上午十一时许,萧天来部八十余人进犯属解放区的沙湾,抓捕无辜百姓。他们先攻打沙湾税站,游击队员成功撤退后,便到大望村内抓人。萧天来的士兵抓了五名无辜村民,施以酷刑,逼问东江纵队游击队员下落。这些村民有的是小贩,有的是贫农,有的是开茶寮的,并不了解游击队的情况。一无所获后,恼羞成怒的萧天来将五人殴打一顿后释放。
民国时期沙湾一带地图
次日,萧天来部进驻大望村大屋。31日,萧天来召来地头蛇郑国泰父子、戴镜扬、郑维廉,让他们下发通知,要求沙湾各村负责人到大望何屋学校开会,重建乡政府,要求在大年初二(2月3日)选出乡长,建立五家联保。下午四时,该部派兵包围波罗山。2月1日,正值除夕,萧天来派十名便衣携带短枪到莲塘一带搜捕民主人士并趁机抢劫。
大年初一,沙湾各村毫无过年的喜悦,反而笼罩在恐惧之中。当天,萧天来部分兵两路,一路前往黎围,一路前往上四约(厦村、吉厦等地)。进犯黎围的部队对全村进行大搜查,甚至连村里的厕所都不放过,将村子搞得鸡飞狗跳。一名妇女因家中几千大洋被抢,上前理论,反遭殴打并被抓至队部,村民郑甲村、郑福被勒索共计十三万元。
黎围、波罗山、草塘围、大埔围、香园仔、大径(部分)六村如今已淹没在深圳水库之中(图为深圳水库中的村子,郑中健摄)
进犯上四约的部队同样恶行累累。他们在厦村遇到一位名叫张耕呈的沙塘布老人,以卖鹅毛鸭毛为生。过年时他在沙湾墟买了一件日本衣服,顽军见到后一把抢过,说道:“这衣服只有我们国军才能穿,你们不配。”老人苦苦哀求,顽军将其骂了一顿后扬长而去。
大年初三,萧天来部变本加厉,到各村大肆搜刮。丹竹头民主乡长沈来英、吉厦民主村长郑光、农抗会郑才生、南岭村青年林汉仁、厦村青年戴宏武五人被抓捕,萧天来还恐吓要抓光全乡青年。同时,该部公然“打单”(民国时期土匪向民众勒索钱财的行为),厦村戴树德、戴庆林各被勒索十万元,戴康被勒索五十担谷,戴满士被勒索四百斤谷、两斤鸡、两罇酒及一罐米散;大望村张国又、张春度、张兆平分别被勒索八百、四百、两百斤谷。
直到解放前,宝安县依然是烟赌遍地
此外,萧天来部在沙湾全乡开设赌场、烟馆,每日强迫乡民缴纳柴火、禾草,当时的报纸评价其剥削“惨过日寇对沙湾乡民的剥削”,民众的苦难远超抗战时期。
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6年初,宝安县经历了从短暂和平到重回苦难的剧烈转折。东江纵队浴血收复失地,给民众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希望,却因维护和平大局被迫撤离;国民党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后,倒行逆施、横征暴敛,将民众重新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日寇走了,百姓没有等来太平。他们等来的,是一批穿着军装到处劫掠的“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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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宝安的灾难》
《宝安四区属的灾难》
《萧天来部在沙湾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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