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中华文明多元互构的生命树之根|中华文明|伏羲|大禹|宇宙|河图洛书

编者按：洛阳如何将河洛文化大旗举得更高？其前置条件是河洛文化研究的系统化与精细化。

本刊继《何以河洛——中华文明“多元互构”的原型枢纽》总纲之后，从今文开始探讨性地推出“根、干、枝、叶、花、果”六大谱系系列文章。

本篇是“根”谱系的立论，提出核心论点：河图洛书并非某一族群的独创建构，而是四方文明要素在河洛汇聚融聚后的符号结晶。

本刊将陆续刊发关于河洛文化体系化建构过程中的研究史梳理、叙事生成机制、符号体系考辨、考古学求证和文化学的释义等系列文章，期待构成自洽性的论证，更是欢迎同仁的热评。

席升阳

2026.08. 03

河图洛书并非单一文化源头的产物，而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四方文明要素在河洛地区激烈碰撞、深度融聚后，经先民“观物取象”的符号化提炼而凝成的宇宙秩序符号。

它具有 “五居中央”的数理结构，将四方辐辏的历史经验抽象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宇宙图式；它也有“圣人则之”的文明叙事，确立了以中正之德统摄差异、化异为己的根本法则。这便是它的“多元互构原型枢纽”的深层意涵。

我们将其定位为中华文明生命树谱系的“根”。这一根系奠定了中华文明处理多元与一体关系的元规则，为此后数千年文明从干至“果”的完整生长提供了最原初的基因密码与底层范式。

一、生命之树的根扎在哪里？

一种文明如参天大树，枝叶繁茂仰赖根系深厚。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而生生不息，其生命力之根究竟扎在何处？

过去论者多追溯至三代礼乐或炎黄融合，而较少注目于文明诞生前夜那一次关键的精神奠基——符号的创造。

在政治制度、礼乐规范等可见形态诞生之前，先民首先需要一个理解宇宙秩序的根本图式，一个能统摄多元经验、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符号模型。

这一符号模型，就是河图洛书。《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颖达疏曰：“圣人法河图洛书，以制八卦，作九畴。”八卦为易学之祖，九畴为治国大法，二者皆“则”自河图洛书。

中华文明的两大根基——哲学思维与政治智慧——都奉河图洛书为共同原型。

然而，若仅将其理解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仍未触及根本。更应追问的是：这一源头本身从何而来？它是某一族群的独创，还是多方文明交汇碰撞的产物？

本文的论旨正在于此：

河图洛书所承载的文明思维结构，根植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四方文明要素在河洛地区的深度融聚，经“观物取象”的符号化提炼，形成了一套处理多元与一体关系的根本图式。

其核心法则——以中正为枢纽、以和合为旨归、以教化为路径——始终是中华文明处理差异、建构秩序的一贯之道。

二、学术史回望与“多元互构”视角

河图洛书最早见于《尚书·顾命》，《论语·子罕》载孔子慨叹“河不出图”，此时尚为祥瑞之物。

至《周易·系辞》始确立其作为文明创生原型的地位。汉代刘歆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班固承其说建立起与大一统格局密切相关的经学谱系。

宋代是研究高峰：陈抟传先天图，刘牧首次公开黑白点阵图式，朱熹卷首置图确立了基本范式。

清代朴学对宋儒图式多有检讨，江永则从数理逻辑重阐精义，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

近人杭辛斋引西学数理释河洛，开科学化阐释之先河。当代李学勤先生将其置于考古学背景中考察，冯时先生则揭示洛书与北斗七星指向及“九宫八风”气象规律的精确对应。

诸多研究的共通之处在于：不再纠缠“真伪”之辨，而是致力于揭示其承载的文明思维结构。

本文尝试以“多元互构”的新视角重新审视。

所谓“互构”，指不同文化要素在接触中彼此触发、相互改造，最终生成既不同于任何单一来源、又内含各方因子的新形态。这一概念植根于苏秉琦“满天星斗—多元一体”文明起源学说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2023年探源工程专家组提出“文明定义的中国方案”，强调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标志是多元要素的整合与制度创新。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从描述“多元”如何“一体”的结果，深入到揭示“多元”如何“互构”出“一体”的过程机制，追问河图洛书不仅是“什么”，更是“从何而来”。

三、河洛：四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河洛即黄河与洛水交汇之地，地处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北依太行，南望嵩岳，西通关中，东接华北平原，天然是四方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

司马迁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正因其为天下之中。

2024年中国科学院研究显示，距今4200至4000年前中原经历了明显气候波动，这种环境压力很可能促使不同区域族群向相对稳定的河洛聚集，加速了人口、技术与观念的碰撞融合。

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商之际，中华大地呈现文明多元起源的“满天星斗”格局。苏秉琦先生将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中原区系的核心——河洛地区——恰好处于其他五大区系的环绕之中，这一“居中”位置使其成为各方文化要素的汇聚地。

从东方海岱传来精致的玉器与礼器系统。

从西方甘青传来彩陶纹饰与早期金属冶炼技术。2024年公布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发现距今约5000年的大型都邑性建筑，中轴对称布局清晰，将“建中立极”的空间实践上推一千余年。

从南方江汉平原传来稻作农业与水城营造技术，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出土了兼具两地文化特征的陶器群。

从北方燕辽传来玉器崇拜与动物图腾信仰，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出神面纹石雕和与天文观测相关的刻划图案。

正是在这样的多元汇聚中，河洛地区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呈现严整的“九宫格”式布局，辨方正位、中轴对称的空间秩序与河图洛书“五居中央”高度同构。

其青铜铸造技术，是西北砷铜传统、中原本土铅锡青铜实验与长江中游合金配比技术三者融汇创新的结果。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绿松石龙形器：龙的形象糅合了红山玉猪龙的蜷曲体态、良渚神人兽面纹的观念及海岱龙鳞纹的表现手法，矿料来源涵盖甘肃青海、辽宁、南阳等多个产地，实证了距今3800年前后覆盖东亚大陆的远距离物资交换网络。

二里头文化不是任何一种局部文化的简单放大，而是四方要素在河洛熔铸后的全新创造。

河图洛书，正是这一熔铸过程的精神结晶。

四、龙马与神龟：图腾交融的符号叙事

河图洛书的诞生传说本身就携带着丰富的多元互构信息。

《尚书》孔安国传载伏羲则龙马之文以画八卦，大禹因神龟负文而作九畴。伏羲与八卦代表哲学思维，大禹与九畴代表政治实践——两个领域、两个圣人，共享同一神圣叙事框架。

更值得关注的是“龙马”与“神龟”这两个核心意象。龙与龟在上古时期很可能分属不同的图腾传统。

龙崇拜与东方及南方的稻作—渔猎族群关系密切，红山玉猪龙、良渚龙首纹玉器、濮阳西水坡蚌壳龙虎图案均表明龙作为神圣动物意象在广袤地域普遍存在。

龟崇拜则与北方及中原的某些族群传统更为亲近，殷墟大量使用龟甲占卜，大汶口墓葬常见龟甲随葬，红山文化也有玉龟出土，指向一个以龟为灵媒的古老信仰圈。

龙与龟在河洛相遇，共同成为河图洛书的神圣载体，隐喻深层的文化交融。

龙为灵动神兽，代表变幻与超越；龟为长寿灵物，代表稳固与智慧。一动一静、一显一隐，暗合阴阳和合、动静相生的宇宙节律。

当不同图腾系统的族群在河洛相遇交融，神圣符号也随之融合，结晶为超越各方、包容各方的新符号体系。

2025年一项古DNA研究显示，二里头时期河洛人群的遗传结构呈现显著的多元混合特征，从血缘交融层面印证了文化互构图景。

五、五居中央：多元统合的宇宙图式

传说揭示“谁”带来了河图洛书，而其本身的结构则揭示“什么”是文明奠基的根本法则。

河图由一至十排列：一六居北为水，二七居南为火，三八居东为木，四九居西为金，五十居中为土。

洛书由一至九排列成三阶方阵：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

两者形态虽异，根本特征则同——“五居中央”。这个“五”是图式的灵魂。

河图中五为生数之极，十为成数之总，象征生命肇始与万物归宿皆系于中。

洛书中纵横斜正三数相加皆为十五——三个五之和，全部均衡性都建立在“中五”支点上。

在五行系统中，金木水火各主一方一季，唯独土居中央、兼有四时。《礼记》称“中央土”，《春秋繁露》称“土者，五行之主也”。土是统摄四行、贯穿四时的枢纽。

河图洛书以“五”居中，“五”为土之数，这意味着：中心不是四方之一，而是四方得以有序运行的前提条件。

先民如何将多元物质文化经验抽象为符号体系？

《周易·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物取象”思维正是关键。

“观”是系统观察多元经验，“取”是抽取共性，“象”是凝练为符号。这是一个从“多”到“一”、从“具象”到“抽象”、从“经验”到“图式”的升华过程。

正因符号化提纯，河图洛书才超越地域局限，成为各方都能在其中找到自身位置的公共秩序符号。它的统摄力来源于包容性——不是某一方战胜其他方后强加于人，而是将各方精华提炼为共享的秩序框架。

冯时先生最新研究揭示，洛书数位排列精确对应北斗七星在不同季节的指向变化与“九宫八风”气象规律，表明其数理结构是先民将天文历法经验抽象为数理模型的智慧结晶。

请看洛书九宫格与北斗七星指向、九宫八风对应关系示意图：

这样一个“五居中央、四方来朝”的宇宙图式，将多元汇聚的历史经验抽象为一个秩序符号：四方之不同，是整体秩序的有机构成；中心之统摄，不以消灭差异为前提，而以公正无偏、各得其所为法则。

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互构”的最原初法则。

六、多元互构与建中立极的辩证统一

一个深层问题自然浮现：河图洛书既是四方文明要素碰撞融聚的产物，其核心结构又是“五居中央”——一个以中心统摄四方的层级秩序。

那么，“多元互构”与“建中立极”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矛盾？

首先，“多元互构”不等于多元均质。互构并非各方力量均等、无差别拼接，某些位置因其特殊的地缘、资源或文化禀赋成为汇聚与转化的焦点。

河洛地区的“居中”不是人为建构的权力中心，而是四方文明溪流自然汇注的地理枢纽。“五居中央”是这一统合性表达的符号形式，中心不是事先预设的，而是在互构过程中自然生成的——它本身就是互构的结果。

正如三代礼乐不是周人单方面强加，而是多方长期互动的文明共识；秦汉大一统不是秦人一族扩张，而是五百余年列国兼并、文化交流、制度试验的最终结晶。

其次，中心的统合功能不同于权力的压制功能。洛书纵横斜正三数之和皆为十五，八方因中心的参与而各得其平。中心的价值在于维系整体均衡，而非摄取四方资源。正如五行之土，不专主一时而兼有四时，以其无私而成其统摄之功。

在文明史实践中，科举制将中心向所有地域和阶层开放，儒家思想不断吸纳佛道精华完成新一轮精神互构，都是这一模式的反复重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中立极”与“多元互构”并非对立的两个原则，而是同一个文明机制的两个侧面：多元是秩序的动力来源，中极是秩序的统合形式；多元无中极则散而无序，中极失多元则僵而失活。二者构成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

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生命树之所以能在每一次大分裂、大碰撞之后迎来新的大融合、大繁荣，正是因为这一辩证法则始终在发挥作用。

七、圣人则之：从宇宙图式到文明法则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之”二字，是理解河图洛书作为“根”的关键。

“则”意为取法、效法。圣人不是简单模仿符号，而是透过符号表层领悟其背后的宇宙法则，将其转化为治理人间的根本大法。

“则之”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伏羲则河图而画八卦；大禹则洛书而作九畴；周公则礼乐传统而制礼作乐；孔子则三代之礼而创儒学；董仲舒阐大一统之义；朱熹吸纳佛道以成理学。

每一次“则之”都是对原初法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阐释、再创造。这正是“根”的生命力所在：它不是死去的历史遗存，而是活着的传统，不断被后世“则之”而展开为新的文明形态。

伏羲画八卦确立了阴阳互根、对立统一的哲学思维；大禹作九畴奠定了以“建用皇极”为核心的政治智慧；箕子向周武王解释皇极时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这分明是将洛书“五居中央、均衡四方”的图式翻译为政治哲学的语言。

这一以“中”为最高政治德性的思想，在先秦经典中一以贯之。《论语》载尧命舜“允执其中”，《中庸》引孔子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此“中”并非无原则的折中调和，而是超越偏私、持守公正、着眼整体的中正之德。正如孔子所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中”作为一种政治德性，其内涵正是效法天地之无私，以天下为怀，以公正为归。

由此，河图洛书所确立的根本法则，凝结为中华文明处理多元与一体关系的三条元规则：

其一，秩序以“中”为枢——中心的合法性在于公正；

其二，差异以“和”为归——在差异中寻求协调，在多元中建构一体；

其三，整合以“化”为径——以文化之，以德怀之，使远方者自愿来归，来归者各得其所。

这三条元规则，正是“多元互构与建中立极”辩证统一的制度化表达，是文明生命树的根系，持续运作于此后数千年从干到“果”的每一次文明生长之中。

八、根柢之深，方能枝繁叶茂

一种文明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必有其根柢之深。

河图洛书便是中华文明最深层的根。它不是单一族群的独创建构，而是四方文明要素在河洛枢纽碰撞融聚后的符号结晶。

龙马负图、神龟负书的传说，是多元图腾交融的隐喻；

五居中央、八方均衡的数理结构，是四方辐辏经验经“观物取象”升华出的宇宙图式；

圣人则之以画八卦、作九畴的文明叙事，标志着多元互构从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创造——它作为“叙事之根”，照亮了实践；作为“逻辑之根”，解释了机制。

此后，这一原型在历史中不断被“则之”而展开：

三代礼乐是其干之初生，多元邦国在礼乐框架内整合为文明共同体；秦汉大一统是其干之定型，将多元互构机制制度化；隋唐胡汉大融合与东亚文明辐射是其“枝”之繁茂，互构的空间尺度扩展至整个东亚；宋明儒释道合流与理学建构是其“叶”之葱茏，互构的精神深度达到新的境界；元明清至近现代多元一体格局的成熟与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交流，则是其“果”之丰硕——数千年的多元互构终成气象万千的文明大树。

理解河图洛书之为“根”，才能理解这棵参天大树何以能持续不断吞吐万汇、化异为己、生生不息。

结束语：根柢之深，自有其参天之势。而“多元互构”与“建中立极”的辩证统一，正是这根柢中最核心的生命密码——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中国的，也为思考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智慧资源。

(图片来自百度或AI生成)

作者简介：朱瑞军，洛阳泷森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沙里淘金财经观察”特邀研究员。专注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转译”研究与城市品牌实践，致力于探索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与创新转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