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你再说一遍？”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擦过生锈的铁皮，手指攥着那件皱巴巴的蓝布褂子，指节都泛了白。
“我说，镇长家的闺女，苏慧，嫁给你。”媒人李婶把瓜子壳往地上一吐，伸出三根手指头，“三十斤细粮，五斤猪肉，外加一批的确良布，人家镇长说了，这些聘礼全免。”
我感觉自己像被人抡了一棍子，后脑勺嗡嗡作响。1986年，我二十六岁，家里除了三间漏雨的土坯房和一张缺了腿的炕，就剩老娘躺在里屋哼唧着咳嗽。全村的姑娘见了我都绕着走，谁愿意嫁进这穷得叮当响的家？所以当李婶上门说亲时，我以为是哪个山沟里的寡妇，结果她告诉我，是镇长的闺女。
“苏慧那丫头……我见过。”我艰难地开口，“有一百五六十斤吧？”
李婶斜了我一眼：“你嫌胖？”
我赶紧摇头。我倒不是嫌胖，我是怕。镇长的闺女，那是镇上的一枝花——开在花盆里我够不着的花。人家爹是镇长，家里有电视机，有缝纫机，还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她凭什么嫁给我？
“人家就是看上你老实。”李婶拍拍屁股站起来，“明天晚上拜堂，你收拾收拾。”
我送走李婶，站在院子里。天彻底黑透了，风从土墙的裂缝里灌进来，吹得我后脊梁发凉。镇上的人都说我命里该走一辈子背字，爹死得早，娘瘫在炕上八年，我种了八年的地，穷了八年。现在突然要娶媳妇，还是镇长的闺女，这福气来得太蹊跷，像天上掉馅饼，怕不是要砸死我。
第二天黄昏，迎亲的队伍到了。
我没钱雇唢呐班子，只请了隔壁老王赶了一辆牛车。车上坐了媒人李婶和一个穿着红棉袄的胖姑娘。姑娘坐在车板上，把车板压得吱呀响，两只脚垂在车辕边，脚上是一双刷得干干净净的黑布鞋。我站在门口，远远看见她从车上下来，心里忽然有些发慌。
她确实胖，胖得整个人像一颗圆滚滚的软枣。脸盘白净，两只眼睛被肉挤成了一条缝，嘴唇厚墩墩的，红布盖头掀下来，露出一张带着拘谨笑意的脸。她的目光扫过我的破院子，扫过那三间土坯房，最后落在我脸上。
“你是江林？”她问。
我点了一下头。
她没说话，低头跟着李婶进了屋。
洞房里点了一根红蜡烛，蜡液顺着蜡身淌下来，在桌上凝成一滩。我坐在炕沿上，苏慧坐在对面的凳子上，两个人中间隔着一张大红喜字，像隔着一座山。
“你……喝水不？”我打破沉默。
她摇摇头，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她的手胖乎乎的，手指像五根白萝卜，绞在一起搓着红盖头的边角。
“那个……我家里穷，你也看见了。”我又说，“我知道你爹是镇长，你跟着我，委屈你了。”
她忽然抬起头，那双被肉挤成一条缝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神色。她抿了抿嘴唇，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慢慢站起来。
“江林，”她的声音不大，但很稳，“你看好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要干什么，就看见她解开腰间那条宽大的红腰带。腰带一松，她身上那件红棉袄的下摆忽地耷拉下来，露出腰腹间的一圈东西——铅灰色的，沉甸甸的，被一条粗布带子牢牢捆在肚子上。
我张着嘴，看着她一层一层解开那条粗布带子，露出腰上紧密排列的铅块。那些铅块每一块都有巴掌大小，用铁环串成两条带子，从腰侧一直绕到后腰，缠了整整一圈。她解开最后一个铁扣，铅带从她腰间滑落，“哐当”一声闷响砸在土坯地上，溅起一层灰尘。
尘土散开，我数了数，那些铅块在地上摊成一片，少说也有七八十斤。
“这……这是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都在抖。
苏慧搓了搓被勒出红印的腰，站在炕边，看着我。她的脸在烛光里显得格外安静，连那副臃肿的身形都像被这光线洗了一遍，多了一些说不清的锋利。
“我今年二十，体重一百五十斤，”她顿了顿，“除去这些铅块，我实际九十斤。”
我脑子彻底空了。
“你爹知道吗？”我问。
“他知道。”苏慧弯腰，伸手把那串铅块从地上捞起来，放在桌角，“他让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他看中了你老实。”
她抬眼看我，眼里有东西亮得吓人：“因为他怕我。”
第六年冬天，苏慧在院子里喂鸡，从背后看过去，她的腰身陷下去一大截，影子瘦长地拖在雪地上。
我在地里干完活回来，推开门，看见她正蹲在井边洗红薯，手冻得通红。她听见脚步声，回头冲我笑了一下：“回来了？锅里还有半碗粥，给你热着。”
我走过去，看见她腰上那串铅块搁在墙根下，风吹过，发出细碎的金属碰撞声。我伸手碰了一下那串铅块，冰得我一缩手。
“苏慧，”我说，“外头都在传，说你爹上个月把人打死了。”
她蹲着，没回话，只是拿手指抠红薯皮上的泥，抠了很久，才轻声说：“我知道。”
“那你嫁给我，到底图啥？”
她站起来，湿漉漉的水珠从她冻红的手指间滴落。她看着我，嘴角动了动，笑了一下：“图你这院子清静，图你不问。”
那天晚上，我把院门关紧，把墙角的铁锹又磨了一遍。苏慧坐在炕上，用一块细砂纸轻轻打磨那串铅块，烛光里，铅块的断面泛着幽暗的银光。
“江林，”她忽然开口，声音很低，“你怕不怕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怕。但我更怕你没来之前那二十六年。”
苏慧手上顿了片刻，没接话，继续磨铅。火星子溅到地上，很快就灭了。
窗外北风刮得紧，1986年的冬天，雪下得比往年都早。
腊月里的风刮起来像刀子，割在脸上生疼。我拢着手蹲在院子门口，看远处土路上一个人影越走越近。是隔壁老王，他赶着牛车，牛冻得直喷白气，他自个儿也缩着脖子，把棉帽压得低低的，露出一双冻得通红的大手。
“江林，”老王在车上喊我，“你咋蹲这儿？苏慧呢？”
“屋里做棉鞋呢。”我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咋了？”
老王把牛缰绳攥了攥，又松开，他看了看我家那扇半掩的木门，压低嗓子：“你听说了没？下赵村那个刘老三，上个月在镇上粮站帮人拉了趟粮食，回村第三天就让镇上的人摁在村口揍了一顿，腿都打折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接话。
“这事儿都传开了，”老王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是苏镇长吩咐的，因为刘老三看见了不该看的事儿。”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镇上的人都在说，苏镇长家里那间空屋子，门是拿铁链锁着的，窗户拿木板钉死了，常年没人敢靠近。”
我站了一会儿，脚底下的泥地冻得梆硬，寒气从脚底往上钻，一直钻到后脑勺。老王见我不说话，叹了口气，扬了扬手里的鞭子：“走了，你自个儿当心。”
我目送着牛车拐过土坡，转身回了院子。
门一推开，热气扑了我一脸。苏慧坐在炕上，手里拿着针线，正往一只青布鞋面上走线。她低着头，没抬眼看我，手里的针走得飞快：“老王来说啥了？”
“就唠了唠地里的事儿。”我脱了外套，坐到炕沿上。
苏慧没追问。她把一只鞋面缝好了，又拿了另一只，摆弄了一会儿，才说：“江林，过了腊八，我想回镇上住些日子。”
我猛地抬起头：“你回去干啥？”
“我爹伤了腿，捎信来说下不了炕，让我回去看看。”苏慧的声音平静得很，像她手里那道细密的针脚。
我心里堵了一口气，不知道该往哪儿出。六年来，苏慧从来没提过回娘家。当初她嫁过来，是乘着牛车来的，没带嫁妆，也没有娘家人送亲。婚后这几年，她爹也没来看过一次，她也只字不提回去。现在突然说要回去，还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爹那腿，伤了多久了？”我斟酌着问。
“两天。”
“那让老王家的车送你去？”我说着就起身，“多带点东西过去……”
“不用。”苏慧打断我，抬眼看了看我，“我自己走回去，二十来里路，两天就打个来回。”
“你……”我站在炕边，看着她那张被灶火烤得微微泛红的脸，想说什么，又咽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后院喂猪，苏慧就背着个蓝布包袱从屋里出来了。她换了身洗得发白的灰棉袄，头发拿一根黑皮筋扎在脑后，脚上穿着一双旧棉鞋。她站在院子里，往四下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天，然后对我说：“我走了。”
“苏慧。”我叫住她。
她停下脚步，没回头。
“你爹……那个镇上的门，你回去能进得去吗？”我问。
她侧过头来，嘴角动了一下，那表情说不上是笑还是别的什么：“那是我家，我怎么进不去。”
苏慧走后的头两天，天气晴得干冷，太阳白晃晃的，却没有一丝热乎气。我每天照常下地干活，回来喂猪喂鸡，把锅里的粥热了吃，夜晚一个人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呜呜叫唤，总觉得缺了什么。
第三天傍晚，苏慧回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天刚擦黑，我坐在堂屋里就着煤油灯修一把断了腿的椅子，听见门响，抬头一看，她站在门槛上，头发有些乱，脸被风吹得通红，眼睑下有一圈青色，身上那件灰棉袄的下摆沾了些泥点子。
“回来了？”我说着放下手里的锤子。
她点点头，走进屋来，把包袱放在桌上，自己倒了碗凉水喝了，喝完才说：“江林，我爹的腿是让人打断的。”
我的手在椅子上顿住了。
“谁打的？”我问。
“镇东头开砖窑的陆家。”苏慧说，“为我爹挡了大路，姓陆的想修条道通到河边上，我爹不答应，两人喝了酒吵了一架，姓陆的动了手。”
“那你爹……”我站起来，“报案了没有？”
苏慧没接话。她坐到炕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盯着自己的手背看了很久，才慢慢说：“报了。镇上的派出所来人了，人姓赵，到我爹屋里坐了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啥？”
“他说，‘苏慧，你爹在镇上的位置，是管住了下头的人才坐稳的。陆家那砖窑，养着镇上三分之一的壮劳力。你要真掰扯起来，掰扯的不是一条腿的事儿。’”
我听完，脸上那一块肉抽了抽。心里那点闷了几天的火，腾地就蹿上来了：“他这是什么话？你爹让人打断了腿，他们倒劝你忍了？”
苏慧抬起头，看着我。她那双眼睛在煤油灯下显得黑沉沉的，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
“我爹也这么说。”她说，“他让我别闹。”
“你爹让你别闹？”
“嗯。”她用力地点了一下头，声音忽然哑了，“他说他认了。他这一辈子，得罪的人太多了。他指着那间锁着的屋子跟我说——‘苏慧，那屋里锁着的，是爹这辈子欠下的账。你替爹记着，别替爹讨。’”
我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俩谁都没怎么睡着。天快亮的时候，苏慧忽然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声音闷在枕头里：“江林，我不是咽不下这口气。”
“那你咽不下什么？”我问。
“我是想不明白。”她说，“我爹在镇上待了快二十年，他管着粮站、管着水利、管着镇办厂，那些年谁见了他不是点头哈腰的？可现在呢，姓陆的把他的腿打断了，派出所的人劝他忍了，连他自己的老部下，一个个都躲着走。”
我听着她说话，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
“我娘死得早，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苏慧继续说，“他再不是东西，也是我爹。”
我伸手碰了碰她的肩膀。她的肩头隔着棉被绷得很紧，像一块石头。
接下来这些天，我明显觉着苏慧心里揣着事。她做饭的时候老走神，有一回把醋当酱油倒了半瓶进锅里，自己尝了一口，皱了皱眉，没说话，把一锅菜全倒了重做。夜里睡觉也不踏实，隔一会儿就翻个身，有时候听到院子里的动静，她会在黑暗里猛地坐起来。
腊月十二那天中午，我正在场院里劈柴，有人骑车进了村。那人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军大衣，车后座上绑着一捆麻绳，到了我家门口，按了两下车铃。
我直起腰，看见那人下了车，冲着我喊：“江林！你是江林吧？”
“我是。”
“我叫赵四，在镇上派出所当差。”他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烟，我没接，他自个儿点上抽了一口，“苏慧在家不？”
我朝屋里喊了一声，苏慧掀开门帘出来，看见赵四，脸上的表情一下子淡了。
“苏慧，你爹让我给你带个话，”赵四说，“陆家那边给咱们镇捐了三万块钱，修镇小学。你爹的意思，这事儿就算了。”
苏慧站在台阶上，没吭声。
赵四又抽了口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苏慧，声音放低了些：“你爹还说了——让你好好过日子，别再惦记那间屋子的事儿了。”
苏慧还是没说话。她转身进屋，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水，递给赵四。赵四接了水，两口喝完，抹了抹嘴，把碗还给她，吸溜着鼻子骑上车走了。
那天下午，苏慧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拿那串铅块一下一下地擦。她擦得极慢，铅块在阳光下泛着一层冷光。我站了一会儿，走过去蹲在她面前。
“苏慧，你爹说的那间屋子，里头到底是什么？”
苏慧没抬头，手里的动作却停了。她攥着她那串铅块，攥了很久，才说：“江林，你猜猜，我一百五十斤的体重，为什么是我爹给我报的？”
我一愣。
“镇上的人都以为我一百五十斤，胖得像头猪。”苏慧说，“可我实际上九十斤，我爹知道你能看出来，所以才让我嫁给你。”
“为啥？”
“因为你看人准。”苏慧的声音很轻，“他说，让一个看人准的人守着我，我才不会被人骗走。”
我心里一翻个儿，后脊梁忽然有些发寒。
那天晚上，又起了风。苏慧磨完铅块，把它们重新捆回腰间。我看着她把腰带系紧，没忍住问了一句：“你天天带着这东西，不沉吗？”
“习惯了。”她拉平棉袄的下摆，背对着我，“江林，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不管哪一天，我要是突然走了，”她顿了一下，“你该种地种地，该过日子过日子，别等我。”
我没回话。
刚进腊月二十三，小年的头一天，村东头二柱跑来找我，说他媳妇的娘家哥哥在镇上干活，亲眼看见陆家砖窑的工头带人把镇东头一户姓孙的老两口从屋里撵了出来，行李扔在街上，棉被和水壶摔了一地，老两口在街上坐着哭了一下午。
“为啥撵人？”我问。
“说那一片地是他们砖窑要扩厂用的，老孙头不搬，就给人家使了难看。”二柱压低声音，“我还听说，那老孙头家的闺女，早几年在镇上粮食站当临时工，知道不少镇上的事儿。她爹娘一直住那儿，就是守着闺女当年留下的那些东西。”
“她闺女呢？”
“跑了。三年前跑的，听说跑南方去了，再没回来过。”
我听完没吱声。等二柱走了，我进屋把这事儿跟苏慧说了。苏慧当时在擀面，手上的动作停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拿手背擦了一下额头，蹭了一道白面上去：“那老孙头的闺女，叫什么？”
“没打听。”
苏慧没再说话。她把面擀完了，把菜刀搁在案板上，忽然说了句：“江林，你信不信，我爹那间锁着的屋子里，没准儿就藏着一本账。”
“啥账？”
“粮站的账。”苏慧的声音很轻，“我娘去世前那一年，我在镇上念初中，有天晚上醒过来，听见我爹在跟我娘说——‘这账要是让人翻出来，咱家都完了。’”
我站在灶台前，手里的柴火“啪”地断了一截，火苗蹿得老高。
我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第二天，我借口去镇上买盐，骑着那辆借来的自行车往镇上跑了一趟。到了镇上，我故意绕到粮站门口转了一圈，看见粮站的铁门锁着，门缝里塞了几张旧报纸。站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说是年底盘点，暂停营业。
我又骑车往东头走，老远就看见陆家砖窑的大烟囱正往外冒黑烟，窑场门口停着一辆新买的吉普车，车漆在冬日的阳光下亮得晃眼。
我站在路边，没往前走。这时候，赵四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穿着一身黑棉袄，凑到我身边，递了根烟过来：“江林，有日子没见你来镇上了。”
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不会抽。”
“你家里那口子，还好？”他问。
“好着呢。”
“那就好。”赵四抽了口烟，“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让苏慧别老惦记镇上那些个陈年旧账了。她爹在镇上是老人的，有些事翻起来，伤的不光是别人。”
我没答应，也没反驳，骑上车就走了。蹬出二里地，我忽然发现手心全是汗。
回到家，天已经擦黑。苏慧没在屋里，我在后院找到了她。她蹲在猪圈旁边，拿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见我回来，她站起来，把手里的树枝一扔：“江林，陆家那个砖窑，这几年发了财。”
“我知道。”
“那姓陆的原来就是个地痞。”苏慧说，“他发家的第二年，镇上粮站丢了一批粮。丢的那些粮，够镇上的人吃两个月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你爹管粮站，丢了粮，他不负责？”
“负责。”苏慧的声音压得很低，“可那批粮，是姓陆的让人半夜用卡车拉走的。我爹知道，让人记了账。这账他揣了五年。”
“那他后来为啥不揭发？”
苏慧没说话了。她蹲下去，捡起树枝，重新在地上划了两道，那两道线歪歪扭扭的，像两条纠缠不清的蛇。
“因为姓陆的拿了一样东西作抵押。”苏慧说，“他拿我那间屋子的门钥匙做了抵押。”
“你哪来的屋子？”
“镇上老宅，那间锁着门、钉着木板的屋子。”苏慧抬起头看着我，“那是我娘住过的屋子。”
她这句话说完，院里的风忽然停了一瞬。
腊月二十八，苏慧又开始收拾包袱。这一次她把那串铅块从腰上解下来，拿了一块破布仔细包好，放进了包袱里。我看着她做这些事，站在门框边问：“要回去？”
“嗯。”她头也不抬，“去给我爹把过年的饺子包了。”
“我跟你一起？”
“不用。”她把包袱扎好，拎着试了试重量，又放下，“你家里那些猪啊鸡的，也要人喂。”
她站在堂屋里，背着光，脸上的表情看不太清楚。她停了一会儿，又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些：“江林，我爹跟我说过句话——‘咱们苏家这辈子欠的人，都是白纸黑字落在账上的，不欠谁的力气。’”
“那你欠我的吗？”我问。
苏慧怔了一下。她低着头，半天没动，最后她把包袱抱在怀里，轻轻笑了一声：“六年前的聘礼，是我爹替我还的。”她顿了顿，又说，“可这六年，是你自己挣的。”
我没听懂她这句话的深意，刚要问，她已侧过身，从我身边走过去，掀开门帘进了里屋。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苏慧在我身边侧躺着，呼吸匀停，但我知道她没睡着。后半夜，我听到她极轻地翻了个身，声音像一截枯枝落在雪地上。
“苏慧，”我在黑暗里喊她。
“嗯。”
“你爹那间屋子里，到底锁着啥？”
黑暗里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的声音才响起来，干干涩涩地：“锁着一本账，还有……一个人。”
我猛地从炕上坐起来，窗外一片漆黑。苏慧没有动，她背对着我，声音平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那人已经死了。埋在我娘屋后那棵槐树底下。”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背上的汗一层一层往外冒，把里衣湿了个透。屋外风声呜咽，像有一口井在哭。
腊月二十九的黄昏，苏慧背着包袱走了。
她走出院门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她走得不快不慢，背影越来越小，拐过土坡，不见了。院门口那棵老槐树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里抖着，像一只手伸向灰白的天空。
我站在那儿，心里翻涌着一股说不清的不安。她腰间那串铅块没有带走，搁在炕头，包在那块旧布里，像一座小小的坟。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苏慧走了以后，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一块。炉膛里的火烧得明明灭灭，我蹲在灶台前，盯着那堆灰烬，坐了大半夜也没想明白她最后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后半夜，我起身上炕，手碰到了炕头那包旧布裹着的东西。是那串铅块。苏慧走的时候没带走，包在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里，搁在炕头最里侧，像她平日里放针线一样妥帖。我捏了捏那层布，硬邦邦的，入手比从前掂过的更沉一些。我没多想，解开布包，打算把那串铅块挪到炕柜底下去。
手摸到第一个铅块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异样。
那铅块的表层不像其他几块那么光滑。它边缘有一圈极细的接缝，被铅灰填满了，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拿指甲沿着那条缝刮了一下，灰掉下去，露出一道浅色的印痕。我把那铅块凑到煤油灯底下，翻转着看，又用指头去抠那道缝。缝越抠越宽，整块铅块竟然从中间裂开了一道口子——那是一层极薄的铅皮做的盖，轻轻一撬就掀开了。
铅块是空心的。
内壁裹着一层油纸，油纸里卷着东西。我抖着手把纸卷抽出来，展开。是一张对折过很多次的旧纸，纸边已经发黄发脆，折痕处磨出了毛边，上面密密麻麻横七竖八写满了字。我凑到灯下看，那些字极小，像是拿极尖的笔尖写的，笔画细得像一根根蛛丝。
最上面一行写着日期，1983年3月17日。下面是几行数字，我数了数，大概是日期、数字、粮食名称、重量。有一行写着“玉米——两千斤”，底下又写了一行“小麦——三千一百斤”，每行后面都跟着一个姓。有一个姓王，有一个姓赵，还有一个姓陆。
我翻过纸的背面。背面画着一棵树，树的旁边写了两个字：槐树。
我攥着那张纸，坐回炕沿上，心里头翻江倒海似的。苏慧白天跟我说的话像刀一样刻在我脑子里——她说她爹屋里那间锁着的屋子，锁着一个死人和一本账，那人埋在她娘屋后那棵槐树底下。现在这张纸上的字，数字、人名、日期，还有那棵槐树的画，哪一样都对得上。
我在这间屋里坐着，越坐越冷。
第二天一早，我把那张油纸重新卷好，塞回铅块的空腔里，把铅皮盖严实，包好，塞进炕洞最深处。然后我穿上那件最厚的棉袄，推上自家那辆破自行车，往镇上去。
路上冻得厉害，骑车骑得久了，手脚发木。到镇上的时候已经过了晌午，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一点热乎气都没有。我先把车子停在粮站对面，站了十几分钟。粮站大门紧闭，门口贴着去年的旧告示，纸张被风刮得卷了边，露出斑驳的墙面。一根铁链子把两扇铁门锁在一起，锁头上落了一层灰，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开过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身后忽然有人咳嗽了一声。
我回头，一个瘦小老头儿推着一辆二八大杠，从粮站西边的巷子里走出来。他戴着一顶旧毡帽，穿着一身黑布棉袄，脸上皱纹多得挤成了一团。他拄着车把走到近前，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前头锁着的铁门，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一句：“别等了，这门关了两三年了，里面早没东西了。”
“来等谁的？”老头问。
我张了张嘴，顺嘴扯了一个谎：“等我表叔。他以前在粮站干过活。”
老头的脚步一下子顿住了。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那眼神跟刨子似的，把我从头到脚刮了一遍：“你表叔叫啥？”
“姓刘。”我随口说。
老头没吭声，推着车子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丢了一句话：“粮站里以前干活的人，走了的走了，散的散了，没几个人愿意再提这地方。你要是找你表叔，上砖窑那边问问去——那儿的人有一半是从这儿出去的。”
我蹬上自行车往砖窑走。还没到窑场门口，远远就看见那片大烟囱冒着灰烟，路边停了三四辆拖拉机，装着满满当当的红砖。窑场大门敞着，里头传来轰隆隆的机器声。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没敢往里走。一个穿蓝工作服的男人从门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壶水，看见我，问了一句：“找谁？”
我正要开口，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江林？”
我转过身。赵四站在几米外，手里夹着一根烟，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军大衣，正看着我，脸上带着点说不清的笑容。
他走近了几步，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往地上弹了弹烟灰：“你咋在这儿？这大过年的，不在家待着？”
“我来买点东西。”我说。
“买东西买到砖窑来了？”赵四笑着摇摇头，“江林，咱俩打过交道，我也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你媳妇苏慧，昨儿晚上就住镇上老宅子那边了。你往砖窑跑，是替她传话的？”
“传什么话？”
赵四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像在看什么稀罕物件。他收起了笑，声音低了几分：“你家那位，是个有主意的女人。我劝你别掺和她的事儿。她爹那条腿的事你也知道了，那是人家陆老板自己动的手，跟我们派出所没关系。你要是识相，就把人领回去，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别等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
他说完这句话，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用鞋底碾了碾，转身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吉普车，发动引擎走了。
我站在路边，手心全是冷汗。
我调转车头，往镇东头骑。老宅子我以前没进去过——苏慧嫁过来六年，我连她娘家的门朝哪儿开都是听别人说的。镇上人都知道苏镇长家老宅在镇东头，靠河，一圈砖墙围着，院子里的槐树长得比屋顶还高，冬天叶子落光了，枝杈密得像一层铁网。
我骑到巷口，远远就看见那扇铁门。门虚掩着，门前站着两个穿黑棉袄的年轻人，一看就是窑场那边的人。我把自行车停在巷子口，从侧面绕过去，翻过一道低矮的土墙，落到了老宅院墙外面。院墙有一人多高，我踮着脚往里看——院子里站着好几个人，陆老板就站在正中间。
陆老板我并不认识，但我见过他。去年秋天镇上赶集，他坐着一辆黑色吉普从街上过，两边的摊贩都往路边让。他五十四五岁，个子不高，肚子却腆得很高，一张国字脸，皮肤黝黑，眉眼生得粗鲁，但笑起来却显得格外客气。此刻他穿一件呢子大衣，站在院子里，正对站在堂屋台阶上的苏慧说话，声音不高不低，语气带着一股让人不自在的温和。
“苏慧啊，你爹是我们镇上的老同志了，你说他一把年纪，腿让人打断了，我心里头也不好受。”他说，“可这跟咱们粮站那点陈年旧账是两码事。你爹在位那些年，粮站亏了多少你心里也清楚，白纸黑字的数字摆在那儿。你要是非把那间屋子锁得死死的，不让人进去盘账，往后出了什么后果，那可不是你爹一条腿的事了。”
我透过墙头看见苏慧站在台阶上，穿一件灰棉袄，腰板挺得笔直，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她身后是一扇紧闭的木门，木板已经被烟熏得发黑，门板上挂着一把老式铁挂锁，拴着一根拇指粗的铁链。那应该就是她说的那间屋子——窗框上钉着木板，木板缝里填着干草，黑沉沉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陆叔，”苏慧开口了，声音不卑不亢，“那间屋子里是我娘的遗物。她过世之前嘱咐过我，说屋子里的东西谁都不许动。您要查粮站的账，账本子在镇财政所，我爹早就交过去了。您要是觉得数目不对，去财政所查就是。屋内一柜子旧衣裳和几本旧书，实在没什么可看的。”
“你娘过世前嘱咐你的？”陆老板笑了一声，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人，“你娘过世那年，你才多大？十四还是十五？一个十四五的丫头片子，你娘交代你几句话，你就记了这么多年？”
苏慧看着他不说话。
“苏慧啊，”陆老板收了笑，“你知不知道你爹当年为什么下台？”
“因为他年纪到了。”
“年纪到了？”陆老板摇摇头，“你爹当年下台，是因为粮站丢了一批粮。那批粮丢得蹊跷，查来查去没查出结果，你爹担了责任，才退下来的。你是他闺女，你应该最清楚——那批粮到底去了哪儿。”
苏慧没有说话。她站在台阶上，下唇微微抿着，像一块石头。
我看不下去了，翻过土墙，绕到正门口，推开那扇虚掩的铁门走了进去。两个黑棉袄的年轻人看见我，伸手要拦，我头也没回，高声喊了一句：“苏慧！”
院子里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朝我射过来。苏慧看见我，眼睛猛地睁大了几分，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出声。
陆老板打量了我一眼，没动：“你是哪个？”
“我是苏慧的男人，我叫江林。”我走到院当中，站在苏慧前面，“我媳妇回娘家省亲，我过来接她回去。有什么话，跟我说。”
“哦。”陆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目光带着一种轻慢，像在看一件不值钱的破烂，“你就是她的男人？看着挺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娶这种媳妇？”
我没接他的茬，回头看了苏慧一眼：“东西收拾好了没？收拾好了就走。”
苏慧没动，也没说话。
陆老板又笑了笑，朝前走了一步，声音放得更低了些：“江林是吧？你是庄稼人，我不为难你。你跟苏慧说，让她把那屋子的钥匙交出来，你们现在就能走。她不交，那咱们就在这儿跨年了。”
他说完，朝那扇钉着木板的窗户抬了抬下巴：“我也不瞒你说，我的人已经查过了，那屋子底下，下头是空的。”
我心里一颤，强撑着一口气没动。
院墙外的风呼啸着灌进来，吹得那棵老槐树的枯枝咔咔作响。陆老板朝两个黑棉袄试了个眼色，他们退到院门口，把铁门带上了。院子里一下子静了，只剩下风声和陆老板皮鞋踩在青砖上的声音。
“苏慧，”陆老板又喊了一声，“我再给你最后一句——你爹那腿是给咱镇上的面子打断的。你要是拎不清，下一回就没人能拦得住我了。”
“陆叔，”苏慧终于开了口，声音清冷冷地，“你说的那批粮，跟我娘那间屋子没关系。”
“那你把门打开让我看看。”
“我娘说过，那屋子的门，我这辈子只能开一次。”
陆老板愣了一瞬，随即笑了。他往后一仰脖子，冲着屋顶的方向笑了一声，笑声闷闷的，像一截木头砸在冻土上：“行吧，那就等你想开了再说。”
他转过身，大衣一晃，带着两个黑棉袄出了院门。铁门在他们身后“哐当”一声合上，院子里登时静得能听见风扫过枯叶的声音。
我转头看苏慧。她站在台阶上，脸色有些发白，但眼睛却亮得吓人。她看着我，一步步走下台阶，走到我面前，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
她手上的力道大得惊人，指甲掐进肉里。
“谁让你来的？”她压着嗓子问。
“你给我的那串铅块里面有东西。”我也压低声音，“一块是空心的，里面藏着一张纸。”
苏慧的手一紧，指节根根发白。她喉头动了动，目光刀子一样扫过我的脸，声音低得快听不见：“纸呢？”
“还在铅块里，藏在炕洞里。”
她听完这句话，整个人像被人从肩头卸下一块石头，肩膀松了松。她松开我的手腕，退回半步，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过了很久才说：“江林，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这一来，把自己搭进去了。”
“搭不搭的你说不清楚。”我说，“你先跟我回家。”
“回不了。”她抬起头，目光定定地锁着我，“陆老板说的没错，那间屋子底下的确是空的。”
“底下有什么？”
“有一条道。”苏慧的声音像冰块一样脆，又像冰块一样凉，“我娘六年前走前告诉我的。她说那底下的道，是她从年轻的时候就挖的，挖了十几年，从粮站一直通到河边上。”
“她挖道干什么？”
“给粮站的人送午饭的时候，顺带挖的。”苏慧盯着我的眼睛，“她说她亲眼看见过，粮站收的粮食，半夜里被人用麻袋从那条道里抬出去，一袋一袋送到河边的船上。她记了那些数字，写了一本账，藏在粮站后院的槐树根底下。后来那账被人发现了，她就把自己挂在了那棵槐树上面。”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没有起伏，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可我站在她面前，觉得浑身冰凉。
“那你爹呢？他知道吗？”
“他知道。”苏慧的声音低下去，“那屋子里头留着的，就是我娘当年抄的那本账。”
“那你为什么不开门？把账本子拿出来，交到上面去，这不就……”我说到一半，自己住了口。
苏慧看着我，眼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却始终没有掉下来：“账本子拿出来，陆老板认不认另说。那账上的名字，可不光是姓陆的一个。”
她的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地从我胸口上划过去。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吉普车喇叭的响。赵四的车不知什么时候又停在了巷口，车灯亮着，在暮色里像两只惨白的眼睛。
苏慧朝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忽然伸手从衣襟里掏出一件东西，极快地塞进我手里。我低头一看，是一把黄铜钥匙，齿口已经磨得发亮，上头系着一根红绳，红绳半旧，颜色已经黯淡了。
“这是那间屋子的钥匙。”苏慧说，声音又低又急，“你拿着，别让人看到。回去以后，把它跟我娘的那些东西放在一块儿。”
我握着那把钥匙，手心的汗浸得铜面发滑。
“苏慧，”我喊住她，“那你呢？”
她停了一下，回过头，露出一个很轻的笑，像刀锋上落了一层霜：“我不用你管。”
“不行。”
“江林，”她收敛了笑，一字字地，说得很清楚，“你回去。把钥匙放好。腊月三十晚上，你把那串铅块拿出来，按照纸上写的日期和名字，排个序。等你排完了，你自然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嫁给你。”
“那你呢？”我攥着钥匙，声音劈了叉，“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赵四的脚步声已经走到了院门外面。苏慧抓起我的手，用力往门外推了一把，声音陡然抬高：“你走！”
我没挪步。
苏慧的眼神猛地变了，她咬着牙，狠狠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求我，又像是恨我。
“你再不走，”她的声音几乎崩裂，“今晚出不了这个镇子。”
赵四的脚步声停在铁门外面，紧接着，门缝里闪过一道人影。我攥着那把钥匙，看着苏慧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一步一步走回堂屋。她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走到台阶上，终于停住，没有回头。
铁门从外面被推开了。赵四站在门口，脸上挂着一副淡淡的笑容，对我一偏头：“江林，天不早了，我送送你。”
赵四那辆吉普车老旧，发动起来像一头喘粗气的牛。他坐在驾驶座上，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搭在车窗沿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铁皮。车灯照亮的土路坑坑洼洼，两边的枯树在光影里一闪一闪地往后倒。
我坐在副驾上，攥着口袋里那把黄铜钥匙，指头磨着齿口上细密的纹路，一声不吭。
车出了镇子口，赵四才开口：“你丈母娘的事，你知道多少？”
我没接话。
“外头都说是吊死的，粮站后院那棵槐树上。”赵四说，“可你想想，一个在粮站里动手脚的人，怎么偏偏挑粮站后头上吊？那地方白天有人走，晚上有看门的老王头打更，咋就那么巧没人瞧见？”
我喉咙发干：“你到底想说啥？”
赵四把车靠路边停了，熄了火，侧过身来。车厢里一下子静了，只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呜呜地响。他看着我，声音不高不低：“我调来镇上那年，苏慧她娘刚死两个月。卷宗我翻过，写着‘自缢身亡’，可尸检那一栏是空的，只写了几个字：‘家属无异议，未做解剖。’你明白这是啥意思不？”
“你丈人当时是镇长。”赵四说，“他说他老婆是上吊死的，没人敢说个不字。”
他停了停，又说：“可那年看过尸首的抬棺人说，你丈母娘脖子上没有勒痕。倒是后脑勺有一块淤青，是被硬物砸的。”
我后背的汗猛地冒出来，整个人像被人按进冰水里。
赵四看着我，把话说完：“苏慧那丫头心里跟明镜似的。她嫁给你那天，你看见她解下铅块，你以为是骗你。其实那东西，是她在自己腰上箍了几年了，怕自己哪一天压不住火，回镇上做出什么事来，先拿东西把自己坠住。”
他没再多说，重新打着了火，把车开起来。一路上我们谁也没再开口。吉普车停在我家院门口，赵四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撂了句话：“江林，我劝你一句，别掺得太深。你是个庄稼人，熬过这个冬天，春上还要种地。”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吉普车的尾灯在夜色里越走越远，直到完全看不见，才掏出钥匙开了门。
屋里黑着，灶灰是凉的。我点起煤油灯，从炕洞里摸出那个蓝布包，解开，把那串铅块拿出来，找到那块空心的，撬开铅皮，抽出油纸。灯芯挑亮了些，我把那张纸平铺在桌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这次我看得更仔细。
纸上那些日期、数字、人名，排列的方式不像流水账，倒像有人特意按某种次序记的。最顶上那几行，笔迹粗，下笔重，墨色发暗，像是用一支秃了尖的笔写的。中间几行，笔迹突然细了，笔画干净，首尾收得齐整。我认得这种字——苏慧纳鞋底的时候，针脚走的就是这种工整的劲儿。
我心里一动，把纸翻过来，又凑近了些。背面那些字比正面更淡，像是长期贴着什么东西，颜色被磨掉了一层。最底下有一行铅笔字，被油纸的折痕正好切开了，我横过来看了半天，才认清楚：“孙玉兰。1983年3月14日。三号仓，麻袋四十一件，河水涨了三尺。”后面还有一行，墨色是新添的，笔画更细，写着：“她说她看见了。”
这行字后面什么也没有了。最后一个字“了”的收笔拖得很长，像是写的人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落下这一笔。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不知道多久，煤油灯的芯子烧短了一截，火苗跳了两下。我把油纸重新卷起来，塞回铅块里，包好，放进炕洞。然后穿上棉袄，锁了门，推上自行车往村西赶。
老孙头被砖窑的人从镇上撵出来以后，暂住在村西头一座看场院的破土屋里。那屋子没有窗，门板缺了半扇，透风透得厉害。我骑车到他门口时，他正蹲在门槛上就着一堆枯枝烤火，火堆上架着一个黑黢黢的搪瓷缸，里头咕嘟咕嘟煮着什么东西。
他看见我，没起身，只是抬了抬眼皮：“是苏家姑爷？”
“是我。”我把自行车支在旁边，走到火堆边蹲下，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他。他接过去，凑近火苗点燃，吸了一口，一阵烟雾从他干裂的嘴唇间吐出来。
“你来找我，是打听我闺女的事？”他问。
我没绕弯子：“你闺女叫孙玉兰？”
老孙头的手一抖，烟灰掉进火堆里，溅起几点火星。他没说话，拿指头摁了摁眼角。
“她走那年，”老孙头开口了，“给我织了一双棉袜子，套在我手上，跟我说：‘爹，要是哪天你在街上碰见苏家那个闺女，替我给带句话——账要记在纸上，记在心里，不算数。’”
他顿住了，喉结上下滚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那年春天还没过完，人就不见了。”
“你报过案？”
“报了。”老孙头看着火堆，“派出所来了个人，姓赵。进屋转了一圈，问了两句，说：‘人跑了就跟人跑了嘛，兴许过两年就回来了。’就走了。我后来又找过几回，镇上、县城，都去找过。没有消息。”
他从怀里摸出一件东西，递到我面前。我低头一看，是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片，发黄发脆，边缘已经毛了。他抖着手展开，纸片上写着一行字，字很小，笔画工整，每个字的最后一笔都微微往上挑。我认出来了，跟油纸上那几行细字的笔法一模一样。
“这是玉兰留下的。”老孙头说，“她走之前两天，塞在她棉袄里头的，我收衣裳的时候翻出来的。就这一句话：‘苏家姐姐，三号仓的口子又开了。我要是没了，你就去河边上找那条船。船底有我留下的东西。’”
“苏家姐姐？”我脑子嗡地一响，“你说的是苏慧她娘？”
“嗯。”老孙头点点头，“玉兰在粮站干活那几年，跟苏慧她娘走得最近。她娘那个人，性子硬，眼里揉不得沙子。粮站的事，玉兰能记得那么清楚，都是她娘教的。”
我把那张纸片上的字又看了一遍，心里那块石头越压越沉。苏慧给油纸上那些名字里，“孙”字被墨水洇得有些模糊，当时我以为是她写字时手抖了。现在想，那不是手抖，那是她落笔时收了力。
“你闺女当年记的账……”我说，“你手里还有吗？”
老孙头摇摇头：“她说放好了，没告诉我放在哪儿。她说等事成了，再拿出来，给上头的人看。可没等着那一天。”
火堆里的枯枝烧断了一截，火焰塌下去又窜起来，映着老孙头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他看着我，忽然压低声音：“苏家姑爷，你媳妇这回回镇上，是不是去那间屋了？”
我没回答。
老孙头也没有接着问。他低下头，拿一根树枝扒拉着火堆，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那间屋子，是她娘住过的。她爹锁了这么多年，谁也不让碰。镇上人都说，那屋里头有她娘年轻时候的东西。可我知道，那屋里头，有一口井。”
我猛地抬起头：“井？”
“老宅子以前是镇上粮站的老库房改的，后头院子那棵槐树底下，有口井，早就干了的。那年发大水，河水倒灌，井里淹了东西，才给填了。”老孙头说，“玉兰跟我说过，那口井下头，通着一条暗沟，一直通到河边。有一回她在粮站值夜，亲耳听见井底下有动静，是船桨划水的声音。”
风从缺了半扇的门板里灌进来，火堆被吹得忽明忽暗。老孙头望着那点火苗，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过了很久，他说：“玉兰走那天，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爹，那口井底下，有东西。要是哪天有人能把它捞上来，我就能回家了。’”
他话音落到这里，火堆噼啪一响，火星子溅到我鞋面上，烫得我一缩脚。
我骑上车回村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又白又冷地挂在天上，照着冻得梆硬的土路。回到家，我推开院门，听见猪圈里的猪哼哼了两声。我站着喘匀了气，把自行车支好，进屋时忽然看见门槛上放着一只布包。我蹲下去拿起来一掂，里头硬邦邦的，像一块砖头。
我解开布包的结，里头是一本旧笔记本，绿色塑料皮，边角磨得发白，本子已经翻得松软了。封面上没有字，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女人的笔迹，笔触比油纸上的更老练，力道也更重。第一行写：“1981年4月12日，晴。粮站进了一批新麦，过了秤，入仓。晚上清点，短了七袋。”
我坐在门槛上，就着月光把那本本子往前翻了几页，又往后翻了几页，每一页都是这样的记录：日期、天气、粮食进出、数量和差额。越往后，纸页上的字越潦草，有几页明显被水浸过，字迹洇成一团，模糊一片。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笔画比前面重得多，几乎要戳穿纸背。写的是：“他们今晚要动手。我要是出不去——玉兰，你替我把账记完。”
我坐在地上，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擂鼓一样响。
这本本子是谁送来的？我站起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没人。我又跑到院门口，月光照着土路，白花花一片，连个脚印都没有。门口的土路冻得梆硬，什么痕迹也留不下。
我攥着那本本子，站在风里，脑子嗡嗡地响。忽然想起一件事——苏慧走的时候跟我说，腊月三十晚上，让我拿那串铅块。可铅块里的纸我已经看了，她说的那张纸，应该就是这个绿皮本子上的内容。那这本子是谁送来的呢？
我回到屋里，把绿皮本子放在桌上，在煤油灯下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中间，夹着一页折成四折的纸条。我展开，上头只有一行字，是苏慧的笔迹，字写得急：“江林，你看到的这本子，是我娘留下的原账。你手上那份油纸，是孙玉兰后来抄的。两本对得上。明早天亮，我会去老宅开门。你带着纸来，不要带钥匙。”
我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口袋里那把黄铜钥匙。钥匙还在。
第二天，腊月三十。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把绿皮本子和油纸都揣进怀里，又想了想，那把黄铜钥匙被我塞进屋里墙缝里，用泥抹严实了。我推上自行车往镇上赶，正赶上一场雪，雪花又碎又密，打在脸上凉丝丝的。
到了镇东头，老远就看见老宅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赵四站在车边，抽着烟，见了我，笑了一下：“来得倒早。”他把烟屁股扔在地上碾灭，“苏慧已经在里头了。你自个儿进去吧，我就不陪你了。”
我推开那扇虚掩的铁门。院子里，陆老板坐在一把藤椅上，面前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壶茶。他身后站着两个穿黑棉袄的年轻人。苏慧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拿着一根铁钎，已经把那把挂锁的锁扣撬开了。门板上的木板也被她拆下了三块，露出黑洞洞的门框。
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回过头来。那张脸被冻得通红，额角有一道灰印子，不知道是蹭了什么。她看着我，目光落在我的胸口上，仿佛透过棉袄看见了藏在里面的东西。她没说话，朝我轻轻点了一下头。
陆老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悠悠地开口：“苏慧啊，你考虑好了？”
苏慧没看他，把铁钎插进门缝里，用力一撬，那扇锁了多年的木门“哐”的一声，从门框里松脱开去，一股潮湿的、夹杂着泥土和腐朽木头的气味扑面而来。
门开了。
里面黑黢黢一片，借着微弱的天光，我看见了那间屋子。屋不大，十来平，四壁的墙皮大片大片剥落，露出里面的青砖。靠墙摆着一张老旧的木床，床上铺着一床发黑的棉被，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边一个木箱子，箱盖半开，露出里面几件旧衣裳。墙角一只搪瓷脸盆，盆底锈穿了洞。
一切都像被人临走前收拾过的样子，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一去不回的人。
苏慧站在门口，没有动。她的目光慢慢扫过屋里的每一样东西，最后落在那张床上。她站了很久，久到陆老板又喝了半杯茶，才听见她说：“屋子我开了，你们要看就看吧。”
陆老板站起身，迈着步子走到门口，往屋里探了一眼，回头看了那两个黑棉袄一眼：“下去看看。”
两个黑棉袄钻进屋里，翻箱倒柜折腾了一阵，出来摇摇头：“陆老板，底下是实心的，没有什么井。”
陆老板的脸色沉了一下。他也没进去，就那么站在门口，盯着屋里看了一阵，忽然冷笑了一声：“苏慧，你这是拿我开涮？”
“井有。”苏慧说，“不在这屋里。”
她转过头，看向院子角落里那棵老槐树。枯枝上挂满了雪，树根盘虬在地面上，粗壮的树皮裂开一道道深沟。苏慧走了过去，蹲下来，用铁钎扒开树根旁积了多年的枯叶和土层。我这才看见，树根底下有一块石板，被泥土糊得几乎看不出来。她拿铁钎撬开石板，底下露出一口黑洞洞的井口。
井口不大，直径也就半米出头，往下看黑幽幽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一股冷气从井底往上窜，夹着泥土的腥味。
陆老板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了。他两步走过去，站在井口边，往下看了一眼，回头盯着苏慧：“你娘在这井里藏了什么？”
苏慧没有回答他。她站起身来，拍掉手上的土，看着我：“纸带了吗？”
我从怀里掏出油纸和绿皮本子，递过去。苏慧接过来，没有展开，而是蹲在井口边，把那两样东西举到井口上方，手一松。纸和本子落进井里，轻飘飘地，很久很久，才听到一声闷响，像是落在一块泥地上。
陆老板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苏慧站起来，看着陆老板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账我烧了。井我填了。陆叔，你在我娘屋里找的东西，从来就不在这口井里。那东西在你自己家里。你回去翻翻你书房的抽屉，看看有没有一本蓝皮面的账本。那是我爹当年抄的。”
陆老板的脸色刷地白了。
苏慧说：“那本子上面记了三年，每一笔粮食去了哪条船、哪个人、哪一天。我爹抄的那份，字写得比我娘清楚，陆叔你要看，我没意见。你只要能解释清楚就行了。”
院子里的风一下子紧了，雪粒打在槐树的枯枝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陆老板站在雪地里，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了似的，一动不动。他盯着苏慧，嘴唇动了动，始终没有发出声音。
苏慧转过身，把铁钎丢在地上，朝我走来。她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袖子，声音低而平静：“走。”
我被她拽着往院门外走。经过赵四身边的时候，赵四靠着车头，嘴里叼着烟，看着我们，一句话没有说。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像有什么东西亮了亮。
出了院门，雪下得更大了。我骑着自行车，苏慧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攥着我的衣角，攥得紧紧的。风从耳边刮过去，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一句话不问。
骑出镇上大路，上了土坡，身后老宅的轮廓在雪里越来越模糊，变成一团灰白色的影子。苏慧忽然在我身后开口，声音被风刮得断断续续的：“江林，你怕不怕？”
我蹬着车，没回头：“怕。”
风声里静了好一会儿，我才听见她说：“那就好。”
“怕了才走得下去。”她说，“不怕的，早让那口井吃剩骨头了。”
自行车碾过路上的积雪，咯吱咯吱地响。雪花落在我肩膀上，落在我后脑勺上，落得很轻。我攥紧了车把，咽了口唾沫，觉得嘴巴里都是干涩的土味。
天黑前，我和苏慧到了家门口。她跳下车，站在院门口，望着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站了很久。我停好车，回头看她，看见她整个人裹在灰棉袄里，雪落了她一头，像凭空老了几岁。
她忽然转过来，对我说：“江林，那本绿皮账，我烧了。可我抄过一份，藏在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哪儿？”
“在你那把钥匙里。”她说，“钥匙是空心的。里头卷着一卷裁好的纸条，是我娘的字，一字不落。”
我张了张嘴，站在原地，好半天才摸到自己的声音：“那钥匙……”
“还在墙缝里。”我说。
苏慧看着我，嘴角动了动，那神色说不清是笑还是别的什么。她轻轻“嗯”了一声，转身进屋去了。
那天夜里，除夕的鞭炮声从村东头开始零星地响起来，一声接一声地连成片。我坐在灶台前烧火，火光映着苏慧在炕上叠衣裳的背影，她动作很慢，一件一件叠得平平整整，像要把什么东西也一层层包进去，藏好。
正月初三那天天还没亮透，院门就被人拍响了。我被堵在被窝里，听见外头拍门的动静又急又重，还夹着几声咳嗽。我披上棉袄去开门，门一开，老孙头站在门口，肩上落了一层薄雪，手里攥着一个揉得皱巴巴的信封。
他进门的时候腿脚不太利索，一瘸一拐地走到堂屋，把信封往桌上一放，坐下去，好半天才喘匀气。苏慧从里屋出来，看见老孙头，愣了一下，转身倒了一碗热水递过去。
老孙头接过碗，喝了半碗，才开口：“腊月二十三那天，邮差送到村上来的。我拆开看了，是玉兰的字。”
他说着，把信封推到我面前。信封旧了，边角磨得起了毛，上面没有寄件地址，只贴着一张皱巴巴的邮票。我抽出里面的信纸，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折成四折，上面的字很小，笔画细，有几个字的最后一笔微微往上挑。我认得，跟那张油纸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信上只有两行：“爹，我很好。东西放在河边那条老船里，搁了三年了，没坏。你看了就行，别动。”
老孙头说：“我看了信，心里惦记着，当天就去了河沿。那条老船我知道，以前是运粮的，后来废了，搁在镇子下游的河湾里。我找到那条船，撬开船底一块板，里头裹着一个油布包，沉甸甸的，我没敢打开。我想着这信是玉兰寄来的，她信里说让看了就行，没说让拿，我就又放回去了。”
苏慧在他对面坐下来，问：“油布包有多大？”
老孙头比划了一下尺寸，大约巴掌长短：“比烟盒子大一圈，外头拿麻绳捆着，绳结打得很紧。”
苏慧低头想了一会儿，站起身来：“叔，你带我去那条船那边看看。”
老孙头搓着手，有些为难：“那船搁在河湾里头，离镇上不远，要是被人撞见了……”
“过年呢，”苏慧说，“河沿上没人。”
我进屋套上棉袄，又从墙缝里摸出那把黄铜钥匙揣在贴身的兜里，跟着他们出了门。雪下了薄薄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三个人沿着村道往河沿走，走了大约两里地，出了村口，上了堤坝。河面冻了一半，冰层灰白色，未冻住的河心露出黑沉沉的河水，慢慢地流。
老孙头走在前面，拐下堤坝，沿着河岸往上游走了几十步。一片枯芦苇丛里，隐约露出一条船的影子。那船半截陷在淤泥里，船帮烂得露出木纹，船身上积着残雪，像一大块被丢弃的烂木头。老孙头指了指：“就这条。”
我跟着苏慧踩进泥里，绕到船尾一侧。船底的木板果然破了一块，露出半截用油布裹着的东西，塞在一个狭小的夹层里。苏慧蹲下，把油布包抽出来。那包东西比老孙头说的要沉，油布裹得好几层，外面拿麻绳捆成了十字形。
她没有立刻拆开，而是拿着那包东西，在手里掂了掂，目光落在船底那块木板上，久久没动。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冰碴子味儿。
“叔，”苏慧开口，“你知道这条船以前是运什么的？”
老孙头蹲在堤坝边上，搓着手：“听人说是以前粮站运粮食用的。后来粮站换了新车，这条船就搁这儿了。”
苏慧看他一眼，没再多问，把油布包塞进棉袄内兜里，站起来，对老孙头说：“叔，我们回去吧。”
回到家，把门关严实了，苏慧才把油布包放在桌上。她解开麻绳，一层一层剥开油布，里头是一只塑料纸包的笔记本，绿皮面，跟那本被我藏起来的原账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封皮上多了一行字，像是拿圆珠笔写上去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把这个交给苏姐。”
苏慧的手抖了一下，捏住那行字的纸边，停了几秒，才翻开本子。第一页，日期是1982年3月11日。字迹跟信上的一样，细而工整，每行字的末笔微微往上挑。
“这是孙玉兰的记账本。”苏慧说，声音低低的，“我娘那本记的是总账，她这本记的是细账——每一趟车、每一只麻袋、哪个仓、几点进、几点出、人是谁。我娘那本记的是‘少了多少’，她这本记的是‘怎么少的’。”
我站在她身后，翻了几页，越看越觉得冷。那本子上记得太细了，细到每一笔的时间都精确到了时辰。有一页写着：“3月21日晚11时，三号仓开后门，进来一辆东风车，车斗装麻袋四十一件，每件约一百八十斤。车牌尾号37，车身沾红泥。装完没有熄火，11时40分离开。跟车的人穿蓝工作服，脸熟，是砖窑的。”
这行字底下空了一行，又写了一句：“苏姐让我别记了，记多了有危险。我说，我不记，账就烂在肚子里了。她说那就记在别处，别记在本子上。我说，本子烧了就没有了。苏姐看了我很久，说：‘账记在纸上，总有重见天日的时候。记在心里，只能带进坟里。’”
苏慧读到这句话，手停了。她把那页纸抚平，合上本子，好一会儿没说话。窗外的天阴沉沉的，屋里静得能听见炉膛里的柴火裂开的声响。
我走到她旁边，问：“你娘说的那句话，你听过？”
“没有。”苏慧说，“我娘死的时候，我十四岁。她没跟我说过这句话。但这句话我替我娘记住了。”
她说着，把本子重新用油布裹好，连同那把空心的钥匙一起，用一块粗布包起来，塞进炕柜最底层的一只旧鞋盒里。做完这些，她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对我说：“江林，我去粮站老宅那边找我爹。你待在家里，哪儿也别去。”
我说：“你去找他干什么？”
“我娘那本总账的尾页上，还有一行字。当年我没注意，刚才翻孙玉兰的本子，才想起来那行字写得潦草，我娘把什么东西藏在了我爹书房的一个柜子里。”苏慧说，“那本东西，也许能告诉我爹现在在哪儿。”
她说这话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院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了一下。苏慧的步子停下来，我和她对视一眼。推门的声音又响了一声，这次传来一个压得低低的嗓音：“苏慧，开门。我是赵四。”
赵四进门的时候，身上裹着一股冷风。他没坐，站在堂屋中央，手里拎着一个蓝布袋子，布袋子上沾着泥，像是从地上捡起来的。他把布袋子放在桌上，解开袋子口，从里面掏出一只搪瓷杯，杯身磕掉了两块瓷，露出下面的铁皮。
“今天下午，有人在你爹老宅院子里看见这只杯子，摆在井沿上。”赵四说，声音比往常低，“杯里还有半杯水，水面上漂着几片枯树叶，像是刚搁下不久的。”
苏慧盯着那只搪瓷杯，没有伸手去碰。那只杯子的花色已经磨得看不清了，杯口的搪瓷掉了一圈，露出一道锈蚀的铁印子。
“你爹走之前，是不是拿着这杯子喝过水？”赵四问。
苏慧没答，反问他：“你找到我爹了？”
赵四摇了摇头。他把布袋子往桌上一放，看了一眼里屋的方向，压低了声音：“你爹前天晚上还在镇上。我亲眼看到他在老宅院墙外头站着，站了很久，翻墙进去了。我没吱声。第二天一早，人不见了。老宅的门锁着，窗子上搭的木板还是你撬开那间屋子的那块，原样搁着。院子里连个脚印都没留下。”他顿了顿，“那只杯子，是今天下午陆老板那边的人发现的。”
苏慧蹲下来，盯着那只搪瓷杯，看了好一会儿，忽然问：“杯里的水是谁倒的？”
“我怎么知道。”赵四说，“陆老板派人守着那院子，说井口不能让人动。今天有人发现杯子搁在井盖上，当时就传话了出去。我趁他们去吃饭的工夫把杯子拿过来了。”
苏慧站起来，拿起那只搪瓷杯，转了一圈，杯底朝上，我借着灯光看到杯底刻着一个字。字很小，刻得很浅，但笔画我认得，是苏慧她爹的名字——苏明义。他刻在杯底，像是怕别人不知道这杯子是他的。
苏慧把杯子轻轻放下，指尖点了点杯底的刻字，声音微微发颤：“我爹不会自己走的。”
“那他会怎么走？”赵四问。
苏慧没有回答。她抬头朝窗外看了一眼。夜色里，老宅的方向笼在一层薄薄的雪雾中，什么也看不清楚。她咬了咬嘴唇，转过头来对赵四说：“你回去，别让人知道你来过这儿。明天天一亮，我去老宅。”
赵四看着她，欲言又止，最后点点头。他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说了一句：“苏慧，你爹那杯水要是搁在井盖上搁了一晚上，会冻成冰疙瘩。可那杯水没有冻透。这说明什么？”
苏慧的脸在灯光下猛地一僵。
赵四说完就推门走了。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煤油灯的火苗吹得明明灭灭。我走过去，把门闩插上，回头看见苏慧站在原地，攥着那只搪瓷杯，攥得指节发白。
“他说的是。”苏慧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杯子搁在井盖上冻一宿，水非得冻裂了不可。杯里的水没冻透，那不是隔夜的。”
“你是说，那杯子是今早才搁上去的？”我问。
苏慧松开手，把杯子放到桌上。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爹没走。”
“他还在老宅里头。”
那一夜，苏慧没有再合眼。她坐在炕沿上，就着一盏煤油灯反复翻那本孙玉兰的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她忽然停下，指着一行字给我看。
那一页的记录很短：“1983年4月2日。老宅东屋床底下有一块松砖，砖下是空的。苏姐说，这是她唯一留着的东西。她让我记住这个地方。她说，以后要是有用得着的那一天，就从那儿拿。”
苏慧合上本子，看向我，眼睛在灯光下亮得惊人：“老宅东屋，就是那间锁着的屋子。床底下的松砖。”
她说完这句，没有再多说。起身从箱子里翻出一把生锈的短撬棍，塞进棉袄袖子里。
腊月过后，雪停了，天冷得更深。正月初四的清早，天刚擦亮，我和苏慧就出了门。她走在前头，我落后两步。到了镇东头老宅门口，大门虚掩着，门缝里露出一片灰白的晨光。苏慧推开门，院子里覆着一层薄雪，雪地上只有几串脚印，朝堂屋方向去的，然后折了回来。她顺着脚印走到堂屋门口，停住了。堂屋的门开着，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苏慧径直走到那间锁着的屋子门口，门已经被她撬开了，门板斜挂着，被风吹得吱呀地响。她弯下腰，从门口进了屋。屋里还是那天看到的景象，床上的旧棉被叠得整整齐齐，角落的木箱子半开着。她走到床边，蹲下身，探手到床底，沿着砖缝摸索了一会儿，指头忽然停住，撬起一块松动的青砖。砖下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凹槽。
她把撬棍插进凹槽里，一点一点往外拨。拨了没几下，触到一件硬物，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她把手探进去，掏出来一只油纸包。那包东西比上一次的更薄，像是几页纸。她没有急着打开，先塞进怀里，又把砖放回原位，拍平土，站起来。
出了老宅院门，苏慧才把那只油纸包展开。里面是一封信，信封口拿火漆封着，漆已经裂了。信纸折了两折，纸面发黄，字迹是苏慧她娘的字。苏慧看了一会儿，忽然把信纸递到我面前，指着最后一行字。
那一行字写得比前面的都大，笔画顿得极重：“明义，我这一辈子最悔的一件事，是嫁给你。最不悔的一件事，也是嫁给你。”
苏慧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轻轻摩挲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贴着胸口放进棉袄里。
“这里头没有我爹的下落。”她轻声说，“但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东西。”
她说完，转身往回走。风从她身后追过来，卷起地上的碎雪，吹到我脚边。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心里慢慢沉下去。
她的背影在雪地里走得很稳，脚尖向前，像一条笔直的线，一直通往村口。我看着她走进土坡后面，消失在一片灰白的景色里，然后跟上她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家走。
正月初四的下午，太阳终于露了脸，照在雪地上白晃晃地刺眼。我回到家，苏慧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手里握着那只搪瓷杯，一遍一遍地摩挲着杯底的刻字。她看见我进了院，把杯子放下，站起身来，说：“江林，我明天去趟县城。”
“找你爹？”
“找一个人。”她顿了顿，“我娘信里留了一句话，说如果有一天我到了一个不知道该找谁的境地，就去县城找县粮食局的许副局长。他欠我娘一个情。”
我点了一下头，没有多问。晚上我躺在炕上，听到苏慧在灶台那边窸窸窣窣地收拾东西。一会儿是布包拉绳的声响，一会儿是木箱盖子合上的闷响。我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心里想着赵四说的那句话——苏慧她爹还在老宅里头。
天快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听见苏慧从炕上爬起来，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了一声：“我去借老王家的牛车送你。”
她没有答话。过了一会儿，她的声音在黑暗里响了起来，很低：“江林，你等我回来。”
我心里动了一下，没来由地想到她说这句话时的样子。没有回头。
正月十五那天晚上，苏慧回来了。她推开院门走进来的时候，月亮正升到最高处，明晃晃地照着院子。她穿着一件灰棉袄，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脸色有些苍白，但精神还好。她走到堂屋，把我给她留的饭从锅里端出来，吃了一碗，放下筷子，看着我。
她说：“江林，明天你跟我去一趟市里。”
我没问为什么，只问：“多远？”
“坐班车，四个钟头。”
“去办什么事？”
苏慧低下头，拿筷子拨着碗底剩下的几粒米，慢慢说：“许副局长说，那笔账牵扯的人太多，他不能接。但他给我指了一条路——市里有个纪委的察访组，年底刚下来，驻在市招待所。他说，要是有人愿意实名递交材料，他们就能查。”
她抬起头看着我：“我去。”
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炉膛里的火光在她脸上跳动，让她的轮廓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过了很久，我说：“那就去。”
她怔了一下，像是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痛快。她眨了眨眼睛，把筷子放下，声音轻了一些：“江林，我去市里递交材料，路上可能会出事。赵四说，陆老板的人已经盯上了我。我不怕出事，我怕我出了事，这些材料没送到，白费了我娘和孙玉兰那么多年记的账。”
“那我去送。”我说。
“你去没用，他们不认识你，不会信你的。”她摇摇头，“材料是我交上去，他们才会看。我娘的名字，孙玉兰的名字，我爹的名字，都在上面。这笔账要让人认，首先得让认账的人知道，是谁记的账。”
我没再说话。苏慧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院子里的月光站了一会儿，忽然回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江林，我嫁给你六年，你从来没过问我为什么嫁过来。明天我要是回不来，你替我办一件事。”
“你说。”
“把那只搪瓷杯埋在我娘坟上去。”她说，“刻着我爹名字的那只。”
她说完，没有等我回答，转身进了里屋。月光从门口照进来，落在地面上，像铺了一层凉水。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坐了很久，听见里屋传来她翻身的声响。她也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天还黑着，苏慧就起来了。她把那只蓝布包袱系好，把油布包和钥匙都放进包袱最里层，又把一块干粮塞进兜里，站在堂屋中间看了我一眼。我正蹲在灶台前把炉火捅旺，她走过来，递给我一样东西。
我低头一看，是那只搪瓷杯。
“等我走了你再放。”她说。
我接过来，没说话。她转身出了门，走到院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她说：“江林，你把门关好。那口井的事，我回来再跟你说。”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走出村道，拐上土坡，身影在晨光里越来越远。风吹过来，门板在身后撞了一下，发出“砰”的一声响。我攥着那只搪瓷杯，站了很久，久到晨光从东边爬上来，把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影子拖得老长。
我没有回屋，走到院墙根，蹲下来，把那只杯子埋在墙脚下一块旧石板底下。埋好，用脚踩实，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站在院子里，朝村口那个方向又望了一眼。
苏慧走的时候跟我说，那口井的事，等她回来再告诉我。我知道那口井的事她一直没说全。她说等她回来。我听着这句话，心里头忽然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像是这六年来的每一天，她都在等着这样一个天亮。
苏慧走后的第三天黄昏，赵四又来了。这次他没骑车，是从村口走上来的，棉袄领子竖起来，遮住半张脸，进门后先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像是确认没有人跟在后头，才开口说话：“市里来人了。今天上午到的，三个人，开一辆灰色吉普，住在镇招待所。领头的姓周，说是市纪委那边的。到了镇上没进任何单位，先让车停在粮站门口，进去转了一圈。”
我蹲在灶台边，往炉膛里添了一根柴：“陆老板知道了吗？”
“知道得比我还早。”赵四压低声音，“他今天早上叫人把砖窑的账本、单据、好几个铁皮柜子，一股脑儿装上他那辆卡车，往县城方向拉走了。说是运一批砖，可我看着那车斗上盖的是帆布篷，绳子绑得严严实实，不像砖，倒像纸。”
苏慧不在家。赵四走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我坐在堂屋里，没点灯，听着院子里那只老母鸡在鸡笼里扑棱了两下翅膀，又安静下去。我估摸着苏慧的行程，她走时说三天就能回来，今天正好是第三天，可人还没到。
第五天清早，苏慧回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肩上背着一只灰扑扑的布包，包带勒得她肩膀倾斜着。她走到水缸前，舀了半瓢凉水，仰头喝了两口，才转过身来看着我。她的脸瘦了一圈，颧骨的轮廓比从前明晰，眉眼间有一种沉沉的倦意，但眼睛是亮的。
“材料递上去了。”她放下瓢，声音有些哑，“姓周的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一直没说话，最后把本子合上，问我：‘这些东西，你放了多少年？’我说六年。他说：‘六年不短了。’”
我听着，没插嘴。
“他还问我爹在哪儿。”苏慧说，“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再问。”
“那现在怎么办？”
“他说，材料他收下，要回去核实。让我先回来，等消息。”苏慧把布包放在桌上，坐下来，“我出市招待所大门的时候，看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是县城的。车里坐着一个人，我认识，是陆老板的司机。”
我心里一沉：“他跟你跟到了市里？”
苏慧摇摇头：“他没跟我，他是在招待所门口等姓周的。我走出来的时候，司机往我这边看了一眼，然后把车窗摇上去了。”
“那姓周的会不会……”
“我不知道。”苏慧说，“但我把东西交出去，就不再是我能管的事了。”
她站起来，走到水缸边又舀了一瓢水，喝了一半，剩下的浇在手心，搓了搓手上的灰，忽然转过来，看着我说：“江林，我想今晚去老宅一趟。”
“我也去。”
她摇头：“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那口井的事，我想亲眼看看。”
我没再坚持，只是说：“那我骑车送你到镇口。”
她说：“好。”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推着自行车出了门。苏慧坐在后座上，手搭着我的腰，一路没有说话。风迎面吹过来，带着冬末那种干净凛冽的气息。到镇口，她跳下车，让我把车子停在路边那棵歪脖子椿树下面，自己往前走了几步，又回头看着我说：“你在这儿等我到半夜。要是后半夜我没出来，你就去老宅门口，对着那口井喊一声我娘的名字。”
“你娘叫啥？”
“苏玉莲。”她说，“我娘家姓王。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嫁了就改了名，户口本上写成苏玉莲。”
我点点头。她转身走了，脚步声踩着冻硬的土路，咯吱咯吱地，越走越远，直到拐进镇东头的巷口，身影被夜色吞没。
我蹲在椿树底下，从兜里摸出半包烟，点了一根。烟味呛嗓子，我抽了两口就掐了，蹲在那儿望着镇东头的方向。那天晚上月亮没出来，天幕黑漆漆的，只有几粒碎星星挂在天边。
我等了约莫有两个钟头，竖起的耳朵已经冻得没了知觉，忽然看见巷口的黑暗里走出一个人影。那人影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像腿脚不太利索。走近了些，我才看清那人不是苏慧，是一个男人，个子不高，穿着灰扑扑的棉袄，佝着腰，手里拄着一根棍子。
他走到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抬起头，那张脸被风霜和尘土磨得又黑又瘦，胡茬像一篷乱草，眼窝深陷下去，几乎看不见眼珠。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从那张脱了形的脸上认出一个隐约的影子，像苏慧她爹。
“你是江林。”他的声音像劈裂的干木头，粗糙而干涩。
我站起身来，没说话。
“苏慧在井底下。”他顿了顿，“她说让我先出来找你，她待会儿上来。”
他拄着棍子，站在我面前，像一截从土里刨出来的枯树根，迎着风晃了晃。我这才看清他身上的灰棉袄后背裂开一道口子，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裤脚卷着一高一低，脚上那双解放鞋前头已经张了嘴。
“你一直躲在那儿？”我问。
他点了一下头，没有多解释。过了半晌，他开口：“井底下有一条道，通到河边。我躲了十几天，带着一壶水一块干粮，想着苏慧去市里递材料，要是成了，我就出来；要是不成，我就从那头走出去，再不回来。”
“那她叫你来，是成了？”
苏明义没有回答。他拄着棍子，微微佝着背，朝镇外的方向看了一眼，像是看了很远的地方。风吹过来，他咳嗽了两声，咳得很深，整个人像一截要被风折断的枯枝。
我站在他旁边，没有再说别的。两个人沉默着，一前一后站在那棵歪脖子椿树下，等着。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苏慧从巷子里走了出来。她手里拎着一只铁皮手电，光束照在地面上，画出白花花的一个圆。她走到我们面前，看了她爹一眼，又看了我一眼，轻声说：“走吧，回家。”
路上，苏慧走在中间，我推着自行车跟在后头。没有人说话。风从身后吹来，把三人的影子推在前方的土路上，又碎又长。
到家后，苏慧把煤油灯点起来，给苏明义烧了一锅热水，让他烫了脚，又给他盛了两碗稀饭。苏明义吃完，靠在墙边，一句话没说，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他瘦得厉害，坐在那儿像一把散了架的旧椅子。
苏慧坐在灶台边，拿火筷拨着炉灰。我蹲在她对面，问她：“井底下有啥？”
“有一间砖砌的小隔间，差不多一人高，能站起来。”她低声说，“地上铺着木板，木板上搁着半包蜡烛、一盒火柴、一只水壶，还有一摞纸。纸上是我娘的字，写的是‘欠别人的债，总要还的，不是还给他，就是还给我们自己’。”
她停了停，又说：“那纸下面还有一本，是孙玉兰的。后面的字我看了，她走之前已经知道我娘出事了，她在纸上写着：‘苏姐的事我知道了，我没有勇气回去，但我把账做完了。如果有一天有人找到这条船，请替我告诉她，玉兰记得她说的每一句话。’”
“那她人呢？”我问。
“信是她走的第二年寄回来的，从广东那边寄的。我爹收着了，压在他书桌的玻璃板底下。”苏慧说，“寄信的地址写了一个邮局的信箱号，我爹后来去查过，号已经注销了。”
她说完这句，炉膛里的火光在她脸上跳了跳，她没有再往下说。屋里很静，苏明义的鼾声从里屋传出来，粗糙而沉重，像一台磨损的旧风箱。
第四天，市里的人到了镇上。
赵四一大早就跑来敲门，说从县城开过来的两辆小车停在了镇招待所门口，一辆是市里的灰色吉普，另一辆是县粮食局的黑色伏尔加。不到一个钟头，陆老板砖窑那边就传来动静，说来了不少人，把账房和办公室的门都封了，正在清点东西。
我没去镇上，苏慧也没去。我们坐在院子里，一个劈柴，一个纳鞋底，谁也没有说话。院子里的老母鸡在墙根下刨食，阳光落下来，晒得地面微微发暖。过了晌午，赵四又骑车子来了，这次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神情，下了车，站在院门口，没有进来。
“苏慧，”他喊了一声，“你爹呢？”
“在里屋躺着。”苏慧放下针线，看着他，“怎么了？”
赵四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转了两转，才说：“陆老板今天上午被叫到招待所了。进去待了三个钟头，出来的时候没坐车，是一个人走出来的。他走到粮站门口，蹲在路边，蹲了很久。”
苏慧没说话。
“然后呢？”我问。
“他派人去县城把那车账本拉回来了。”赵四说，“一车斗的账本，原封不动拉回来，卸在招待所门口。人还在里头等着交接。”
赵四说完这句话，不再多说。他转身推上车，骑出去几步，又停下，扭头说了一句：“苏慧，你娘的事，我当年没能查下去。这一回，算是给你娘补个交代。”他骑着车走远了，风灌过来，把他的声音吹散在土路上。
院子里安静下来。苏慧坐在小马扎上，手里的针线搁在膝盖上，眼神望着院门口的方向，好一会儿没有动。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眯了眯眼睛，低下头，把那只纳了一半的鞋底翻了个面，重新落了一针，针脚走得很慢，却稳稳的。
陆老板从镇上走了。
那天下午的事，是后来听别人说的。陆老板从招待所出来之后，没回砖窑，也没回县城的住处，直接在粮站门口那条街上拦了一辆拉货的拖拉机回了镇外老家。他那辆吉普车一直停在砖窑门口，落了三天灰，没有人来开走。
赵四说他辞职了。市里的人当面跟他说，他那把派出所的椅子坐在哪儿都是坐，但饭不能白吃。他自己觉得对不住苏慧她娘，也拦不住当年那事，主动递了申请，调到县里一个偏远的乡派出所去了。
苏明义在村里住了半个月，没提走的事。他把院子角落里那堆旧木头劈了，码在墙根底下，又把猪圈顶上漏风的草补了补。他干活的时候不太说话，有时候干着干着会停下来，蹲在那儿抽支烟，望着远处，像在想什么事。
有一天傍晚，苏明义蹲在墙根下抽烟，苏慧从屋里出来，端了一碗水递给他。他接了水，喝了一口，没有抬头。
“爹，”苏慧说，“那间屋里的东西，你想怎么处理？”
苏明义沉默了很久，把烟头在地上摁灭，说：“你娘的东西，你留着。那间屋子，拆了就拆了。”
“井呢？”
“填了。”他说，“里头没有值钱的东西了。你娘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剩下那口井，埋着的不是东西，是一个窟窿。窟窿填上了，人心里头也干净了。”
他说完这句话，站起身来，拍拍裤子上的烟灰，往猪圈走去。苏慧端着那只空碗，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屋。
第二天，苏明义自己回了镇上。他说要找人把那间屋子和那口井收拾收拾，该填的填，该拆的拆，趁着他还有力气，把自己欠的那点力气还了。苏慧没有拦他，只是给他装了一袋子干粮，又拿了一件洗干净的棉袄，看着他出了门。
日子一天天暖和起来。屋檐下的冰棱子融了，开始滴水，滴答滴答，顺着泥墙流下来，洇出一道深色的痕迹。院子里的泥土解冻了，踩上去软乎乎的。我拿了把铁锹把地翻了翻，晾着准备春播。
那天下午，我蹲在院子里整垄沟，苏慧从屋里出来，手里握着一把黄铜钥匙，正是她从前塞给我的那把。她走到墙根下，蹲下来，从旧石板底下扒出那只被我埋了多日的搪瓷杯，把钥匙放进杯里，端着走到了院子外的老槐树底下。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蹲下来，用一个铁锹在树根旁边挖了一个浅坑，把杯子和钥匙放进去，埋上土，踩实了。她做完这些，拍拍手上的土，走回来，没有看我，只是说：“那间屋子和那口井，都已经填了。”
“你爹呢？”
“他说要在镇上住几天，把老宅收拾好，就回村来住。”她顿了顿，“他说他会种地，什么都能种。”
我没有接话。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泥土解冻后特有的腥味。苏慧蹲在门槛上，抬头看了看天，天上浮着几朵白云，松松散散的，像刚弹开的新棉絮。
她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忽然开口：“江林，明天开春，我在院子里种几行青菜，行不行？”
我说：“去年你不是说要种豆角？”
她笑了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手指上还沾着埋杯子时蹭到的泥：“豆角也行。青菜也种两行。反正地方够。”
她的声音很轻，像风里落下来的一粒土，掉在院子里，安安稳稳的。那棵老槐树的枝丫间，不知什么时候钻出了几粒嫩绿的芽苞。在它们互相看不见的间隙里，我听见远处田埂上传来一阵吆喝声，是村里的王老五赶着牛犁地，犁头翻起的新土在阳光下泛着湿润的光。风从田那边吹过来，一口一口，都是新鲜的土腥味。
苏慧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进屋去拿了围裙系上，走到灶台前，揭开锅盖，往里添了一瓢水，又往灶膛里塞了一把干草。过了一会儿，灶膛里腾起火苗，照亮了她半边脸颊。她低着头，把锅盖重新盖上，拿抹布擦了擦手，说：“饭好了叫你。”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把铁锹，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她没有回头，可是我知道她在等我说那一声“好”。我说：“好。”然后把铁锹立到墙角，走回了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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