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沈 港

在朱德看来，真正的政绩根植于群众，任何脱离群众的“个人功业”，不仅是虚妄的，更是危险的。

朱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一生是“人民公仆”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他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深刻塑造了朱德看待政绩、创造政绩、评价政绩的根本观念。

“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

在朱德看来，真正的政绩根植于群众，任何脱离群众的“个人功业”，不仅是虚妄的，更是危险的。

“革命是为群众的事业，又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因而革命的英雄主义，必然是群众的英雄主义。”这是朱德1944年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中阐明的基本观点。他把真正的英雄主义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二是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沧海一粟”。

由此出发，朱德告诫全党：“新的英雄产生于广大群众的共同行动、共同斗争中，为群众所赏识，为群众所称颂，而不是自封的，高高站在群众头上的。”这一论断直接点破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政绩观：一种是群众的英雄主义，政绩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确认；另一种是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把个人的名利权位放在第一位”“一人至上，个人突出，轻视与脱离群众，甚至愚弄与奴役群众”。朱德指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者的结局，“必然为群众所唾弃，为历史所嘲笑”。

朱德不仅在理论上划清了两种英雄主义的界限，更用自己的一生践行这一原则。1947年，他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一些干部的居功自傲情绪：“有些同志还有个人英雄主义，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很了不起，要党迁就他。其实，你的功劳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靠党和群众的力量？”这种坦诚的发问，击中了功绩观错位的要害。他在任何时候都将自己视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工具”，从不认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1958年，他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时再次强调：“军队是有功的，胜利是属于党和广大人民的，不是哪个军长、总司令怎么样，是群众前仆后继奋斗的结果。”

朱德对“功归谁有”的回答，构成其政绩观的基石。他常说的那句“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正是公仆情怀对政绩归属最凝练的表达。

“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

有了为人民创造政绩的初心，那么政绩由谁来评判？在朱德看来，答案毫不含糊：群众是最终的评价主体。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朱德有一段极具针对性的发言：“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这番话虽是在文艺工作的语境下说出，却道出了他关于一切工作评价标准的根本立场：任何成绩，自封自夸都不算数，群众认可才是根本尺度。

正是基于这种“群众批准论”的政绩评价观，朱德对形形色色的虚夸、浮报、形式主义深恶痛绝。1959年，他到基层调研，看到一些地方虚报产量、大办公共食堂严重脱离实际，痛心地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他敏锐地察觉到，浮夸的背后是对群众声音的漠视，是评价标准从“群众认可”偏移到了“上级注意”。他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只要领导人肯征求群众意见，民主讨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工作就好做了。他还特别叮嘱干部：“对人民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果不关心群众，脱离实际，搞浮夸，既害党害国害民，也害浮夸者自己。”

这种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必须建立在深入调研和真听真看的基础上。1956年至1966年，朱德年均外出调研近90天，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不看精心安排的“盆景”，专看未经修饰的实情。在合肥市郊，他看到群众排长队积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摆样子看”。在四川宜宾，他通过与小孩子的直接对话，敏锐地察觉到公共食堂的问题，最终推动中央作出调整。与身边工作人员谈向中共中央反映外出视察的情况时，他说：“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这种“求实”的精神，本质上是对群众评价权的敬畏，尽量把真实情况反映上去，把群众的心声传递出来。

朱德还将政绩评判权转化为纪律要求。在中央纪委书记任上，他严厉批评那些“不关心群众痛苦，不了解共产党员的重大任务是要随时随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官僚主义作风，指出这类同志“对工作疲沓松懈，得过且过，逐渐失去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所处理的近30万起案件，归根到底，是在维护一个原则：政绩必须经得起群众和历史的检验，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不是真正的政绩。

“多为前线，多为百姓想想”

政绩为了谁、由谁评，最终要落到政绩的指向，到底是为个人升迁积累资本，还是为百姓带来实际利益。朱德的公仆情怀，赋予其政绩观鲜明的利民导向。

“多为前线，多为百姓想想吧”，是朱德在战争年代常说的一句话，朴实无华却掷地有声。在朱德心中，政绩从来不是个人的功名碑，而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群众生活的具体实事。在炉霍，他率部为未归的藏胞抢耕抢种，强调“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在陕北，他年近花甲仍亲自种菜，种出的西红柿、黄瓜不仅自己吃，还送给食堂让大家改善生活，还用来招待美军观察组，让客人们惊叹不已。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将这种利民导向进一步上升为执政理念。他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他始终警惕那种脱离民生改善的“政绩工程”。1959年7月，朱德在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时忧虑地说：“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他牵挂的不仅是“出口”这个经济数字，更是老百姓的饭碗。当地方出现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时，他不计个人得失，在中央会议上坦诚直言，指出农村公共食堂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弊端，力主解散。

朱德不仅自己这样做，还以此教育干部和子女。他对党员干部讲：“我们共产党人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人物，即使你做得最好、贡献最大，也不过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他要求子女“老百姓怎样生活，你就怎样生活”，告诫他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而不是官位和特权。在他的价值观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的利益，政绩的大小最终体现在群众的获得感上。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将毕生积蓄的近两万元全部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完成了从“利民”到“无我”的最后升华。

“只见公仆不见官”

当一个人将政绩的源泉归于人民、政绩的评价交给群众、政绩的指向落在利民，他的政绩观便会自然而然地抵达一种“无我”的境界。朱德用他诗中的理想图景和一生的行为，诠释了这种境界。

“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是朱德与董必武唱和的诗句，也是他为之心仪的清明政治状态。这种境界，首先是对个人名位的彻底超越。他身居高位，为赡养母亲不得不向前线故友写信求借，直言“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当家乡仪陇县提议将县名改为“朱德县”以资纪念时，他断然拒绝，称自己只是“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其次，“无我”表现为工作决策中的去私。他叮嘱干部：“党委不要把大小事务都揽在身上。要相信农民会种地，你何必管那么宽？”这种“不管”，恰恰是摒弃了那种通过过多干预来彰显个人权威的私心。他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朴素，做出模样”，批评“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认为是思想蜕变、背离公仆本色的危险信号。他曾严厉地指出，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还是要谦虚一点，老实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

“无我”境界的最高表现，则是朱德晚年奋笔书写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一个人的全部政绩、全部价值，不在于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事业奉献了什么。“革命到底”，意味着永远在路上的奋斗姿态，意味着把个人的一切完全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洪流，没有丝毫保留。1974年，朱德嘱咐家人：“不要老想我这个家，我这个家没有任何财产。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的。”这正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写照。

回望朱德的一生，他的公仆情怀与政绩观互为表里、高度统一。这种将公仆本色贯穿于政绩观始终的精神品格，为我们深刻理解共产党人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