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九
卷宗不会说谎,说谎的是办案人的担当
那份尘封于档案室角落的2004年刑事终审判决书,是忠诚的记录者。它用冰冷且无法篡改的文字,白纸黑字地写明了六名被告人从侯子波家中劫取了“自制左轮手枪1支,子弹30发”。卷宗本身是诚实的,它如实记载了枪支的种类、数量和最终去向。但卷宗又是极度沉默的,它只能被动呈现侦查人员塞入其中的材料,却无法主动追问那些被刻意跳过、被故意忽略的核心问题。
在侯子波涉枪案中,真正说谎的绝不是泛黄的纸张,而是办案人员流失殆尽的职业担当。李宝军们在记录抢劫犯罪细节时可以做到事无巨细,却在记录枪支来源调查时突然变得“笔力不济”、“惜墨如金”——整本卷宗里找不到任何一份询问侯子波本人或其家属的规范笔录,找不到任何一张追查枪支购买渠道、制造来源的工作说明,找不到任何一份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违纪线索的文书底稿。这种对关键事实的“选择性留白”,本身就是卷宗意义上最沉默也最有力的谎言。它利用卷宗表面的形式完整性与连续性,巧妙地掩盖了实质侦查全面瘫痪的残酷真相。
今天我们重读这本沉甸甸的卷宗,不能仅仅看到文字记载了哪些内容,更要以挑剔和审慎的目光去发掘文字在哪些地方出现了不应有的缺陷。卷宗里的每一处异常空白,都极有可能是执法者职业操守发生塌方的精确坐标。形式上的“案卷齐全”永远无法替代实质上的“真相探明”。
我们必须大声疾呼:让卷宗不再说谎,让历史不再蒙尘,唯有依靠每一位办案人员用铁肩担起道义,用如椽巨笔写尽所有通向真相的路径。卷宗记录的不应只是犯罪的结果,更应完整展现追寻真相的全部艰辛过程。缺失了过程的卷宗,即便装订得再整齐,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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