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

例如“中国”,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就发现自己无知。

还是请教专家吧。于省吾老先生,早就写了《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至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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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上“宅兹中国”之铭文。

所以,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汉代的《说文解字》就说,“国”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字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说,“古或、国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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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

作者:刘刚 李冬君

版本:海南出版社

2026年6月

这样,他就从金文中找到“中国”的来历了。同时,他还指出,在《尚书》里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何尊”和《尚书》都提到的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先生《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则以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此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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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字。《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插图

然而,商虽有中心意识,但其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中国。《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中国绥服四方,靠什么呢?靠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近人柳诒徵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成于何时,则言者纷纷,而他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之时,他说《禹贡》地理观,是一个文化中国的大格局。

此说甚宏,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因此,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合理。

《禹贡》里的九州。《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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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里的九州。《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插图

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贡》,其实是殷周之际武王革命以后,新的王权对神州大地所做的区分和安排。以流域规划疆域,将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象力设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划定华夏地域,而以“五服”经营之。“五服”,以京师为中国——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向四方发展,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这篇文献,虽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实在令人惊叹。《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经营中国。

本文选自《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刘刚 李冬君

摘编/何也

编辑/张婷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