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刘郁芬奉冯玉祥命令率领国民军第二师进入甘肃，顺利进驻兰州。当时的甘肃分布着八位镇守使，其中马鸿宾、马麒、马麟、马廷勷四位回族军阀占据宁夏、西宁、凉州等地，控制兰州西侧、北侧大片区域。国民军想要稳固西北后方，实现“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整体战略，就必须逐步整合甘肃各路武装力量。进驻初期，国民军对陇东南张兆钾、孔繁锦等汉族军阀直接动用武力清剿，面对实力雄厚的回族镇守使，暂时选择笼络安抚，维持表面和平。
国民军原本计划，在消灭陇东南汉族地方军阀之后，顺势调整策略，逐步削弱各路回族镇守使的军事实力，完成甘肃军政统一。而一众回族军阀内心同样充满不安，自清代同治年间战乱之后，西北回族武装长期处于被提防、限制的状态，面对外来的国民军，各方势力都担忧自身地盘、兵权遭到剥夺。在这样双向猜忌的环境里，回族镇守使开始向外寻求外部盟友，远在北方的奉系张作霖，成为他们选择联络的对象。
1927年，国民军主力在华北与奉军反复拉锯，兵力分散，难以向西北持续投入重兵。马麒驻守西宁，马廷勷坐镇凉州，二人敏锐察觉到时局变化，认为可以借助奉系势力牵制国民军，保住自己在青海、凉州的既有统治范围。双方的联络工作秘密开展，马麒派出团长马辅臣，马廷勷委派副官孔庆福，一行人离开甘肃，长途前往北京面见张作霖。
张作霖任命马麒担任甘肃督军，委任马廷勷为甘肃省省长，同时调拨一部分兵力进驻包头，作为远距离军事声援。这等于在国民军控制的甘肃境内，扶持对立势力。刘郁芬得知消息后，因国民军主力深陷中原战事，很难抽调大部队西进处置凉州、西宁方向的问题，只能暂时隐忍。
冯玉祥得知后下令，要求从西宁、凉州抽调骑兵旅离开甘肃，前往中原前线参加对奉军的作战。这样一方面可以补充中原前线紧缺的骑兵部队，缓解正面战场压力；另一方面，能够顺势剥离马麒、马廷勷麾下精锐武装，削弱回族军阀在甘肃本地的军事力量。对于镇守使而言，调出本地精锐等同于自断臂膀，马麒、马廷勷心里清楚其中利害，纷纷寻找各种理由拖延执行调令。几经反复协商之后，勉强抽调两支骑兵旅启程东进，部队开拔不久，两支队伍相继发生哗变折返青海、凉州。
1927年秋季，刘郁芬派遣杨光远前往陕甘边境公干，出行路线需要途经宁夏固原、盐池一带。这里活动着不少反对国民军的地方武装，多为当地回民组成。杨光远乘坐汽车行进途中，道路被武装人员挖断，车辆被迫停下。杨光远察觉危险之后弃车逃入附近沙沟，依旧遭到追击，最终遇害。事后，刘郁芬安排人员调查案件线索，根据盐池当地商户提供的口供，行凶领头人是河州籍回民李尕五子。这条线索让刘郁芬自然而然将事件和河州、凉州的回族势力联系在一起，怀疑这次袭击是有组织的对抗行动。
相隔不久，又一桩惨案发生。受马麒派遣前往兰州办理公务的周希武、朱秀二人，行进至兰州近郊老鸦峡时，遭到武装人员伏击遇害。老鸦峡地处湟水沿岸，是西宁通往兰州的必经要道，地势狭窄险峻，非常适合设伏。连续两起人员被杀案件，死者要么是国民军重要幕僚，要么是马麒身边主要幕僚，这么多事件使得刘郁芬认定，河湟、凉州一带正在形成统一的反国民军同盟。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马麒、马廷勷直接策划暗杀，但是一系列巧合，让国民军内部的怀疑氛围达到顶峰。原本尚存的缓和空间被持续压缩，治理策略开始明显转向，之前相对包容的民族治理方针逐步被放弃。
驻甘国民军对待临夏、西宁、凉州民众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国民军进驻临夏地区之后，各级官吏对待当地穆斯林民众的歧视态度逐步显露，日常行政处理矛盾时，偏见时常显现。在此阶段，国民军并没有立刻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受制于中原战场压力，刘郁芬依旧维持表面和平，但暗中持续扩充驻甘部队，储备粮草物资，调整各地驻军布防。位于大夏河畔的临夏，地理位置尤为关键，此地南接甘南，向西连通青海，向北可以抵达凉州，是连接国民军控制区与回族势力地盘的枢纽地带，自然而然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区域。
除军事层面的防备之外，国民军在经济领域收紧管控。以临夏（导河县）为重点，增设大量征税机构，烟酒、食盐、皮毛贸易全部纳入统一征税范围，新增货物税、屠宰税、驮捐等数十种名目。当地依靠畜力运输谋生的脚户群体、经营皮毛生意的商户负担急剧加重，民间不满情绪持续积累。
马麒、马廷勷联络张作霖，本质上是地方割据势力面对外来军政力量的自保手段。各路回族镇守使并不愿意主动挑起大规模战事，只是希望依靠外部势力保住世代经营的地盘。但这种秘密结盟行为，在国民军看来等同于公开投敌行动。双方缺乏有效的常态化沟通渠道，信息传递不通畅，大量猜测取代事实判断，误会不断叠加。骑兵东调哗变、杨光远遇害、老鸦峡伏击案等一系列事件单独来看，尚不足以引发全面冲突，可接连集中爆发，持续放大双方的对立情绪，最终引发席卷河州、凉州、西宁广大区域的大规模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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