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却也在此时此地|安妮|生活在别处|田园牧歌|米兰·昆德拉|顾城

“生活在别处”这个表述，一度十分流行，用来表达对“诗与远方”的向往。但实际上，米兰·昆德拉用它作为书名，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反讽。小说里的诗人雅罗米尔借助诗歌的抒情想象“生活在别处”，由此在压抑的生活里得到一丝喘息之机。可是当他真的试图利用这种抒情技术巩固自己的现实存在，却发现自己原本以为的“梦想即现实”，在根本上却是“现实即梦想”——人总能产生逃离现实的幻想，却无法真正逃离此时此地的生活。

那么“生活在别处”是否只能是一种幻想？显然也并非如此。人总有离开他熟悉的生活模式，甚至离群索居的权利。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厌倦了被现代技术主宰的快节奏和高楼林立的压抑氛围，回归自然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总有一种诱惑，想要在沉思中混日子过”

安妮·迪拉德的名作《溪畔一年》，缘起于她对一位老作家的不满。1972年，她在露营时读到了一本关于自然的书。她原本很欣赏这位老作家的其他作品，但这本书却让迪拉德只觉得空洞乏味。“他精疲力竭地去想萤火虫是如何发光的。我知道，起码刚好知道……假如这位作家不知道，他就应该去学习。”在迪拉德看来，假如不知道，就应该去学习，去理解，而不是把文学当成一种巧言令色的技术，将自己的无知勾兑成廉价的诗意。

所以《溪畔一年》这本书，写的正是迪拉德所知道的关于自然以及世界的事情。当时大病初愈的迪拉德隐居于听客溪畔，开始一场穿越四季的自然朝圣。迪拉德用这一年去体悟自然的美丽奇迹，也理解其粗暴和危险。故而她将这本书一分为二：前半部分为“正途”，写的是“世界美如斯”的部分，“微风吹起，力量薄弱，但你在精神之狂风的力道中屏着气，兀自扬帆前进”；而后半部分则为“反途”，探索的是这世界“错综复杂的阴暗面”，“现象世界一片片地空掉”，以及对真实世界的接受。

这样一条“亦正亦反”的道路，走起来当然并不容易。尽管迪拉德对老作家拒绝学习感到失望，但她同时也提醒我们，人们面对世界更普遍的一种态度，是假装自己在学习。譬如我们总以为冬去春来乃理所应当，可是身处自然世界，迪拉德却发现，每个季节其实都掺杂了其他季节，而所谓“四季”描述的只是一种大致状态，“整个冬天，也会有绿色植物——落叶木的绿叶——到处生长……五月树叶枯死在树上，转成褐色，落在溪里（也并不稀奇）”。再譬如人常常哀叹蝉的方生方死、微不足道，迪拉德却邀请我们想象它们引发的大地颤动：在蛰伏于地下的十几年光阴里，它们在沿着树的根系摸索前进，寻找水源，“地下水慢慢爬着……每一刻每个方向都有甩动和拉扯。草地底下的世界是一场疯乱的摔跤：大地将因之而动”。

写作《溪畔一年》之时，安妮·迪拉德27岁。日后回忆这部已然被奉为经典的作品，她多少有些惭愧，“我以为我拥有一切该有的放逸，来与世间最伟大的主题交锋”。尽管她接下来的作品如《现世》更为沉稳厚重，但《溪畔一年》的大胆还是换来了独一无二的启迪——“总有一种诱惑，想要在沉思中混日子过”——27岁的迪拉德告诉世界，沉迷于思虑的结果并非只有故步自封、郁郁寡欢。真正涉入自然而引发的沉思，可以带来安顿自身的力量。

“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

27岁的安妮·迪拉德在自然中重新理解世界，而缪睫在差不多的年纪，也毅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2016年，缪睫大学刚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正在经营“雨后大地”农场的钟敏。年纪轻轻的“农场主”钟敏试图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给自足：房子自己盖，蔬菜、粮食自己种，并且坚持不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一切生活只与这块土地相关。当缪睫发现城市里的食物乃至自己的生活竟如此诡异地与土地、与自然看不出关联，逐渐生发的向往最终转化为行动——她决定搬到“雨后大地”生活。

《雨后大地》一书，记录的便是缪睫“归园田居”十年的经历。“雨后大地”农场的自给自足，建立在一套名为“朴门”的系统性理论之上。“朴门”是Perma的音译，全称是“永续栽培设计”或“朴门永续设计”，强调构建一个可以自我维持、自我循环的可持续环境。不难看出，这一理念非常理想主义，而既然是理想主义，便免不了与现实的“交锋”。缪睫在书里关于二人种植脐橙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脐橙种植技术在当地已经非常成熟，但由于坚持绝对的“可持续”理念，钟敏拒绝使用农药，这就导致他们在种植的过程中需要探索完全不同的道路：二人经常需要手动捉虫。而这还不是“勤能补拙”那么简单——昆虫的繁殖力远超人类想象，于是“除虫大业”往往听天由命。同时他们还需要承受周围农民的指责，因为他们地里的“害虫”经常会跑到别人家的果园里。

尽管随后缪睫也记录了他们收获未打农药的脐橙时的喜悦与骄傲，但放弃成熟的现代技术，意味着他们的脐橙很难成为一种规模化的经济作物，从而维持经营农场所需的开销。而脐橙的失败并不是孤例，“当象鼻虫从无花果树根部钻入树干中取食，令一整棵树受损时，（钟敏）就砍掉这棵树，直到砍掉所有；当雨水泛滥令百香果得了根腐病全部死光，他就伺机再种……他不停地试验，收获的却是无数的问题与困境，而非答案”。这种不断尝试、收获的却只有失败的循环，也为这个故事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虽然回到自然并坚持理想主义理念的生活困难重重，但与之相应地，也会有在城市按部就班生活永远无法体会的清新与美好。实际上，直到来到这座农场生活，缪睫才真正理解“雨后大地”这个名字的内涵——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来说，雨水意味着潮湿和麻烦；但在自然世界，雨水意味着真正的清新，因为它会涤净生命的迟疑与烦闷，为万物带来一视同仁的生机。而一旦雨过天晴，大地上的一切便会更加蓬勃地生长。于是缪睫毫不犹豫地将这座农场的英文名定为“rebirth”——重生。这不仅意味着她个人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也意味着她相信，万事万物在这样亲近自然的环境中，都可以得到重生的可能与勇气。

遗憾的是，现实的矛盾与理念上的难以调和，让缪睫与钟敏最终分道扬镳，缪睫选择回到城市生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促使她做出这一决定的，恰恰是这十年带给她的信心和力量。在作品开头，缪睫引用了顾城的诗句“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作为二人理想初成之时骄傲的宣告，而到最后再看这句诗，则意蕴更深——自由的一种形态或许正是把生活当作“任意门”，关上门，可以尝试一种理想，而一旦理想走到山穷水尽，把门打开，世界依旧广阔。

“社会的边缘真正定义了我们是谁”

《庄子·杂篇·庚桑楚》有言，“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意思是能吞下大车的野兽，假如离开了自然，只用渔网就可以将它擒住。离山之兽，受困于网，那么“离网之人”，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在别处安家：关于逃离、生存与梦想破碎之地》，[美]特德·康诺弗著，王聪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出版

美国非虚构作家特德·康诺弗的《在别处安家》，讨论的正是这个主题。所谓离网者，Off-Gridder，字面意思是离开电网生活的人。在现代世界，离开电网意味着离开一切公共设施，真正实现离群索居。离网者之所以能够逃离城市生活，一个必要的条件是科罗拉多圣路易斯谷平原的土地过于廉价：只需要5000美金，你就可以得到一块五英亩的安身之所。这样的可能，对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们，似乎颇具诱惑。

然而当康诺弗真的来到了这片“廉价之地”，却发现廉价背后隐藏着诸多问题。首先，生活在这样一片“无依之地”，意味着一切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这里没有水电、没有基础设施，甚至想自己打一口水井都很难。其次，离群索居意味着生活来源会成为一个问题——别想着在科罗拉多的山谷做一名“数字游民”，因为这里没有网络，想要打个电话都得翻山越岭。于是很多生活在这里的人其实都游走在灰色地带，比如种植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作物，而“吃顿好的”往往需要通过袭击牧群来解决。牧民们倒是不太计较，因为牧群也经常破坏离网者亲手构建的生活设施，但这也引出了离网生活的另一个麻烦——这种生活既不舒适，也不安全。除了家养或野生动物的袭击，你也不知道自己的邻居究竟是因为厌倦了城市生活、向往田园牧歌才搬到这里，还是因为一些更迫切但也更危险的理由，不得不避开现代生活的秩序与管控。

尽管有诸多问题，但康诺弗注意到，科罗拉多的“廉价之地”，至少为社会的边缘群体提供了一种足够低成本的生活可能，让他们有机会“触底反弹”。有趣的是，这个可能的出现，却是以无数人梦想的破灭为前提。回溯历史，康诺弗发现，在19世纪下半叶，也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镀金时代”，土地投机者们并没有放过科罗拉多这片偏僻且难以驯服的土地。他们宣称这片土地投资潜力巨大。然而随着“西进运动”在1920年代渐渐停止，开发的脚步从未真正抵达这片山谷，于是很多投资者甚至一生都没有亲眼看过自己名下的土地。伴随着二战之后的婴儿潮，美国城市住宅用地越发紧张，投机者再次想起了这片土地，于是又有一批投资者购买了“梦想”……梦想的再度破灭，地价的泡沫也与之一道破灭，这片“廉价之地”，这才找到了它最合理的用途。

当然，聚集在这里的不只有边缘群体。康诺弗也观察到，在近些年，一些年轻人开始被这片尚未开发、或许未来也很难被开发的土地吸引，认为它未被开发的命运恰恰保留了人类重新亲近自然的可能。到这本书结尾，康诺弗甚至自己也为此掏了5000美金，在这里买下一块土地，相信自己每年会来这里住上几个月。“在我看来，衡量美好生活的标准之一是，个体可以参与到有意思的场景中。你可以花几千美元，来一次非洲狩猎之旅……又或者，你可以坐拥一座牧场，生活在我眼中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只是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想。康诺弗的妻子很快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在她看来，这里的生活绝不是代表美国人田园幻想的“草原上的小木屋”，而是“草原上的小毒屋”。也许来自这片土地互助组织负责人的评价更能代表这片土地的意义——“社会的边缘真正定义了我们是谁”。

曾经，人类一度坚信远离自然是一种必要，开拓自然、建造城市更是彰显勇气与决心的伟大事业。如今，一些人又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游离于城市与自然之间，他们的顿悟、重生或是失落，或许更能透露人类生活的真意。自然未必是终极归宿，流离中的“无归属感”或许才是最真实的体悟。这种体悟并不会指向虚无和绝望，反而会带来勇气与力量，如苏轼的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生活本无所属，却也因此充满可能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