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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评审：梅剑华 陈新宇
本篇来自2026年第14期（总第29期）。汪炜从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类与动物的道德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已有诸多学说。他借卢梭的文本认为，对动物的义务并非源于理性的契约或权利的赋予，而是源于一种更原始的感性经验：我们与动物共同拥有脆弱性，会受苦，因此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要求。道德的失败，往往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现代人用非常理性的理由拒绝了回应。
摘评｜罗东
电影《流浪猫鲍勃》（2016）剧照。
假如某天，你在路边看见一只受伤的流浪猫，它蜷缩在墙角，腿似乎断了，叫声细弱又断续。你停下来看了一眼，心里一阵不舒服，但紧接着又告诉自己还得赶时间，也许有人会管的。然后你迟疑了一下，还是走开了。当然你也可能决定救下它，且假设你并没有这样做。在这个场景里，你知道它在受苦，此事是确定的。但你并没有停下来。问题出在哪里？是我们缺乏“动物也在受苦”的知识吗？不是。汪炜的《人类何以对动物负有义务？——在当代动物伦理语境中重思卢梭第二篇〈论文〉》一文，以卢梭的思想为线索，对这类困境作出了一种诊断。
作者回到了卢梭对自然法的一个著名改造。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自然法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两种更原始的情感：自爱和同情心。动物虽然缺乏理性，但它们和我们一样拥有感性，会受苦，因此它们也应当“参与”自然法。这个论证的关键在于认为，义务的来源不是理性，而是感性。我们对动物的义务，不是因为它们聪明到能和我们签契约，而是因为它们会痛。这种义务是直接的、不对称的——我们比它们强大，而它们在受苦，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要求。
纪录片《可爱的动物》（1974）剧照。
既然同情心这么自然，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忽略路边那只受伤的猫，也就是“道德失败”？作者用了卢梭笔下那个著名的“哲学家”形象来说明问题。
我们将其论述转述如下：
“他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打盹，任由同胞在窗前被杀；他‘用双手捂住耳朵并为自己辩解上几句，以便阻止他内心中那反抗的天性去认同被杀的同胞’。《爱弥儿》中那个‘最凶残的杀人犯’要比被理性彻底窒息了自然情感的‘哲学家’保留了更多人性的根基。杀人犯的同情心也许只是被贪婪或愤怒等激情所暂时压抑。‘哲学家’的冷漠则更高级也更可怖：他完全‘知道’窗外的谋杀，却运用推辩式理性主动拒绝‘承应’现实发出的要求。”
“承应即指我们不去违抗同情心的‘温柔的声音’，允许自己被知道的现实所触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回应和行动，否则这种‘知道’便仍然抽象和空洞。”
杀人犯的恶是激情使然，而“哲学家”的冷漠是被理性精致地辩护过的。也就是说，人类与路边那只猫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认知上的，而是愿不愿意“承应”。那么，为什么人类可能会习惯于这种“不承应”？
电影《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首先是自恋的生成，其次，是推辩式理性与自恋的结合。
“自恋，此乃一种源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比较的相对的、社会性的激情，它驱使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人更重要，并希望自己比其他人更优越。当自恋主导我们的心灵时，他者便不再是被认同的对象，而是被比较的参照物。”
“比自恋本身更隐蔽也更致命的威胁来自它与推辩式理性的结合，后者为自恋提供了自我辩护的工具，最终窒息了同情心。推辩式理性的核心特征不在于其抽象程度，而在于其‘偏转’功能：它通过计算和比较强化自我与他者的区隔，推动我们逃避‘现实困难’，从而阻断自发的认同。理性催生了自恋，而反思强化了它；是反思使人退缩到自身之中，使他远离一切令他感到为难和痛苦的事物。”
“动物的痛苦可以通过精致的理论（如笛卡尔式的动物机器论）得到合理辩护；在当代，推辩式理性甚至可以挪用生态学知识（如将流浪动物刻画为无需人类介入的‘顶级捕食者’），将具体生命在人为环境中的挣扎‘偏转’为抽象的自然事实——这种将种群层面的生态逻辑误用于个体福祉问题的‘范畴错误’为人类的感性麻木提供了看似客观的理性辩护。卢梭谱系学诊断的核心就在于揭示这种对绝对性和普遍必然性的渴望是一种试图逃避人类有限性和依赖性的、自我欺骗的哲学冲动。”
*文中引号内所摘引文献，为汪炜：《人类何以对动物负有义务？——在当代动物伦理语境中重思卢梭第二篇〈论文〉》，《世界哲学》2026年第2期，页123-136。
本期评审/梅剑华 陈新宇
摘评/罗东
编辑/罗东
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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