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露元年,长安,薛府。

七十岁的薛元超靠在榻上,手里攥着一卷书,眼神却飘向窗外。

院子里,他的孙女正和几个丫鬟踢毽子,笑声清脆。旁边站着个年轻后生,是孙女婿,出身清河崔氏旁支——为了这桩婚事,他送出去整整四十万钱的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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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万……"薛元超喃喃自语,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淡,带着说不清的滋味。

身旁的儿子薛毅凑过来:"父亲,您说什么?"

薛元超没接话,沉默了很久,忽然叹了口气。

"毅儿,你可知道,为父这辈子有三件憾事?"

薛毅一愣:"憾事?父亲您……"

他确实想不通。

他的父亲薛元超,九岁袭爵汾阴县男,娶了唐太宗的侄女和静县主为妻,一路做到中书令,位列宰相。出将入相,权倾朝野,荣华富贵享了七十年。这样的人生,还能有遗憾?

可薛元超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傻了:

"一恨,不以进士擢第;二恨,不娶五姓女;三恨,不得修国史。"

薛毅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什么。

七十岁的老人重新望向窗外,眼神飘回了六十年前。

武德九年,薛元超出生在河东薛氏。

河东薛氏,关中四大姓之一,从东汉就是名门望族,在北朝出过十几个驸马。薛元超的母亲是隋朝皇室后裔,父亲薛收是李世民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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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身,放在唐朝就是顶配。

九岁那年,父亲病故,薛元超袭爵。李世民对这个没爹的孩子格外照顾,等他长大,直接把侄女和静县主许配给他。

二十岁,驸马都尉,前途无量。

他本以为这辈子顺风顺水,直到有一天,他在吏部等着补官,听见旁边几个新科进士在聊天。

"兄台是今年进士及第?"

"不敢,侥幸罢了。"

"哪里的话!进士出身,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哎,比不得那些世家子弟,门荫入仕,一步登天。"

说这话的人笑着摆手,可薛元超分明看见他脸上写着两个字——骄傲。

是的,骄傲。

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虽然自己是驸马,虽然自己出身河东薛氏,虽然自己九岁就袭爵,但在这群科举进士面前,他总觉得矮了一头。

为什么?因为他们凭的是自己的本事,而他薛元超,凭的是爹。

更让他难受的是,人家还说"比不得世家子弟"——明明自己就是世家子弟,怎么听上去像被嘲讽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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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回家问妻子:"我袭爵入仕,和人家考进士入仕,哪个更光彩?"

妻子正在卸妆,头也不回地说:"当然是考进士啊。袭爵靠爹,考进士靠自己。这还用问?"

薛元超沉默了一整夜。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觉得,"出身好"三个字,在某些时候竟然是个负担。

如果说"不以进士擢第"是薛元超职业生涯的隐痛,那"不娶五姓女"就是他婚姻里的刺。

没错,他娶的是皇室的女儿,和静县主,唐太宗的亲侄女。一个男人能娶到公主——严格说是郡主,但也是皇族近支——那在当时已经是光宗耀祖了。

可问题是,唐朝人不认这个。

民间有句话:"娶得五姓女,胜登天子堂。"

什么意思?你考上进士当了大官,都不如娶一个崔、卢、郑、王家的闺女来得荣耀。

薛元超第一次感受到这种落差,是在一次同僚聚会上。

那天他喝得高兴,跟人炫耀妻子是皇室宗亲。旁边一个范阳卢氏出身的小官——官阶比他低好几级——不咸不淡地来了一句:"薛大人好福气。不过说来惭愧,我内人出身清河崔氏,平日里规矩多,倒是让大人见笑了。"

满桌人肃然起敬。

"清河崔氏!"

"卢大人好福气啊!"

"难怪卢大人谈吐不凡,原来岳家是崔氏!"

薛元超端着酒杯,笑容僵在脸上。

他忽然觉得,自己娶的那个"皇室宗亲"的县主,在这一刻显得如此苍白。你是皇亲国戚又怎么样?人家攀的是崔氏,五姓七望之首,比你们李家还尊贵。

他那天回家的路上第一次萌生了"休妻再娶"的念头——当然也就是想想,和静县主是先帝赐婚,休了她等于打太宗的脸。

但他这辈子,始终对这个"五姓女"的身份耿耿于怀。

到后来,他把三个女儿全嫁给了士族名门,其中大女儿嫁给了王羲之的后人——琅琊王氏。虽然不在"五姓七望"之列,但好歹是王导、王羲之的血脉,说出去也够体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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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夜深人静时,他依然会想:要是当年娶的是崔氏或卢氏的女儿呢?

后来的事情更扎心。

他的儿子薛毅想娶范阳卢氏的女儿,对方开口要"陪门财"——因为薛家是"关中郡姓",不是最顶级的"山东士族",想攀卢家的门,得多交钱。

薛元超咬牙出了四十万钱。

四十万。

够长安一个普通人家吃几辈子。

但他还是给了。因为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这辈子我娶不到五姓女,至少让儿子娶到。

讽刺的是,他的连襟——就是娶了他老婆妹妹的那个男人——出身荥阳郑氏,娶卢家的女儿一分钱没花,人家倒贴嫁妆。

为什么?因为郑氏本身就是"五姓七望"。

薛元超知道这事后,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四个字:"门第误我。"

至于第三恨"不得修国史",听起来最虚,却是最让薛元超痛心的事。

他是文人。

他十岁能文,十五岁就名动长安。他这辈子写过无数文章,当过中书舍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全都是跟文书打交道的高官。

可他这辈子,始终没能主持修撰国史。

为什么?因为修国史是"内相"的活儿,而他是"外相"——他出身河东薛氏,是关陇集团的人,而修国史的"监修国史"一职,向来掌握在山东士族手里。

他曾经上书高宗,请求"兼修国史",可皇帝批下来的是"参知国史",意思是你可以在旁边提提意见,但不能主导。

薛元超不服气,又上了几道奏章,后来被调去洛阳当留守——名义上是升官,实际上就是把他调离了长安的权力中心。

"这是防着我呢,"他跟妻子苦笑,"怕我修国史的时候把山东那帮人写得太难看。"

他猜对了。

后来主持修撰《晋书》和《五代史志》的,是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人,全都是山东士族或关陇大族的代表,没他薛元超什么事。

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

晚年退居洛阳后,他偶尔还会翻出那些修了一半的书稿——他私下里自己写过一段南北朝史——可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终也没能成书。

"我薛元超这辈子,"他跟儿子说,"写过无数诏书,批过无数奏章,可到头来,没有一行字能刻在青史上。"

薛毅劝他:"父亲,您是中书令,宰相之位,还不够青史留名吗?"

薛元超摇头:"那是官职,不是我写的书。"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不一样的。"

调露二年,薛元超病逝,年七十一岁。

追赠光禄大夫,谥号"文"。

这个"文"字,是唐朝文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评价。可薛元超若在天有灵,大概会苦笑着摇头——他这一辈子追求的"进士出身""五姓女""修国史",一样都没得到,最后却得了个"文"的谥号。

命运真是讽刺。

薛元超死后三十年,他的外孙——也就是他那个嫁给琅琊王氏的女儿所生的孩子——考中了进士,娶了清河崔氏的女儿,后来官至宰相。

某天晚上,这个外孙在书房翻到了薛元超的旧札记,看到外公亲手写下的"三恨",不禁莞尔。

他提起笔,在边上批了一行小字:

"外祖父生前所恨三事,今余皆得之。然余之得,正因外祖父之失也。"

意思是:您没能得到的,我都得到了。可我之所以能得到,正是因为您的经历让我明白——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是的,变了。

薛元超活在转型的夹缝里。往前一步是老牌门阀的傲慢与偏见,往后一步是科举新贵的崛起与张扬。他哪边都不完全属于,于是一生都在求而不得中煎熬。

他以为自己"三恨"是因为运气不好。

但其实,他只是生在了两个时代交替的缝隙里。

那条缝隙,叫大唐。

注:文章配图为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