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伦敦、洛杉矶或多伦多的海外侨民抗议现场，你会看到一个打破数十年国家宣传的画面：古老的波斯“狮与太阳”旗帜旁，飘扬着大卫之星的旗帜。这并非廉价的政治作秀，而是对跨越千年历史的直接回应。举旗者无视现代边界和宗教意识形态带来的隔阂。
他没有奴役被征服者，而是释放了他们。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居鲁士圆柱》泥版诏令记录了这一政策：允许被俘者返回故土，恢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庙宇。居鲁士帮助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资助重建第二圣殿。《以斯拉记》提到，他下令实施这一安排；《希伯来圣经》称他为“受膏者”，这是唯一一次将这一称号赋予非犹太统治者。
数百年来，波斯帝国的兴衰中，这两个民族始终在同一片动荡地区共存，形成了一种默契：先活下去，互不干扰。这种本能在二战期间再次显现。尽管伊朗宣布中立，它实际上成为避难所。斯大林赦免被流放的波兰人后，超过10万波兰难民涌入伊朗，其中近千名犹太孤儿后来被称为“德黑兰儿童”。
许多伊朗家庭收留了这些孩子，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前往英属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伊朗外交官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被称为“伊朗的辛德勒”。他利用波斯人与犹太人在语言上的亲缘关系，说服德国当局认定，持有伊朗国籍、讲波斯语的犹太人不在《纽伦堡法案》的种族定义范围内。 他为这些人签发了数以千计的护照，使他们得以避开那场大规模迫害。战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将这种低调的同情转化为战略。巴列维国王是个务实的领导者，但面临来自北方苏联、西面和南面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阵营，以及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压力，他必须维持平衡。
以色列同样被敌对邻国包围，成为伊朗的低调合作对象。公开场合，巴列维国王强调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伊斯兰团结，将与以色列的关系维持在“事实上的关系”层面——没有大使馆，也没有大使——以免国内对手借题发挥。
但在幕后，情况截然不同。以色列航空定期飞往德黑兰。以色列的农业和军事顾问在伊朗工作多年。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组织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共同训练。伊朗石油则以低调而大规模的方式，支撑着以色列的经济。
1973年最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关系。当埃及和叙利亚在赎罪日战争中袭击以色列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发起石油禁运，油价飙升至原来的四倍，冲击全球经济。所有阿拉伯产油国都参与其中，唯独巴列维国王没有。
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以色列败给敌对联盟，伊朗将独自面对同一联盟，德黑兰与泛阿拉伯主义之间将不再有缓冲。因此，他继续向以色列输送石油——油轮经海湾运出，再进入由以色列修建的埃拉特—阿什凯隆输油管道。两国共同出资的这一项目秘密运作十多年。
此外，德黑兰和耶路撒冷还推进了一项机密计划——“花卉计划”，合作研发基于以色列“杰里科”导弹设计的导弹系统。这一切当时都没有公开。如果在那个时期泄露，无论在伊朗还是以色列首都，都会引发丑闻。
979年，局势骤变。伊朗革命在几个月内摧毁了整套安排。 新政权与以色列断绝关系，将德黑兰原以色列大使馆交给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将输出宗教激进主义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
每当侨民将“狮与太阳”旗与大卫之星并举，都是在试图恢复这种联盟。两国友谊的终结，并非因为两个民族改变了对彼此的看法，而是因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掌控国家机器，改变了议题。官方敌对持续了50年，这才是反常状态，而不是常态；与更早之前那段历史相比，这不过是更短的一章。未来的方向似乎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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