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许多网友要求我评论一下莫言，我有点犹豫。谈论莫言，似乎总绕不开一种分裂。一面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就；另一面，是“抹黑中国”、“丑化国人”的批评，有人还给他贴上“公知代言人”的标签。为何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因为大家是从不同的视角看莫言的。一种是从文学角度看莫言，聚焦于他的创作实践；一种是从政治角度看莫言，聚焦于他站在哪一派。不同的角度，自然而然得出不同的结论。
莫言曾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就三句话：“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三句话，构成了理解他写作意图的钥匙。所谓“把好人当坏人写”，并不是要把英雄写成恶棍，而是要打破过去“高大全”的脸谱化写法。莫言举过武松打虎的例子：《水浒传》里，武松看到又跳出几只老虎时也“心中大惊”，这才让英雄有了血肉。好人身上也有软弱、阴暗和七情六欲，莫言认为写出这些，才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高大全”的符号。
“把坏人当好人写”则是对立的另一面，莫言认为“坏人”也有对亲人的温情，也有作为“人”的部分，共通的人性才是文学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如果在写作中先入为主地划定是非，文学就丧失了普遍性，变成一种立场宣示。所以我们在莫言的作品中，看到许多“坏人”并没有坏透了，在某个角度看还有人性之光，这也正是许多网友对他的“恨”处。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坏人”的身上怎么还会有“好”。
而“把自己当罪人写”，或许是这三句话里最锋利的一句。它意味着作家不能只站在道德高地上解剖他人，更要敢于向内看，剖析自己的怯懦、尴尬和不光彩。莫言谈到鲁迅的伟大，就在于这种“严酷的自我拷问”。一个作家若不能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又如何能宽容地对待笔下的人物？这三句话的内核，是对“复杂人性”的执着。莫言认为，好的小说能让读者“从中发现自我”——读者能在正面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阴暗，也能在反面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种“发现”，正是文学区别于宣传的地方。
然而，这种执着于复杂性的书写，在现实中遭遇了另一种解读。批评者认为，莫言的作品“丑化”了中国人和革命历史。例如，《丰乳肥臀》被指“歪曲抗日历史”，更近的争议中，有批评者指出其小说中存在将中国遇难同胞与侵华日军“合葬”的情节，认为这“违背历史常识，伤害民族情感”。此外，莫言在散文《在毁灭中反思》中将美国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称为“不可饶恕的罪恶”，被批评者指责为“媚日恨国”，模糊了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这些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并没有从讨论莫言的叙事技巧、语言风格或人物塑造的角度看问题，而是聚焦于作品“传达了什么样的政治信息”。
这里的关键分歧在于：文学是否应该、是否能够承担明确的政治教化功能？ 莫言显然持否定态度。他曾说“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它更应“暴露黑暗”。而批评者则期待文学服务于民族认同和历史叙事的确定性，认为在特定历史题材上，文学虚构不能挑战历史定论和民族情感底线。我认为莫言的创作实践，严重背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以自己发明的“三句话”作为创作实践的指导方向，正是莫言及他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所在。
我与莫言政治立场不同，曾经写文章批评过莫言。但我同时对莫言的创作持包容态度，认为文学有其独立的审美逻辑和认知价值，应“从作家角度”看莫言，避免将文学问题简化为政治审判。如果非要从政治角度将莫言的作品读成“反党”或“抹黑”，不但窄化了他的文学成就，也同时掩盖了其作品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文学如何书写历史创伤？如何在民族叙事与普遍人性之间找到平衡？作家是否有权以虚构的方式挑战主流历史叙述？ 这些问题，只有在承认文学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的独立性之后，才能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莫言是一位公众人物，他的作品当然可以批评，也应当被批评。把莫言当作家看，不是要给他免罪金牌，而是要还给文学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可以复杂，故事可以多义，而读者，也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而非仅仅寻找一个站队的标签。我的结论是：在政治立场上，批评者或许可以给莫言戴上一顶“反动文人”的高帽子，但站在作家或文学家的角度看莫言：他是世界上最有才华也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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