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离开故乡沂蒙山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已经二十多年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五一过后，匆匆回去一趟，本想捡拾些童年的亮片，不想大半都锈在了风里。站在村头那所早已废弃的小学校前，墙颓瓦裂，荒草没人，像一尊被遗忘的兽，默然蹲在山脚下。它不言，我却听见了时光的轰鸣，那里埋着我整个童年的冷暖。
那时的学堂，是几间石屋，低矮，阴晦，仿佛是从山体的褶皱里硬生生抠出来的。桌椅是旧木板拼凑的，裂缝里塞满了岁月的灰。冬日，北风从窗棂的破洞灌进来，像刀子，也像某种执拗的哨音。几十个八九岁的孩子，挤在一起跺脚，那“咚咚”的声响，至今还在我的骨缝里回荡。我们以此来丈量寒冷，也以此来确认彼此的存在。
午饭时分，是每日最盛大的仪式，也是最心酸的煎熬。学校没有食堂，大地便是餐桌，石块便是板凳。离家远的，掏出包袱里的煎饼、窝窝头、咸菜疙瘩。我离家稍近，也要走二十分钟山路，但那二十分钟里的饥饿，足以让一段路长得像一生。我们三五成群，或蹲或站，吃相粗粝，只为果腹。所谓咸菜，无非是疙瘩丝炒辣椒，或是瓦盆里腌了许久的酱豆子，咸得发苦，却是我们唯一的“下饭菜”。
偶尔，有人拿出一罐腌黄瓜，便成了众星捧月的宝贝。孩子们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经济学”：以物易物，交换咸菜。一根腌大姜换半块窝窝头，几粒酱豆子换一口煎饼。在那样的交换里，我们尝到了短暂的公平与微小的欢愉，仿佛苦难也被分摊了，不再那么难以下咽。
主食多是煎饼，玉米面的金黄，地瓜面的暗红。母亲在鏊子前一站就是半天，汗珠滴进灶膛，烧成一缕无名的烟。她把摊好的煎饼叠好，包上几棵自家种的大葱，千叮万嘱地送我出门。那煎饼干硬，需得用力咀嚼，像在咀嚼生活的本质。如今想来，那何尝不是在咀嚼土地的无奈与母亲的期冀？
暮色四合，倦鸟归林，我们也踏上了回家的路。夏日的教室，闷热如蒸笼，没有风扇，更奢谈空调。我们一边挥着蒲扇驱赶蚊虫，一边在作业本上写下歪斜的字。蚊子叮咬的红包，和墨水晕开的字迹，一同构成了我对知识的初体验。原来求知，从来不是一件清爽的事。
这次回乡，我特意在县城中学外驻足。放学铃响，人流如潮水般涌向校门口的小吃摊。口袋饼、肉夹馍、麻辣烫、汉堡包……香气扑鼻，人声鼎沸，恍若人间仙境。我看见一个学生随手将咬了一口的鸡蛋扔进垃圾桶，那白色的蛋壳，在阳光下刺眼得像一声嘲讽。包子皮、油条渣，被随意践踏在脚下。他们生活在“云上的日子”，食物丰盈到可以被轻慢，口味挑剔到成为一种权利。
两相对照，我心里并无怨怼，反倒升起一股苍凉的慈悲。我们那时吞咽的是匮乏，是咸菜与干粮里裹着的生存意志；他们如今吞咽的是富足，是选择与浪费背后潜藏的空虚。物质的匮乏，曾逼着我们去珍惜一粒盐的咸、一口饼的香，去在意人与人的交换与温情；而物质的极大丰裕，是否也可能钝化我们对幸福的感知，让我们忘了饥饿为何物，进而忘了生命原本的渴求？
那废弃的学校，终究是拆了。但它在我心里，是一座永恒的庙宇。它教给我的，不是知识，而是如何在一无所有中，依然能就着咸菜，把日子嚼出一点甜味来。这或许才是故乡最深的馈赠，它让我明白，真正的饱满，不在于胃囊，而在于心灵；真正的富裕，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懂得多少。
走出很远，我回头望，那片山坳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我知道，有些东西，风带不走，地也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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