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在台湾重获自由，面对采访者谈及奉系旧人时，他是这样评价张宗昌的："顶混蛋"。他的兵比土匪还土匪，我不能容他。"
张作霖起家于绿林，看重的是"能打就中"，张宗昌这种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亡命之徒，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很对老张的胃口。张宗昌投奔张作霖时不过是个营长，后来靠剿匪有功步步高升，直至山东督军。张作霖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所以能容忍他的胡作非为。
但张学良不同，他年纪轻轻进入东北讲武堂，受的是郭松龄等新式军官的正规军事教育，骨子里信奉的是军纪和秩序。据《张学良口述历史》记载，张学良曾当面对父亲表达不满："张效坤的兵，见着老百姓的鸡都抢，这种队伍打什么仗？"张作霖笑一声，拍着桌子说："你懂什么，眼下用人，能打就中。"
两人第一次发生正面冲突，是在1927年9月。
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张宗昌连吃败仗，竟听信谣言，认为"国民党胜利是因为孙中山灵寝在碧云寺得了风水"。1927年9月18日，张宗昌到北京开会，对张作霖说："孙中山停灵柩的地方风水太好，是以南军屡次告捷，不如将遗体毁灭以绝后患。"
张作霖这个绿林出身的枭雄居然也动了心，一拍桌子说："怪不得我军老是打败仗，原来是孙中山遗体的影响。"
他当即委派张宗昌去执行。当时正在北京的张学良得知后极为震怒，他一面警告张宗昌"不许胡来"，一面派骑兵飞驰西山碧云寺，同时暗中通知守灵卫士做好防备。
守灵卫士在接到熊希龄的紧急警告后，于1927年11月25日深夜将孙中山遗体秘密转移至碧云寺东侧水泉院的山洞内藏匿，这才免遭毒手。
事后宋庆龄专程到沈阳向张学良致谢。这件事让张学良看清了张宗昌的本质：此人不仅军纪败坏，而且愚昧残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到连死人都不放过的地步。
但张宗昌对张学良的轻蔑，远比张学良对他的厌恶来得更早、更直接。
1927年奉军南下受挫，张宗昌在徐州前线当着一群参谋嚷嚷："少帅乳臭未干，指挥得动谁？"
这还不算完，他又向张作霖密陈，主张以杨宇霆取代张学良统率奉军主力，此事在《杨宇霆传略》与何柱国将军的回忆中均有侧面印证。
在张宗昌眼里，张学良不过是个靠老子荫庇的公子哥，不配执掌奉军。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秘不发丧返回奉天，迅速掌握东三省军政大权。此时张宗昌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正在南边被北伐军猛攻，溃不成军。张宗昌想带自己的五万残兵败将撤到关外重整旗鼓，但张学良深知其品行，坚决反对。
这个决定不是单纯的个人恩怨——当时东北政局动荡，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内部正在酝酿易帜，如果让张宗昌这群土匪兵涌入关外，极容易造成民变，打乱张学良的全部布局。
张学良因此向白崇禧表示"听凭处置，奉方不再过问"，同时派杨宇霆率兵迎击，彻底堵死了张宗昌的退路。
张宗昌走投无路，在滦州为张作霖设灵堂，身穿孝服，举哀悼念数日，显得失魂落魄。
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尽孝，而是借死人压活人，期间他大骂张学良不忠不孝、忘恩负义。
在张宗昌的逻辑里，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儿子，理应收留父亲的旧部，否则就是不孝；作为少帅，理应庇护奉系袍泽，否则就是不义。
更复杂的是杨宇霆的介入。张学良派杨宇霆率兵迎击张宗昌，杨出兵前特意问了一句："如果捉住了张宗昌怎么办？"
张学良和张宗昌曾磕过头、拜过把，杨宇霆这一问，让张学良很难作答。
当时袁金铠在旁，极力主张"杀"，张学良点头答应。
杨宇霆出兵后果然活捉了张宗昌，但他却对张宗昌说："汉卿叫我杀你，你赶快跑吧，关外不是你的庇护所了。"
张宗昌听了大为恚愤，逃至大连后写了一封长信痛骂张学良。
张学良接到信后才猛然醒悟，发现杨宇霆有意挑拨的阴谋。
这件事成为张学良后来对杨宇霆起杀心的重要伏笔之一，也让他对张宗昌的怨恨中多了一层复杂的理解——他意识到张宗昌固然可恨，但更可恨的是那些在中间煽风点火、借刀杀人的人。
张宗昌流亡日本后仍不死心，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他充当汉奸，亲笔写信请他回国，暂居北平铁狮子胡同，每月给他八万元生活费。
张宗昌回国后，仍想返回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岂能容他，1932年9月3日下午，张宗昌在济南火车站准备乘车返回北平时，突遭郑继成枪击。
郑继成是冯玉祥部将郑金声之侄，郑金声1927年被张宗昌俘虏后遭枪杀，韩复榘利用郑继成誓报父仇的名义，布下了杀局。
张宗昌死后，由于名声太臭，无人愿意为其收尸，尸体在济南车站暴曝一天，才被韩复榘下令安置在安徽乡祠。
全城棺木铺一听是为张宗昌购置棺材，都不肯卖，最后还是他的大姨太袁书娥从北京托运棺材到济南，这才得以入殓。
1932年9月11日，张宗昌的棺木由一列铁皮闷罐车运至北平，经张学良等人会商，将其葬于北平西郊香山。
这个结局颇具讽刺意味：张宗昌骂张学良"不孝不义"，最终为其收尸的却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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