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培养了两位卓越学生，一位成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另一位谱写出了令国人骄傲的国歌
1919年早春，湘江雾气掩着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的钟声在清晨六点摇响。年轻人们端着书本奔进教室，磨着浓重湖腔读《新青年》。讲台前的徐特立戴着一副旧边眼镜，眉心里似乎藏着火焰，他一句话便点燃全班的好奇心：“求知，是为改天换地。”教室里顿时安静，只剩粉笔划过黑板的声响。
追溯二十多年前，他还是长沙南门外一个赤脚少年。父亲务农，母亲在河边漂洗衣衫，家里常揭不开锅。穷困却没堵住念书的念头，村塾课桌缺了一角，他就用砖头支着；蜡烛买不起，他把松枝点燃照明。清末的科举摇摇欲坠，读书再不只是为高中进士，更像为寻找一条通往光亮的路。
民族危机迅猛逼人。1911年前后，江西南昌发生教案，法国传教士王安之枪杀知县江召棠，清政府却赔款道歉。消息传到长沙，茶馆里炸开了锅。徐特立愤而砸碎酒盏，一夜之间割断左手中指，血迹未干便写下八个字。有人劝他：“先生，何苦？”他答得干脆，“骨头断得起，志气不能弯。”那年，他刚满三十四岁。
断指之后，他进入周南女中执教，后来又调到湖南第一师范。田汉第一次迈进教室时，夜里连蚊帐都买不起，夏风一吹就满身红点。徐特立把自己的工资凑了五块大洋塞进他书包，笑说：“先挡蚊子，再谈救国。”田汉愣住：“老师，您家也不宽裕。”徐特立摆摆手，“书得有人写，歌得有人唱，总不能都等米下锅吧。”几年后，《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华夏，那笔蚊帐钱成了歌声的序曲。
毛泽东则是另一番光景。青年毛常泡在图书室，自修古今。学校规定晚十点熄灯，他却点煤油灯看书到子夜。警卫想关门，徐特立淡淡一句：“他在读社稷，你我让一让。”这个“让”字，给了毛泽东足够的思想深度，也给未来中国革命埋下一颗火种。
国民政府成立后，湖南省议会缺人手，推举徐特立做副议长。厚实的委任状摆在案头，他只待了半年。官场酒局频仍，教育经费却迟迟批不下来，他索性递上辞呈。朋友奇怪：“好位置啊！”他低头抿茶，“教室缺粉笔的时候，帽翅再宽也没用。”1927年秋，他决意北上武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先生”与“同志”两种身份合二为一。
1934年冬，红军踏上长征。他已五十七岁，组织分给他一匹青马。湘江激战后，马背上换成腿部负伤的小战士，徐特立拄着棍子翻雪山、过草地。夜宿荒坡，年轻人冻得直哆嗦，他却拍着伙夫留下的马鞍说：“冷得厉害？走出这一步，天下就会暖。”战士憋着泪点头：“老徐先生活得明白！”
长征结束进驻延安，他与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并称“五老”，主抓教育与出版。窑洞里经常通宵亮灯，徐特立趴在炕桌上改学员作业，边改边嘀咕：“革新得先从字句改起。”有意思的是，延安伙食紧张，他自种南瓜，收成后却分给伤病员，自己啃红薯，屋外常有学员排队来请教，“徐老，字写歪了怎么办？”他总抬头笑答：“心正，字自直。”
1949年10月，北京礼炮齐鸣。新政权准备在中南海为他修宅，他回了四个字：“麻烦省下。”随后把精力全投进教育部，新中国第一套小学算术教材中，有五分之一章节出自他手。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评价：“此人年近古稀，笔却比青年硬朗。”徐特立只是淡笑，说自己仍是长沙那条泥路上的放牛伢子。
1968年，九十一岁的徐特立在北京逝世，床头放着一本批注累累的《史记》。那本书翻得卷边，夹着泛黄的听课笔记，依稀还能看到当年给田汉的小额借条。外间人议论他留下了什么遗产，其实不过一支旧钢笔与满屋书稿。毛泽东闻讯，只写了五个汉字作花圈挽词：“好老师，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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