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彼时的胡适身在美国，抱着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那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某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笔者东施效颦，找来当年文革时期批判毒草的书籍，观摩品味了一番，感慨良多。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距文革发动60年、结束50年，它作为政治制度已经终结，但它留下的一套“批判技术”和思维习惯，并没有彻底消失。
正文：
1969年的一本批判资料汇编里，有篇文章这样评价夏衍的《包身工》：“恶毒的丑化，垂死的哀鸣。”紧接着的另一篇文章，则要“剥去大毒草《包身工》的画皮”。
半个多世纪后，批判莫言的文章里又出现了类似措辞：“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替侵略者唱赞歌”。
假如隐去人名和年代，我们还能分辨这些话分别出自什么时候吗？
两场批判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造成的后果也不能相提并论。但如果只看批判者怎样摘取文字、解释文学、推测动机，则会发现相似之处：先确定谁是敌人，再从他的作品和人生中搜集罪证。
六十年过去，“毒草”、“黑线”这些词已经显得陈旧。制造“毒草”的批判技术和思维习惯，却未必跟着消失了。
01.一篇底层女工的文章，怎么成了“大毒草”.
1936年春，夏衍为了写《包身工》，去过上海杨树浦的日本纱厂工房。
带他进去的是在工人补习夜校学习的女工杏弟。为了不引起带工老板怀疑，她把夏衍说成自己妹妹的“爷叔”，在水电公司做事，想来附近找个搭伙吃饭的地方。
杏弟和她十五岁的妹妹表现得很自然。反倒是临时扮演“爷叔”的夏衍有些窘迫。
几个月后，杏弟又交给他十一份包身女工的资料。为了让那些女孩开口，她还要用糯米饭“请客”。纸上记着她们的年龄、籍贯、家庭状况、做工时间、包身钱，以及当初是谁替她们做的主。
她们大多只有十五六岁。
有人被父母送来，有人是童养媳，有人跟着家人逃荒。还有一个女孩原本与其他人一起被拐卖，因为“貌丑”，没有被卖进妓院，最后落到带工老板手中。
《包身工》里的生活细节，就是从这些实际调查中得来。
夏衍写她们天不亮就起床，吃掺着锅焦和冷水的稀粥；写工房周围的围墙、门警，以及“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也写带工老板怎样利用契约、暴力和隔绝，把这些女孩变成一种可以随时取用的“罐装劳动力”。
“芦柴棒”病得起不了身，打杂的抓住她的头发往地上摔，又端来冷水迎头泼下。她受了刺激，本能地跳起来，老板娘就在一旁笑：“还不是假病！好好的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小福子没有整理好烂纱，被工头殴打，又被罚把沉重的皮带盘心子顶在头上，一站就是两个小时。耽误了工作，带工老板还要再罚她。
《包身工》自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严谨社会调查。原文“一百十五六摄氏度”也很可能是华氏度误写成摄氏度。但这些技术问题并不妨碍我们判断文章的基本内容：它在揭露一套由贫困、包身契约、工厂纪律和殖民资本共同维持的用工制度。
三十三年后，这篇文章却被宣布为“大毒草”。
02.
上个世纪60年代，文艺领域极左思潮泛滥，很多国统区左翼作家被贴上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主义” 标签。夏衍长期在国统区做文化统战，写剧本、搞地下文艺，这一段经历成为被罗织罪名的依据。
把《包身工》和《锄毒草批黑书资料汇编》放在一起读，有个细节非常刺眼。
批判者抓住《包身工》结尾的一句话：“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
文章据此宣布，夏衍把中国工人写成了麻木、愚昧、没有反抗能力的“生物”，故意抹杀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可是《包身工》原文紧接着就是：“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
两句话原本连在一起。前一句写包身女工当时遭受的严密控制，后一句写反抗终将到来。这篇批判文章却只留下黑夜，拿走了黎明。
夏衍在前文专门解释，日本纱厂为什么喜欢使用包身工。普通工人能够串联、组织和罢工，厂方害怕这种“结合力”，于是转向那些被带工老板控制、与外界隔绝的年轻女工。
《包身工》甚至引用一名日本人的感叹：“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
这怎么会是在说工人天生没有反抗精神？
它说的是另一件事：为了得到一批不会联合起来的廉价劳动力，工厂和带工老板怎样用围墙、契约、警察和暴力，把包身女工与其他工人隔开。
批判文章还说，夏衍把女工的痛苦归因于“音响、尘埃、湿气和机械变更等表面现象”，有意掩盖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
原文确实写了噪声、棉絮和湿热，也写了工头殴打、老板抽取工资、工厂降低工价，以及日本资本怎样利用殖民特权扩张。
其中有一句：“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
明明是一句反讽，批判者却当成了夏衍本人的结论。只要删掉前后的工头、契约、利润和日本纱厂，揭露压迫的文章就能被改造成替压迫者开脱的文章。
还有一种偷换更隐蔽。
夏衍写的是上海日本纱厂里的包身女工。批判者却要求这篇文章完整表现中国工人阶级，正面书写全国抗日运动，并且符合几十年后已经定型的革命历史叙事。
这就像对着一张伤口的特写照片追问：为什么没有拍下整场战争？
文章的题材边界被取消了。然后，批判者再以本不存在的“全面政治教科书”为标准，宣布《包身工》立场错误。
到了汇编中的第三篇文章，讨论干脆离开了作品。夏衍的家庭出身、早年经历、朋友关系、工作和几十年前的言论，全都被编进一部“罪恶史”。
文学批评到这里早已结束，剩下的是给一个人定性。
03.
莫言的作品当然可以批评。
有人不喜欢他的语言和感官描写，有人认为某些情节用力过猛，也有人质疑他对战争和历史人物的处理。这些都可以从具体作品出发讨论。
近年的一些文章的批判早已超出了文艺的范畴。它们说莫言“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借描写社会阴暗面“抹黑中国”，甚至指控他“替侵略者唱赞歌”。
2024年，网名“说真话的毛星火”的博主公开递交针对莫言的起诉材料，要求莫言道歉、下架相关作品，并索赔十五亿元。
材料中的一些“罪证”来自小说人物说的话。还有一句甚至不是莫言所说，而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介绍莫言时使用的概括，也被列入了莫言应当负责的内容。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核查投诉后认为，这些指控属于对《红高粱家族》的断章取义和误读。小说需要作为一个整体阅读，不能抽出一两个角色和片段，直接给作者定性。
这原本只是文学阅读的常识。
作家写一个日本军人具有人的某些特点，不等于赞美日本侵略。八路军人物在小说里出现欲望、缺点和错误，也不等于否定抗战。描写民族遭遇的苦难，更不能直接推导出作家仇视自己的民族。
莫言谈起自己的创作时说，他的小说很难简单分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共产党人物可以有缺点，国民党人物也可以有勇气。他想做的是“把他们当人来进行描写”。
偏偏是这种复杂性，最容易被文革批判思维视为立场暧昧。英雄最好没有缺点，敌人最好没有人性，人民则只能以光辉形象出现。人物稍微越界，作者便有了嫌疑。
04.
夏衍和莫言所处的时代不同，作品也完全不同。把两场争议放在一起，不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文学成就相当，而是为了辨认某些反复出现的批判手法。
1. 先划分敌我，再寻找证据.
《锄毒草批黑书资料汇编》还没有分析《包身工》的内容，就已经把夏衍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文艺黑线的祖师爷”。
既然人已经被划进敌对阵营，他的作品只能是等待铲除的“毒草”。
近些年对莫言的批判亦是如此，先认定他在迎合西方、抹黑中国，然后回到几十年的作品中寻找证据。
写苦难是抹黑，写欲望是堕落，写复杂人物是立场暧昧。获得国外奖项，又成了他迎合西方的“证明”。
一旦敌人身份成立，作品中的任何细节都能被改造成罪证，阅读也只是搜集预设的证据。
2. 断章取义，切断上下文.
《包身工》里的“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一旦离开后面的“黎明没法抗拒”，意思就完全变了。前文已写，不再赘述。
3. 把文学描写等同于作者赞同.
夏衍写包身女工恐惧、麻木、身体衰弱，批判者便说他蔑视工人。
莫言写战争中的残暴、欲望和荒诞，又被解释成丑化民族。
照这个逻辑，鲁迅写阿Q就是赞成精神胜利法，老舍写祥子的沉沦就是污蔑劳动者。文学最终只能剩下纯洁的英雄、狰狞的敌人和标准答案。
那不是小说，是人物身上挂着不同标签的宣传画。
4. 用动机审判代替作品分析
无法从《包身工》全文证明夏衍美化资本主义，就说他是在替某个“垂死阶级”哀鸣。
无法证明莫言赞成日本侵略，就去问：为什么他总写苦难和阴暗？为什么他得到了西方的文学奖？
答案也预先写好了：为了迎合西方。
动机审判有个方便之处。不需要提供完整证据，作者本人也无法自证。
5. 从一句话升级为全人格定罪
一篇《包身工》不足以证明夏衍一生有罪，于是批判文章继续检查他的出身、朋友、工作和几十年的政治经历。
莫言小说中的一个情节，也可以被推导为他缺乏民族立场；几个被抽出来的句子，又可以证明他几十年都在抹黑中国。
某个情节存在争议，被推导为作者没有民族立场。文学评价最终变成道德评价和政治身份鉴定。最后审判的是这个人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写作、获奖和出现在公共生活中。
6. 反驳不够，还要惩罚.
当年批判“毒草”，目的是把作者“批倒批臭”，连同他代表的文艺路线一起清除。
今天的网络批判没有当年的组织规模，但也经常从反驳作品走向举报、下架、索赔和取消荣誉。
05.今天不是文革，为什么还要谈文革.
文革是一场由国家权力推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它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伴随强迫认罪、公开羞辱、身份剥夺、监禁和人身暴力。
今天围绕莫言的争议主要发生在网络舆论场，两者的权力规模和实际后果不能简单类比。
不过，一场政治运动结束，并不意味着它留下的思维习惯也会在同一天消失。
当年的大字报、批判会和资料汇编，今天可能变成短视频、热搜、举报信和起诉材料。“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听起来已经过时，换成“公知”“媚外”“抹黑中国”，传播起来也没有多少障碍。
说到底，问题不在于夏衍和莫言能不能批评。他们当然可以被批评。
作品中的史实可以核查，价值判断可以反驳，艺术水平也可以争论。
大批判关心的是另一件事：一句话能不能证明作者是敌人。
它不满足于指出一部作品哪里写错了。它满脑子全是斗争思维，它要找到一个坏人，然后动员更多人来斗他。
从“恶毒的丑化，垂死的哀鸣”，到“丑化人民，替侵略者唱赞歌”，作家的名字和传播媒介都变了。
没有变化的，是制造敌人的方式。
全文完。
本文有关《包身工》的内容，主要依据夏衍《包身工》《〈包身工〉余话》及《从〈包身工〉所引起的回忆》。
文革批判材料主要取自《锄毒草批黑书资料汇编》收入的三篇文章：《恶毒的丑化，垂死的哀鸣——评夏衍的大毒草〈包身工〉》《剥去大毒草〈包身工〉的画皮》《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夏衍罪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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