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进延安，在一张最重要的桌子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含有意思的纸条：“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有的版本中没有“势成骑虎”那四个字，但不管怎样，那张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字条都是真实存在的，胡宗南看到那张字条的时候，脸上是五颜六色还是尴尬的能用脚趾抠出三室两厅，读者诸君都能想象得到。
胡宗南进延安不是打进去的，但为了向老蒋邀功请赏，这个在一部人眼里“老实巴交”的家伙也玩起了造假那一套，可笑的是帮他搞“三份军事七份政治”计划那位，居然就是地下党员熊向晖，于是胡宗南“攻占延安”后造假闹出的大笑话，逃离延安留下了多少“宝贝武器”，也就被知情人全部详细披露，看完熊向晖、文强、裴昌会、陈子干等四人的回忆，您要是还怀疑胡宗南也是地下党，那可就很有意思了。
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都潜伏在胡宗南部重要位置，而戴笠和毛人凤居然“没发现”，说出来可能就没多少人相信了——老蒋说胡宗南“糊涂”，也有替他遮掩的意思，因为黄埔一期生中最先晋升上将的胡宗南别说是地下党，即使仅有“通共”之嫌，老蒋也对不起那个脸。
笔者前几天考证过，熊向晖被胡宗南送到美国留学期间，其实已经暴露了，但却没有被追杀和逮捕，因为有人认为抓住了熊向晖，麻烦会更大。
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详细披露了胡宗南进入延安后造假的过程：“为显示众多敌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为此从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胡宗南依然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
胡宗南每天收听收看这些消息，要是换个人这样做，摆在老蒋案头的小报告都能堆成山了。
胡宗南之所以如此造假，是因为他进入延安根本就不是打进去的，这一点曾任第一战区副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裴昌会（起义将领）在《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纪略》中也有全面揭露。
裴昌会回忆：“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也早已撤出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但是，胡宗南在接到董钊的电报第一旅进占延安城后，就督促洛川指挥所的参谋们捏造战报，竟扯漫天大谎说：‘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
裴昌会回忆文章中将我军称为“人民解放军”还真没错，因为1946年10月3日《解放日报》社论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而胡宗南进入延安是1947年3月19日。
曾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胡宗南是个“老实人”，对任何人也不发脾气，从来不骂人，对人很平和，是个好人，但是也有一个很大弱点：“作为将官，让他搞个很大局面，他没有那个才干。”
胡宗南造假本事不高，甚至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故意留下了小孩子都能看出来的重大破绽：咸榆公路上每天往延安运输给养弹药的汽车有二百多辆，返回的空车居然没有拉一个伤兵，代表“国防部”驻在西安负责联络（督战）的范汉杰多次给裴昌会打电话询问真假——胡宗南报上来的战果太离奇，如果他按胡宗南的口径上报，会被“国防部”那帮家伙笑掉大牙。
范汉杰不想丢脸，裴昌会也不好意思揭穿，只好含糊其辞：“我最后答复他：‘战报发出后，已由盛文传报国防部了，这就是根据，不要再问了吧。’当然他也能会意，就无可奈何地说声‘再会’，也就不再来电话啰嗦了。”
熊向晖和裴昌会对胡宗南造假的事情都十分清楚，甚至连那些冒充俘虏的人从何而来、发多少赏钱都写清楚了：在参观的期间，每天每个“演员”津贴一元，展出的武器，步枪从驻扎在甘泉的十七师抽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这跟董卓进洛阳时用的办法如出一辙。
纸里包不住火，胡宗南的谎言盖不住他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的败绩，最后只好灰溜溜逃离延安，逃的时候有多狼狈，整编第十七师十二旅旅长陈子干在《蒋军胡宗南部撤出延安的经过》中有精彩描述。
陈子干旅是胡宗南指定的延安守备部队，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整编师相当于军，整编旅相当于师，陈子干手下有三个团，基本就是一个师的建制。为了防守延安，他们每天挖好沟砌碉堡，还配备了“十五榴重炮（32倍15公分重榴弹炮，莱茵金属炮身，克虏伯炮架）”两门、山炮一个营（一十二门）、轻型坦克三辆，另外还有一些火焰喷射器，妄图“以火海对人海，以优势对劣势”，结果外围连战连败后，这些破坏了大量延安基础设施和有名建筑构筑的防御设施一点都没用上。
败报频传，胡宗南知道延安他们已经守不住了，能把防御部队完整撤出已经成了他最大的奢望。1948年4月初，西安绥署派了一个上校参谋到延安与十七师商量从延安撤退事宜，十七师将校认为沿公路线南下，行动受交通线的限制，不能机动，最好是把必要的重武器由飞机运回，其余全部毁弃，然后部队轻装逃跑。
空运重机枪和大炮，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十七师之所以这么说，实际是虚晃一枪，跟老蒋讨价还价后全部丢弃，于是陈子干在逃跑途中看到了这样一幕：“十二旅走过清凉花园时，看到前面有一处兵站仓库还在燃烧，主要有面粉，也有少数的重机关枪，有的士兵扛上一挺重机关枪，走不到百把步，又只得无可奈何地摔在路旁。行七八华里，见有一门十五榴重炮摔在路旁，没有人管，前面不远，炮兵连的官兵，用尽力量想把另一门重炮继续运走，但因路坏马疲，看来要运走十分困难，这时谁也没有力量再去顾及它们。这两门专门运到延安来增强守备的重炮，一炮也没有放过，以后听说撤离延安不远就完全摔在路上了。”
大家都急着逃命，根本就没时间和胆量留下来破坏那些重炮和重机枪，就那么直接丢在路边没人管——他们丢下这些重武器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袭击，是他们想跑得更快一点，这才如惊弓之鸟一般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丢掉重炮重机枪的陈子干十二旅提心吊胆地走了三天，也没遇到大规模攻击，但还没等他们清醒自己逃出生天，4月24日就在史家河挨揍了，二三百人的解放军直接打到了陈子干的旅部。
史家河是一个东西向的窄狭川道中的一个小村子，打到26日，十二旅三十六团团长王灿辉和八百多人被打死，好不容易逃出史家河继续南下，在洛河又陷入了埋伏：“河北岸的制高点很快为掩袭的三纵部队所占额，以重机枪向南岸扫射，并封锁了公路渡河点。南岸的十七师部队，虽然进行还击，但所有的汽车、坦克车及大部辎重行李都无法过河，也就不得不全部抛弃。至于师部率领南下的山炮营，在史家河作战前一天就被三纵队截俘了。总的说来，何文鼎除了率领残部轻装南逃外，重武器和大部辎重完全丢光了。他到西安后，因此受到免职处分。”
老蒋是运输大队长，胡宗南的“运输工作”做得也“不错”，他的部队没有像黄维、黄百韬那样在战败时大肆破坏带不走的武器，而是比较完好地留了下来，难怪胡宗南逃到台湾后被弹劾：“新式武装占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
胡宗南的“家底”大部分都丢在了西北，而且并没有下令全部破坏，也不知道胡宗南是舍不得，还是没时间，总而言之一句话：胡宗南的进占战果是吹出来的，逃离延安的时候是丢了了很多宝贝武器的，这是不是他交了占据延安期间的“房租”？
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胡宗南这个人“还不坏”，他进占延安没白住，走的时候留下了那么多兵马装备当房租，难怪我方四次派人去策反他。
胡宗南抗战期间有些功绩，但是在内战时打一仗输一仗，身边那么多地下党他居然都“没发现”，保密局特务发现了也得请示胡宗南如何处置，而胡宗南的处理方式是能瞒就瞒，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回忆：“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胡宗南气得脸色发青，是因为自己身边地下党太多，还是怪保密局多管闲事，连沈醉也未必清楚，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胡宗南在内战中屡战屡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最高指挥机关在陕北跟他兜了那么长时间圈子，他真的毫无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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