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朱林(豆包AI生成)
当父母离婚后，11岁的女孩小丹(化名)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她一度陷入人生低谷:抑郁、自残，甚至休学。谁也不曾想到，如今的她已是成绩名列前茅、踏着海浪迎风驰骋的阳光少女。
这份命运的急转弯背后，藏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推动涉少离异家庭形成“离婚不离爱、离婚不离责”合作养育共识的修复性司法实践。
“按常理，这种案子就是正常开庭嘛，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但我觉得这种方式不行，案子判完了，孩子的未来怎么办?我们要坚持孩子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尝试用这种修复式的司法审判模式去解决。”案件二审主审法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邓娟说。
失控的育儿对抗
发现女儿有自残倾向，起诉变更抚养权
母亲不认可诊断证明，咬定前夫“造假”
“爸爸探望孩子的时候发现孩子出现了自残倾向，带去医院检查发现情况很严重，就提起了变更抚养权的诉讼。”主审法官回忆，现场所暴露的矛盾远比诉状上写得更激烈。
南都记者了解到，起初离婚时，小丹由唐女士(化名)抚养，因不满妈妈的管教方式，小丹一度害怕甚至讨厌母亲，提出跟随爸爸李先生(化名)生活，但唐女士却认为是李先生想要抢夺、藏匿孩子。
由于唐女士不认可李先生出具的医院诊断证明，一审法院委托心理专家评估孩子的心理状况。
评估现场演变成一场父母之间的对峙。孩子母亲当场报警，坚持要求警察全程在场监督，一口咬定前夫“造假”。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对抗中，父母发现孩子发起高烧，然而送医环节又起争执，双方为“孩子该上谁的车”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警察说，别争了，坐我的车，才把孩子送到医院。”主审法官说。
“休学前，小丹在班里面是倒数两三名，休学后家里请了家教在家学习了一年。”案件代理律师刘律师说，“其实父母双方都是很好的人，都很爱孩子，但始终有一些心结没有解开。”
一审法院判决支持父亲的诉讼请求，将抚养权依法变更至李先生名下。但母亲不服，提起上诉，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对抗愈演愈烈，一度陷入僵局。
唐女士坚持要求孩子当庭出庭作证，同时，以李先生藏匿孩子为由，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主审法官坦言，按照传统审判方式，双方经过质证、开庭再到判决是可以结案，可这样的判决只会分出一纸裁判中的输赢，孩子在这样高冲突的养育系统中容易受伤。旨在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少年家事庭，应该积极作为，在此类涉养育类纠纷案件中，通过引入专业力量强力修复离婚创伤，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以刚柔并济的方式，促推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落到实处。
修复式访谈“疗伤”
孩子害怕冲突，“想念没有争吵的母爱”
心理疏导员介入，透视家庭创伤融化坚冰
“不能为了赢得诉讼利益而忽略孩子的感受，所以我不同意孩子出庭，我建议双方律师把爸爸、妈妈、孩子带到我们的诉调中心来。”主审法官认为，这个案子一定要联动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社工机构等多方力量介入，才能利益最大化地保护孩子。
随后法院委托家事心理疏导员李香平(同时也是广州市妇联公布的首批家庭教育指导专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介入案件，从家庭教育指导和心理疏导层面化解困局。
“第一次见唐女士的时候，她满脑子都是‘孩子被夺走了’‘前夫藏匿孩子’，完全是受害者的叙事视角。”心理疏导员和唐女士沟通后认为她事业有成，但习惯用对抗解决所有问题。
在心理疏导员看来，失去抚养权对唐女士而言，不只是和孩子分离，更像是公权力对“母亲身份”的否定，这份深层创伤不处理，所有沟通都无从谈起。“我对唐女士说，你一直在战斗，像个斗士一样。可一个战斗的母亲，怎么能看见女儿的需求?听完这句话，妈妈就流泪了。”心理疏导员用家庭系统治疗与情绪聚焦疗法，帮她梳理婚姻破裂带来的情绪，也点破她多年的状态。“她和孩子关系紧张，其实只是因为她不善于去聆听女儿的情绪和情感，她一直处在受害者叙事视角。”
真正的转折点，则发生在心理疏导员和孩子的单独会面中。此前，在心理疏导员翻阅的所有书面材料里，小丹的表述都是“讨厌妈妈、拒绝见妈妈”。
一个从小由母亲带大的孩子，真的会彻底割裂对母亲的情感吗?心理疏导员始终抱有疑问。
在和小丹一对一玩沙盘游戏时，孩子告诉心理疏导员一个秘密，她称自己有个“特异功能”，遇到不好的事就会在梦里改写剧情，可只要梦到妈妈，就怎么都改不过来。
“其实，这里就是她的心理卡点，我问小丹，如果妈妈学着理解你的情绪，学着好好跟你说话，你愿意见她吗?”心理疏导员回忆道，“小丹抬头看了我几秒，小声说那也是可以的。”
更意外的一幕紧随其后，心理疏导员和小丹父亲在一旁沟通时，正低头玩沙盘的小丹突然说了一句:“爸爸，我想妈妈了。”
“那句话就是石破天惊。”心理疏导员至今印象深刻，“此前所有人都默认孩子排斥母亲，可这句话戳破了所有对抗的假象——孩子从来不是恨妈妈，只是害怕冲突的氛围，想念没有争吵的母爱。”
心理疏导员立刻抓住契机和父亲沟通，引导其看到“孩子抑郁不全是母亲的错”。“孩子的问题是整个家庭系统带来的，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妈妈的位置谁都替代不了，这份亲子链接补不上，孩子到了青春期会出更大的问题。”在心理疏导员的耐心劝导下，李先生更加理解了这个观点。
当心理疏导员把“想妈妈”这句话转告给唐女士时，横亘在这个破碎家庭之间的坚冰，终于融开了第一道缝隙。
主审法官也趁热打铁，专门为唐女士挑选了家庭教育书籍相赠。“我跟她讲，唯有双方达成合作养育理念，才能真正养育好孩子，特别不能让孩子陷入选边站的痛苦当中。”主审法官表示。
社工的15次服务
女孩不愿见妈妈，父亲担心前妻抢娃
社工手把手指导搭建亲子沟通桥梁
“探望有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这个孩子不愿意见妈妈，妈妈又认为是爸爸的阻拦，所以是双重压力。”主审法官坦言道，心理干预打破了认知的壁垒，唐女士虽然认可专家的说法，但由于见不到孩子，依然会认为是爸爸阻拦，根本问题仍没解决。
要让长期抵触母亲的孩子重新接纳这份关系，法院还能做什么?主审法官深入思考后，决定委托社工机构介入。
南都记者了解到，由家事心理疏导员张妮(同时也是广州市巾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高级社会工作师)带领团队以个案管理模式跟进，前后共计开展了15次专业服务，手把手搭建亲子关系的桥梁。
“我们评估后发现，这个小孩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找到一个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可能与爸爸相处让她觉得安全。”张妮回忆说，小丹表面抵触母亲，潜意识里又渴望母爱。
社工团队经评估发现，唐女士习惯用控制、指责的语气沟通，总觉得孩子的疏远是前夫挑拨；李先生则处于高度防御状态，生怕见面刺激到孩子，甚至坦言“担心她在路上突然冲出来把孩子带走”。
“成年人的婚姻选择是他们自己的事，而孩子是无辜被牵连进来的。”社工团队定下了三步目标:先扭转双方的非理性信念，再修正沟通行为，最终逐步重建亲子信任。
那段时间，社工成了唐女士的“情绪树洞”。
“半夜一两点发消息是常事，她忙完工作回到空荡荡的家，一想到前夫和孩子就容易陷进负面情绪里。”“我跟她说，你在工作上是常胜将军，但不用一直用刚强面对所有人，你也可以有撑不住的时候。”社工引导着唐女士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
社工认为，对唐女士而言，需要扭转的不仅是教育理念，还有其作为母亲身份与孩子相处的模式，以及与过往的婚姻告别，开启新生活。
对李先生而言，则需要去接纳一种让孩子成长更好的方式，而不是完全去和孩子母亲做割裂。“我跟她爸爸讲，她的底层潜意识里是想见妈妈。她现在处于青春期，未来也要发展亲密关系，也可能步入婚姻、组建家庭。不要让上一代的恩怨延续到她接下来的生活里，我们肯定希望她幸福的对不对?”社工说。
社工对母亲沟通技巧的指导更是精细到每一句话。唐女士给小丹发消息前，有时会先发给社工。
“我会帮她调整语气，去掉猜忌、指责的表述，换成共情、温和的表达。比如孩子说想买东西，母亲第一反应是‘是不是你爸让你找我要钱’。”社工随即指导唐女士改为更柔软的回应。
重建情感连接
母亲化身义工与女儿共同配音
卸下心防，母女俩第一次亲密相处
“孩子爸爸有些尴尬地说孩子来例假，自己一个大男人不知道怎么引导。”社工立刻意识到，这是重建亲子连接的绝佳契机，“我跟爸爸说，你看，这就是母亲角色不可替代的地方。”
伴随着小丹进入青春期，唐女士与李先生的关系也迎来一次转机。社工团队精心策划了一场前往女童保护馆的集体活动，邀请小丹和奶奶参加，同时安排唐女士以义工身份参与，主审法官也在周末赶到现场。
“我们要转变李先生高度防御的状态，需要提供让他觉得不会伤害到孩子的条件，所以很需要一个集体性活动来证明。”社工说。
一开始小丹还带着防备，可当母亲自然地和她聊起脸上的痘痘怎么护理、青春期的注意事项时，小丹的态度慢慢缓和下来。
“后来大家一起走进配音室，喜欢动漫和画画的小丹突然回头让我们把门关上。”社工回忆，“那一刻我就知道成了。”
关上门的配音室里，小丹和妈妈聊自己的爱好、学校的趣事，全程没有指责与争执，这成为母女俩分开后，第一次平静又亲密的相处。
“我们能够将几方力量融合到一起，用个案管理的方式锚定断裂的家庭关系，帮他们建立情感连接。”社工团队为李先生和唐女士制定了个性化探望计划，由社工全程陪伴探望，记录双方互动细节并提供反馈，指导唐女士通过书信与小丹沟通，母女俩逐步重建信任。
解锁合作养育
判决之外父母达成共识，敲定探望方案
“孩子的成长不需要输赢，需要完整的爱”
“中间唐女士出现过情绪反复，她一度怀疑所有专家干预都是为了帮法院判案。”心理疏导员李香平说，线下干预稳步推进的同时，法院推荐唐女士参加了“唯爱妈妈”线上单亲家长团体公益辅导。
南都记者了解到，“唯爱妈妈”公益项目专注为单亲家庭提供健康保障、经济赋能、教育支持与权益保护。2025年李香平受邀正式加入并担任团辅课程带领老师。通过6周或8周的线上团辅课程，以课程指导、团体共学、个体分享等形式，引导单亲家长处理离婚创伤、调整情绪，建立合作养育理念，完成从“受害者”到“合作者”的身份认知转换。课程引导成员从“怨恨对抗”中抽离，转向以“孩子父亲/母亲”的身份与前配偶建立功能性合作关系。
六周的团辅里，唐女士和数十位离异家长分享彼此的故事，在团体赋能中慢慢放下执念。“我不纠结抚养权了，我要做孩子的安全基地。”在最后一次团辅课中，唐女士说出这样一句话。
“父母双方对孩子都是舍不得。这种合作养育不会让父母觉得孩子不属于自己了，而是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减少父母之间无形的误解，跳出冰冷的法条，达成有温度的司法实践。”案件代理律师刘鹏说。
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了抚养权变更的判决。但和一审不同的是，下判的那一刻，双方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而是在法院、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和社工的共同引导下，达成了合作养育的共识，敲定了稳定、柔性的探望方案。
案件办结不是终点，跟踪回访的工作仍在继续。法院联合社工机构定期开展电话回访、家庭面谈，根据孩子的状态动态调整抚养、探望细节。“今年暑假，唐女士还带着小丹单独旅行了一段时间，从当时的抵触、恐惧，到现在两人一起旅行，女孩的性格也变得很阳光。”社工对南都记者说。
变化在每个人身上悄然发生:小丹身心更加健康，顺利复学后名列前茅，还参加了网球、冲浪等多项户外运动；唐女士学会了柔性沟通，开始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李先生也舒心了很多，这个心结终于打开了。
“孩子的成长不需要输赢，需要的是完整的爱。”主审法官说，这个案子最核心的突破，就是把家事案件工作重心从单一的“判决抚养权归属”转向多元的“修复家庭功能”。
少年家事庭负责人表示，判决只是新的开始，广州中院探索“审判+指导+回访”的全链条模式，就是想在法律的刚性之外，融入专业的情感疏导与监护能力提升。
“所谓修复式少年家事司法审判，说到底就是多走一步——把孩子从父母对抗的夹缝里拉出来，回到健康成长的轨道上。”少年家事庭负责人说。
采写:南都记者 赵青
实习生 刘弈君 通讯员 林叶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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