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我们这地方的读书人,大约是最喜欢在门口做文章的。

门槛高了,说是“高门大户”;门槛低了,又说是“蓬门荜户”。

然而门槛本身不过是一块木头,或者一块石头,它自己是不说话的。

真正让门槛活过来的,是那上面踩来踩去的脚。

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叫翟公的先生,做过廷尉。

廷尉这官职,在九卿之列,大约相当于如今的最高法院院长了。

当其时也,翟公先生家门口的盛况,史官只用了极其简洁的四个字来写,叫作“宾客阗门”。

“阗”者,满也,塞也。大抵是马车挤着马车,官靴踩着官靴,连门外那几块青石板,都被磨得光亮如镜。

那些登门的客人们,满面堆笑,揖让连连,恨不得把自己的脊梁骨折成两半,好叫翟公先生看清他们脸上那份“真挚”的敬意。

大约翟公先生当时也是很受用的。

人活在世上,被一群衣冠楚楚的同类围着喝彩,身子骨难免要轻上几斤。

然而,戏台上的锣鼓总有停的时候。

后来,翟公先生不知因了什么变故,竟被免了官,一落千丈,成了个平民。

这一免官,奇迹便发生了。

昨日还熙熙攘攘的门口,一夜之间竟像是下了毒药一般,连个狗影都不再光顾。

冷清到什么地步呢?史书上说,可以“张罗捕雀”。

门前的台阶上长满了荒草,麻雀们大约觉得这里比郊外的荒野还要安全,便成群结队地落下来啄食。

翟公先生大约也是闲得发慌,索性编了张竹网,挂在门框上捕麻雀玩——这便是后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成语“门可罗雀”的来历了。

看客们看到这里,大约是要唏嘘一阵的,或者骂几句“世态炎凉”,或者叹几声“人心不古”。

可事情偏偏还没完。

过了些日子,朝廷大约是又想起了翟公的好,或者新上去的人实在太差,竟又把翟公先生请了回去,官复原职。

这一下,那帮先前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宾客们,耳朵灵得像猎狗,立刻又从各个角落里钻了出来。

他们掸掸身上的灰尘,重新堆起那份“真挚”的微笑,整顿了车马,怀里揣着拜帖,潮水般地朝翟公家涌来。

若换了寻常的文人墨客,此时大约是要大发雷霆的。

要么闭门谢客,泼上一桶馊水;要么写一篇痛心疾首的《断交篇》,破口大骂这帮人是“势利小人”、“墙头草”。

然而翟公先生到底是在法官席上坐过的人,他没有骂,甚至连大门都没关。

他只是提了一支蘸满浓墨的大笔,在大门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十二个大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这十二个字,写得极其平静,平静得近乎冷酷。

许多人以为翟公是在骂人,其实大谬不然。

骂人是要带怒气的,是要觉得对方“不该如此”的。

而翟公写这十二个字的时候,大约心里连一丝波澜都是没有的。

他写的不是怨气,而是规律。

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看客,最喜欢把一切事情都归结为“道德”。

一个人在台上,众人簇拥,那叫“有德者昌”;一个人落了马,众人踩踏,那叫“薄情寡义”。

看客们站在道德的高台上,对着那些趋炎附势的宾客吐唾沫,骂他们是“小人”,骂他们“动机不纯”,仿佛只要把这帮人骂倒了,世间便能多出几个“断金之交”来。

然而,这大抵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

那些在翟公门前忽聚忽散的宾客们,真的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么?恐怕也未必。

他们回家大约也是慈父孝子,对待街坊邻居大约也是客客气快。

他们之所以在翟公免官时拔腿就跑,在翟公复职时趋之若鹜,不过是因为他们遵循着一种极其古老、极其本能的法则——他们追随的,从来都不是“翟公”这个人,而是“廷尉”这个位置。

位置这东西,在市井间看,便是一种上涨的资产;而坐在位置上的人,不过是这资产临时的主人罢了。

当你在位置上时,这资产天天涨停,旁人捧着银子、带着笑脸围过来,不过是想从中分一杯羹,或者借一点光彩。

这在商业上叫作“追涨”。

当你落了马,这资产瞬间跌停,甚至面临清算,旁人自然要连夜割肉,赎回资金,溜之大吉。

这在商业上叫作“止损”。

你若把它当作道德问题来看,你便会愤怒,会寒心,会觉得这世界全是由伪君子构成的,甚至要怀疑起人生的意义来。

可你若把它当作市场的规律来看,你便会豁然开朗,甚至觉得那些满面堆笑重新登门的人,不过是些按部就班的机器,可爱得有些滑稽。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人早把这账算得清清楚楚,偏偏后来的读书人非要给它套上一件“圣贤教化”的外衣,要求旁人在利益面前表现得像个殉道者。

这要求本身,便是不切实际的荒唐。

我常想,人生这趟戏,最要紧的往往不是那唱念做打、锣鼓喧天的几年。

当你在台上翻跟头,底下成百上千的人为你叫好,你除了听见掌声,其实是什么也看不清的。

灯光太亮,刺得你眼睛发花;欢呼声太响,震得你耳朵发聋。

你以为那些叫好声是冲着你那完美的唱腔来的,其实人家不过是冲着那张戏票、那个戏台来的。

人生最贵的一课,恰恰是“门可罗雀”的那几年教给你的。

当你从台上栽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坐在门前那张残破的竹椅上,看着麻雀在阶下悠闲地啄食时,世界才第一次展现出了它本来的面目。

这时候,没有了喧嚣的管弦,没有了伪饰的恭维。

太阳照样升起,风照样吹过荒草。

那些曾经围着你转的人,终于撕下了面具,露出了冷漠而真实的背影;而极少数还愿意停下来、递给你一杯热茶的人,才显出了血肉的温度。

只有在这种极度的冷清里,你才能把“自己”和“位置”这两件事,分得清清楚楚。

你知道了自己不过是个寻常凡人,离了那个位置,便什么也不是;你也知道了世人的捧场不过是一场交易,人家付出了恭敬,自然是要讨回好处的。

明白了这一点,便再也不会为旁人的冷落而寻死觅活,也不会为旁人的奉承而飘飘欲仙。

翟公在大门上写下那十二个字,大约就是他“结业”的感言。

他不再对人性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再对宾客有什么无理的要求。

你们要来,便来;你们要走,便走。

门还是那道门,雀还是那些雀,只是门里坐着的那个老头,再也不会被这满门的喧嚣给戏弄了。

看客们依然在门外推搡着,争着要做第一个递拜帖的人。

翟公坐在院子里,看着挂在树上的雀网,大约是极轻微地笑了一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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