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籍田”青铜鼎出土于刘贺墓东藏椁。此鼎是标准的汉鼎，子口微敛，腹中部圆鼓，下腹内收成圜底，三蹄形足，圆环状冲天耳微外撇，失盖。鼎腹刻铭文“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重 卌 八斤，第二”。“第二”是器物编号，说明祭祀先农的礼仪，使用的鼎至少有2件，是昌邑王举行籍田仪式的礼器。
籍田劝农
“昌邑籍田”青铜鼎
“昌邑籍田”青铜鼎是我国首次发现记载西汉时期诸侯王国“籍田”礼仪的实物资料，也是我国自古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为本的生动例证。籍田不仅是天子礼，也是诸侯礼。耕籍礼自周代实行，开春时天子率领诸侯亲耕，象征一年农事的开始，是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的一种表现形式。
《礼记》云:“是故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重 卌 八斤，第二”
籍田礼是西汉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之一，从汉文帝始，每年孟春正月，朝廷都要在长安举行盛大的籍田礼，皇帝要先到社坛亲祀农神后，再到籍田手持耒耜亲耕，在京的百官贵族都要参加，意在“祈年”和“劝农”。东汉时期，各郡国都要举行籍田礼，西汉是否如此，记载阙如。“昌邑籍田”青铜鼎是昌邑王举行籍田仪式的礼器，它的发现，证明西汉时期各郡国同样会隆重举行籍田礼。
寓礼于鼎
青铜温鼎
从周代开始，形成了一套用鼎制度，以奇数为等次，大小依次成列，即列鼎制度。用鼎的数量及其组合，在礼制上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不得僭越。汉代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桓公二年》时指出:“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相传夏代铸造九鼎，夏代灭亡后，九鼎为商所得，武王灭商时，又把九鼎迁到了洛阳。九鼎作为三代天子传位重器的传说，影响极大，后世成语一言九鼎，即以此为本源。
西汉金文
“昌邑食官”青铜锺
战国时期，因传统的贵族政治被新兴的集权政治取代，金文因此出现新的风格。春秋时期仍存在的颂扬祖德、祝愿家族昌盛之类铭文消失，长铭铜器比较少见，多数只记作器事由、器主，至战国中、后期发展为“物勒工名”。此式铭文，记铸造年月、机构、工官、收藏地点以及使用者、器物重量、容量等，是当时各国加强中央集权的反映。
“上林”青铜鉴铭文
战国金文与以前用范铸不同，大多为器物铸好后再在器壁上刻凿，笔画纤细，显得瘦劲。这种金文新风格为秦汉所继承，汉代铜器铭文既不像商周铜器铭文那样具有记史性，也不像东周铭文那样具有装饰性，而是物勒工名，记载使用者的名字、器物的大小、容量等，刘贺墓出土青铜器，除铭文镜外，均为此格式，如“昌邑食官鋗 容四升重十一斤昌邑二年造”“昌邑宦谒烛定重六斤四两二年造”“昌邑食口锺容重廿九斤六两”等。
“昌邑籍田”豆形青铜灯
西汉时期，由于炼钢技术的进步，刻刀更加坚硬锋利，使得东周时就已产生的细线刻工艺日渐成熟，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为器物铸好后再在器壁上刻凿，与商周时期用范铸法铸造的铭文相比，显得劲挺有力，笔意浓郁。“昌邑籍田”鼎铭文属于篆隶体，带有鲜明的小篆笔意，笔画细瘦，书写的意味非常明显，线条挺拔而方折明显、结体方整而富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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