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6日下午，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里，一场从未有过的外交仪式即将开始。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罗申，要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今天看新闻，大使递交国书似乎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礼宾车开进来，军乐队奏乐，大使走过红毯，向国家元首呈上国书，一切都有固定程序。可在1949年，这件事远没有后来那么从容。新中国成立才半个月，外交部刚刚组建，许多规矩还在纸上，甚至连纸上也没有。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场仪式不能出错，却又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国书究竟该怎样递交。
后来流传下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仪式举行时，几名负责礼宾工作的年轻外交人员悄悄站在勤政殿的屏风后面，从缝隙里观察罗申的一举一动。他们不是担任警卫，也不是躲在那里听什么秘密谈话，而是来学习的。大使从哪里进门，走到什么位置停下，先致意还是先宣读颂词，国书应该双手递出还是单手递出，双方相距几步，仪式结束以后又该怎样退场，这些现在写在礼宾手册里的内容，当时都要靠他们亲眼看、用心记。
这事乍一听有点像段子，其实一点也不好笑。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要同世界打交道，光有立场还不够，还得懂规则。外交场合的许多规矩看似繁琐，背后讲的却是国家之间如何承认彼此的身份。国书递早了不行，递晚了也不妥；该站着的时候坐下了，该致意的时候没有回应，都可能让对方产生误解。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见过外国使节，也办过外交，但那是旧政权的外交。新中国不可能把过去的一切原样搬过来，却也不能到了现场再临时商量。于是，屏风后那几双眼睛，便成了最直接的课堂。
事情还得从10月1日说起。开国大典举行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告，表示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国际形势很复杂，不少西方国家仍在观望，苏联迅速作出承认，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自然有着特殊分量。
苏联任命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后，他很快来到北京。罗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文官，他有军人经历，穿上带金色肩章的外交礼服，腰间佩剑，整个人显得十分威严。中方给予他的欢迎规格也相当高，周恩来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北京市领导和各界人士到场，还有大批群众挥舞旗帜，高呼中苏友好的口号。《人民日报》随后还专门发表社论欢迎罗申到任。后来外国大使来华，当然也有隆重仪式，但像这样满城欢迎一位新任大使的场面，确实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热度。
不过，欢迎场面越隆重，后面的正式仪式就越不能含糊。罗申到任之后，必须向毛泽东递交苏联国家元首签署的国书，完成这一步，他才算正式履行大使职务。外交部为此反复研究程序，周恩来亲自过问具体安排，从参加人员、站立位置到致辞顺序，都要预先确定。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几分钟影像，当时负责筹备的人却要把每一步都想在前面。说到底，他们不是怕自己难堪，而是怕在外国使节面前失了一个新国家的体面。
10月16日下午，勤政殿布置得庄严而朴素。殿内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身穿深色中山装，周恩来、林伯渠等人陪同出席。罗申身着正式礼服进入大厅，在规定位置停下，向毛泽东致意，随后呈上国书。毛泽东接过国书，交给身旁的工作人员，罗申宣读颂词，毛泽东作了答词。整个仪式并不长，也没有后来那些更加成熟、细密的礼宾环节，可它毕竟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庄重、顺利。
站在屏风后面的年轻人，大概没有心思体会什么“历史时刻”。他们要盯着的是脚步、距离和动作，脑子里装的全是细节。罗申走了几步，在哪里站住，递国书时手抬到什么位置，毛泽东接过国书以后交给谁，这些都得尽量记清楚。那时候没有手机，不能偷偷录一段回去慢慢研究；现场摄影机拍摄的目的也不是给礼宾人员制作教学片。他们只能靠眼睛看，靠脑子记，仪式结束以后再把所见所闻整理出来，作为下一次接待外国大使的参考。
这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工作的真实状态：不是一切准备妥当以后才开始，而是事情已经到了眼前，只能一边做、一边学。过去在根据地工作的人熟悉行军、作战、宣传和群众工作，可外交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它没有战场上的枪声，也很少当面说重话，但一个称呼、一张座次表、一次握手的先后，都可能包含态度。有人觉得这些是虚礼，实际上国家往来离不开形式。形式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告诉对方：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我自己是谁。
仪式结束后，中方还安排了会见和宴请。相关回忆中提到，当时为了招待苏联客人，特意准备了北京烤鸭，却因为运送和保温条件有限，端上桌时已经凉了，味道自然不如刚出炉时好。这类细节放在正式外交记录里未必重要，却最能让人看见1949年的现实。那时的中国物质条件并不宽裕，接待经验也不足，想把事情办得周全，有时偏偏力不从心。可人是认真的，哪里做得不够，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过后还要想办法补上。
今天回头看这场仪式，最有意味的并不是礼服是否笔挺、烤鸭是否凉了，也不是罗申从门口走到毛泽东面前究竟用了多少步，而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怎样开始学习与外部世界相处。学习并不丢人。真正让人担心的，从来不是暂时不会，而是不肯承认自己不会。1949年的那些外交工作人员没有经验，便躲在屏风后看；没有现成教材，便把真实仪式当作教材；这一次记不全，下一次再补。许多后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就是这样从略显笨拙的实践中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当然，“躲在屏风后学习”这个说法，不能理解成中国人完全不懂外交，更不是说整套仪式都是临时照抄苏联人的动作。中国近代以来并不缺少熟悉国际事务的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中也有一些具有外事经验的干部。问题在于，新政权要建立自己的礼宾制度，过去的经验哪些可以借鉴，哪些必须改变，都需要重新梳理。屏风后的观察，更像一次现场校对：事先拟定的程序究竟能不能走通，对方的习惯与中方安排有没有冲突，还有哪些细节需要在下一场仪式中调整。
真正成熟的外交礼仪，从来不是把外国人的动作模仿得一模一样。它最后一定要变成自己的东西，既符合国际交往的一般规则，又体现本国的制度和气度。后来，新中国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各国大使陆续来到北京，递交国书的程序也逐渐规范起来。礼宾人员不必再躲在屏风后数步子，仪式之前会有完整方案，现场人员各司其职，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可这些成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起点，正是1949年那些略显生涩的第一次。
历史常有一种错觉。几十年后再看，人们容易觉得事情本来就该如此：新中国成立，苏联承认，派来大使，毛泽东接受国书，随后两国展开交往，一条线清清楚楚。可当时身在其中的人并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他们只知道眼前这一步必须走稳。一个国家的道路当然由大政方针决定，但真正把道路铺出来的，往往是许多没有出现在照片正中的人。他们准备名单，核对译文，安排站位，修改程序，也会在屏风后屏住呼吸，生怕漏看了某个动作。
那天下午，罗申递出的只是一份国书，毛泽东接过的也只是一份正式外交文件。可对屏风后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新中国怎样迈出外交礼仪的第一步。那一步不算熟练，甚至有些拘谨，却没有退缩。不会便学，不懂便问，条件有限就多做几遍准备。后来中国外交经历了许多大场面，可最初的课堂，没有宽大的讲台，也没有厚厚的教科书，不过是勤政殿里的一架屏风，和屏风后面几双不敢眨眼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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