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远遗作《为殖民地诊脉》：日据时期朝鲜汉医界的生存与转型|为殖民地诊脉|日本|汉医界|韩国|黄永远

【编者按】黄永远（1987—2024），中国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博士，生前任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韩语系副教授，2024年8月在韩国访学期间突发脑出血，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七岁。黄永远博士生前曾与出版社签订协议，计划将其博士论文修订付梓，然未及实现便抱憾离世。经过家属及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遗稿现经同门李廷青助理教授与同乡李彬彬博士收集、辛圭焕教授校订，终于在2026年6月由韩国历史空间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为殖民地诊脉：日据时期朝鲜汉医界的生存与转型》。全书464页，凡五章，系统考察日据时期朝鲜汉医界在殖民医疗体系中的生存策略与主动转型，是韩国医学史研究领域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力作。值此黄永远博士逝世两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编发其遗作序文、后记及绪论《殖民地时期汉医学如何得以存续？》的中文译稿，以飨读者，亦为追念。翻译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李彬彬，审校人为中山大学李廷青。

黄永远著，《为殖民地诊脉：日据时期朝鲜汉医界的生存与转型》，韩国历史空间出版社，2026年6月

殖民地时期汉医学如何得以存续？

今日韩国已形成汉（韩）医学与西洋医学并存的二元医疗体系，汉医学作为制度内医学，与西洋医学共同承担国民健康与疾病防治的重要功能。当然，这一医疗体系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由近现代历史逐步塑造而成；今日汉医学也已脱离传统形态，完成了结构性转型。

洪钟哲，《经络学》，启文社，1922。这是在汉医学教材中登场的西方解剖学内容。

汉医学发生内外巨变的关键时期，正是日据时代。伴随西洋医学与近代主义、殖民主义深度绑定并在朝鲜半岛全面移植与扩散，汉医学经历了剧烈重组与蜕变，这一过程以科学、理性、合理性等近代普世价值作为新规范，深刻影响了传统汉医学的演进路径。但在国家主权沦丧的殖民背景下，汉医学被日帝贬为“劣等医学”，其近代化进程未能充分展开，只能在殖民压迫下艰难前行。本书将这一特征定义为汉医学的“殖民地近代性”。

作为后发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以西方列强经验为参照，在殖民统治中将西洋医学作为核心统治工具。1876年《江华岛条约》签订后，日本以保护本国侨民、怀柔朝鲜民心为名，由军队、公使馆及民间团体在开港城市与汉城为中心设立近代西医医院；随后由驻韩日军在各道主要城市设立慈惠医院，并由同仁会在平壤、大邱设立同仁医院，将帝国主义的医疗触角深入朝鲜社会。

日韩合并后，朝鲜总督府以上述医院为基础，整合形成从中央朝鲜总督府医院到地方主要城市慈惠医院（1925年后更名为道立医院）的官公立医疗体系，并推行“公医制度”，表面上彰显殖民医疗的“恩惠性”；同时依托传染病预防、卫生警察制度、人口统计等卫生行政手段，对被统治者实施高效管控。此外，为维持近代医疗体系运转，总督府通过官公立医学校、护士培养机构培养西洋医学人才，亦即，将经日本本土化的德国式近代西洋医学作为殖民统治手段向朝鲜推广。

日帝构建的近代医疗体系兼具笼络与控制朝鲜民众的双重功能，不仅重塑了既有医疗秩序、改变了近代社会文化，更深刻影响了群体与个体的身份建构。然而，不宜过分夸大这一体系的规训力：其一，西洋医学在朝鲜的传播主体除殖民权力外，还包括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二者在医疗场域围绕民众展开隐秘而激烈的霸权竞争；其二，汉医学自三国时期经中国传入，经千年本土化，形成以《东医宝鉴》《东医寿世保元》为代表的独立经典与理论体系，作为本土医疗形态稳固存在，与西洋医学长期并存、竞争。

《东医宝鉴》中的《身形脏腑图》，表现当时人们对于内脏的了解程度。作者许浚，为朝鲜宣祖时期的御医，活跃于16-17世纪之间。

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历史上与朝鲜、中国台湾地区共享东洋医学，但明治维新后以德国医学与卫生学为范本全面推行西洋医学，制度上废除传统汉方医学。日本判定西洋医学在社会医学、军队医学领域更适配富国强兵的近代化目标。日帝在朝鲜亦照搬本土路径，试图移植西洋医学、制度性废除汉医学；但因短期内无法批量培养西洋医生，遂设立医生制度，谋求渐进淘汰汉医学。然而与日帝规划相悖，直至殖民统治结束，医生制度始终存在，汉医学始终是多数朝鲜民众日常所依赖的主流医疗方式。

日据时代除防疫等公共卫生领域外，日常诊疗场景中，殖民权力搭建的西洋医疗资源与设施基本与广大朝鲜民众脱节。尽管经医校教育、留学生、医师考试培养的医师数量逐步增长，但相较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台湾地区，朝鲜医疗人力供给严重不足；且医师高度集中于具备医疗消费力的城市，占人口多数的农村民众难以从中受惠。朝鲜总督府曾试图依托地方慈惠医院与公医满足基层医疗需求，但慈惠医院1925年因日本本土财政紧缩转为道立医院，转向营利化运营，当地民众原本享有的免费诊疗福利大幅缩减；此外，朝鲜总督府虽试图通过扩大公医规模缓解当地民众的医疗贫困问题，但由于公医由执业医师兼任，终究存在局限性。

因此从医疗使用层面看，日据时代，以农村为中心的绝大多数朝鲜民众仍依赖汉医学。普通民众虽在汉医药与西洋医疗间存在选择分歧，但整体上使用汉医药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究其原因，除经济、地理及语言层面的亲近性因素外，民众对汉医学长期积累的经验性信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可知，日据时期朝鲜总督府意在彻底取缔汉医学的政策目标，与汉医学在民间依旧承担绝大多数民众医疗需求的现实状况，二者之间存在尖锐的现实落差。即，由殖民势力引入的近代西洋医学，最终未能淘汰朝鲜本土的医疗方式。相反，当时的汉医学尽管在政策层面受到诸多限制，却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与适应能力。尤其考虑到，在半岛光复后不久的1951年，随着《国民医疗法》的制定，汉医医师制度得以确立，汉医学在教育、执业许可等方面迅速重建为与西洋医学地位对等的制度内医学门类这一事实，更需重视日据时期所形成的汉医学生命力与身份认同。

当然，这类身份认同并不能简单地用既定的传统或文化框架来界定。正如布里迪・安德鲁斯对近现代中医学形成的研究所示，在1850至1960年的约百余年间，中医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样，经历日据时期后，韩国汉医学相较于朝鲜后期，在医疗人员、理论、临床实践、医患关系、社会地位及文化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差异。简单来说，如今的汉医学在教育、研究、临床治疗等诸多方面深受西洋医学影响，已然与前近代汉医学的范式大相径庭。

殖民时期朝鲜的状况也与中国不尽相同。中国受多个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同时也是英美医疗传教士派驻人数最多的国家。西洋医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但与殖民地不同，中国不存在能够强力构建涵盖公共卫生行政、法规、正规医学教育机构等在内的医疗体系的殖民统治势力，因此西洋医师通常采取与中国政府及各地殖民势力协商、妥协的方式开展相关活动。

与之不同，在作为殖民地的朝鲜，朝鲜总督府凭借法律与制度层面的权力，在医生执照、公共卫生行政、官方医学教育方面强制推行西方医学，同时限制、改造汉医学，发挥着强势主导作用。因此，厘清在这些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韩国汉医学经历的重构与变迁，有助于展现东亚近代的另一重历史图景。也就是说，作为近代文明象征的西洋医学借助殖民统治势力被移植、传播至朝鲜后，传统汉医学虽受殖民权力与西洋医学的重塑影响，却并未沦为完全被动依附的存在，保持强生命力并主动转型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作为殖民地的特殊历史经历，即殖民近代的理解。

因此，本书旨在从历史层面阐明，在日本殖民当局构建的近代医疗体系中，汉医学如何被重组、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其学术与社会身份又是如何形成的；并试图揭示帝国主义裹挟下的近代性在殖民地所呈现的扭曲形态，同时探析殖民地社会又是如何能动地转化这一近代性，并以此建构并占有新的意义世界。

1928年2月28日《东亚日报》上的广告

医学以人体与疾病为对象，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与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文化深度交织，其变迁必须置于时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脉络中把握。塑造日据时代汉医学转型的核心因素是殖民权力这一政治变量，既有研究多聚焦总督府汉医学政策的内容与性质，可分为汉医学界内部视角与非汉医学界外部视角两类。

汉医学界内部视角倾向将总督府汉医学政策定性为镇压、抹杀政策，把日据时代描绘为汉医学的黑暗期。这一叙事既源于该群体的历史体验，也是光复后为争取汉医学与西洋医学对等地位而建构的策略性历史书写，光复后汉医学界将日据时代的不公对待与民族苦难绑定，以此批判殖民医疗政策，这一认知被后续汉医学界内部的历史研究视角所继承。

1970年代李钟炯在《韩国东医学史》中首次系统研究日据时代汉医学史，将汉医学界定为民族文化，并以民族主义视角书写近代汉医学通史，把日据时代定为汉医学的衰退期，将医生制度下的抹杀政策与汉医学界为自保而开展的团体组建、刊物发行、医生教育、汉药经营等自救行动进行对比分析。在这一叙述框架下，朝鲜总督府被描绘成汉医学灭绝的主导者，而汉医学界则被塑造成为守护民族文化而奋勇抗争的斗士，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图景。这种以统治与反抗为基本模式的历史叙事方式，此后在汉医学界的通史著作、政策史研究及人物研究中得到了沿袭和继承。

汉医学界的研究将日帝汉医学政策简化为民族抹杀与歧视框架，既扁平化了政策本身，也无法呈现汉医学的动态变迁过程。为突破这一局限，非汉医学界研究者们尝试采取全新的研究视角，朴允宰从韩末·日据初期近代医疗体系形成这一框架出发，认为日帝因医疗资源不足将汉医学定位为辅助手段；申东源则对1910年代日据时期汉医学政策的确立过程及其具体内容，与现代汉医学的起源相联系加以考察，他指出现代汉医学的核心特征，即医师与汉医师二元分立、汉医师纳入执照制度、必修西洋医学、以及汉医师需满足社会需求开具各种诊断书等，均在这一时期定型。

另有研究不将日据时期的汉医学政策视为一成不变，转而根据时代关注变化与“废医存药”的方针展开分析，申东源指出1930年代后因医疗资源短缺与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导致药品供给紧张，促使朝鲜总督府积极将汉药作为解决方案加以利用，并进一步对汉医学本身持肯定态度。该研究揭示了1930年代日帝对汉医学的认识以及政策转向，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也有研究聚焦殖民当局192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汉药的原因与意义，申昌根认为日帝对汉药的兴趣始于1910年代，1920年代后期的汉药研究需置于日本本土生药研究与对华文化政策的脉络中理解，核心争议在于，中日战争后朝鲜总督府对汉医学整体认知与态度转变是否带来了汉医学地位的提升。朴允宰主张1930年代政策变化仅局限于汉药领域，难以视为对汉医学的全面扶持，汉医学在整个殖民时期仅被作为工具而加以利用，并未得到真正鼓励与发展。换言之，1910年代以降，日帝始终将汉医学作为弥补医疗资源不足的辅助手段加以利用，这一政策基调在整个殖民时期始终如一地被贯彻执行。这种视角虽有助于界定日本汉医政策的性质与本质，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将汉医矮化为殖民时期始终被动地被日本利用的局限性。

日据时代汉医学并非单向被殖民权力利用的被动对象，在与官办西洋医学的互动中，其地位与自我认知也发生着持续的变化，1930年代前后的汉医学复兴论战即为典型例证。林秉默围绕1934年前后的汉医学复兴论战，从时代背景、参与各方主张，以及通过这场争论引发的社会对汉医学关注度提升等角度出发进行了考察；郑根植从知识霸权视角将这场论战视为对近代知识的首次系统性批判，指出西洋医学虽占据制度主导，但作为知识体系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申昌根借助郑根植的分析框架，从思想史视角聚焦这场论战的核心人物赵宪英所倡导的融汇东西方医学的新型“综合医学”，以及通过汉医大众化实现的“民众医术化”；全惠利则不将1934年的汉医复兴论战简单视为汉医与西医之间的对立，而将其解读为复兴论者通过重构与西洋医学的关系，从而逐步塑造汉医学身份认同的过程。这些研究均以1930年代汉医学复兴论战为案例，论证日据时代汉医学并非单方面接纳西洋医学。

关于1930年代聚焦汉医复兴论战的研究以特定事件为中心展开，因此难以充分阐明日据时代汉医学身份认同变化的整体脉络。郑智勋、辛圭焕分别从汉医学内部学术倾向，以及对西洋医学接纳与认知角度入手，考察了整个时期汉医学身份认同的变化轨迹。郑智勋通过分析日据时代汉医学学术刊物，指出当时汉医学仍以《内经》《伤寒论》《东医宝鉴》、四象医学等传统汉医学理论为核心，1920年代虽尝试东西医学折中，1930年代后再度回归传统。

与此不同，辛圭焕则认为，因医生考试制度被迫接纳西洋医学的汉医学界，随着对西洋医学接纳程度不断加深，汉医学最终能够更加积极地回应西医。郑智勋与辛圭焕两者的研究虽存在观点差异，但在揭示汉医学与西洋医学的关系中，已从1910年代的被动地位转向30年代更为主动的地位这一点上，具有共同之处。

另一方面，除了上述宏观层面的研究之外，近年来还开展了针对个别医生的个案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当属对大邱医生金光镇的研究。朴智贤通过考察金光镇在殖民地时期如何从传统的“儒医”逐步适应并转型为近代医疗体系中的专业医务人员，同时积极学习西方医学的过程，探讨了日据时期医生所展现的主动主体性。吴载根通过对金光镇著作《医学升降法》的深入分析指出，金光镇积极吸纳殖民当局强加的西方医学知识，尝试通过东西方融合实现汉医学理论的创新。但金光镇属罕见个案，若想将该结论概括整个日据时期医生的整体状况，需更多实证研究支撑。

正如上述研究史回顾所揭示的，从内部视角出发，以“压迫—抵抗”框架来审视日据时期汉医学的历史，无疑存在缺陷。这种观点往往容易忽视日据时期汉医学政策的阶段性变化以及汉医学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其对西洋医学的接受与融合过程。另一方面，从外部视角展开的研究尽管能够揭示在不同时期朝鲜总督府的政策框架下，相较西洋医学而言，汉医学的地位及其学术认同所经历的变迁，但其中仍强烈地延续着将汉医学定位为日据当局利用对象的基本思路。这种视角难以解释1930年代前后日据当局政策调整及汉医学身份转变等历史现象。诚然，与西洋医学不同，日据时期的汉医学并未完全纳入正规医疗体系，且在殖民地近代医疗体制中始终被定义为边缘性存在。然而，汉医学实际上并未完全被殖民当局所构建的医疗体系所规训。以1930年代汉医学复兴论战为契机，汉医学的学术身份得以彰显；而解放后汉医学迅速重建为正规医疗体系的事实，则表明即便在种种限制之下，日据时期的汉医学依然葆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潜力。那么，其原因究竟何在呢？这或许正得益于汉医学从业者，即汉医界这一能动主体及其相应的应对活动才得以实现。

在朝鲜总督府的政策庇护下，西方医师在执照颁发、教育培训、组织建设及职业伦理等维度逐步成长为医疗专业人员。从汉医师被授予“医生”这一类别执照这一点来看，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制度体系内。然而，医生并未能像医师那样完全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职业。这是因为，所谓医疗专业化，是指以高水平的知识为基础开展职业活动；而其前提条件正是正规教育及其衍生出的知识霸权、职业活动自主性。而在殖民地时期，汉医学与西洋医学不同，甚至缺乏正规教育机构，因此仅靠医生执照制度，汉医学医生向近代专业职业的转型必然面临诸多局限。

然而，随着医生执照制度的实施，汉医学医生与以前不同，正式获得了殖民当局的认可，成为一种合法的职业。以此为基础，汉医界纷纷组建各类医生活动团体，制定内部规范，形成内部凝聚力。同时，为了将汉医学提升为与西洋医学同等地位的完整体制内医学，汉医界积极主动地与殖民当局展开了多方面的抗争。当然，从经济层面来看，汉医界的这种应对举措也可被视为一种谋求自身生计、维护集体利益的行为。但须指出的是，医疗技艺是一项需要深厚专业知识且责任重大的崇高职业，加之长期以来“仁术”这一关乎生命尊严的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因此，要历经艰辛的学习过程投身医业，若无坚定信念支撑，则难以做到。正因如此，当时汉医界的行动绝不仅仅局限于单纯追求集体利益，更应被视为争取医学自主、并追求建立与日帝所推行的以西洋医学为中心的医疗体系所不同的近代医疗模式。正是凭借这种积极的应对姿态，汉医学在诸多限制之下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并能够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革。总而言之，医生正是日据时期汉医学身份认同形成并实现自身变革的关键推动力量。

迄今为止，除汉医学界内部的英雄化叙事与零星研究外，尚未有研究将汉医学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主体，系统考察其动态应对与所追求的医学及医疗体系。基于既有研究，本书将日据时代汉医学界作为行动主体，系统考察其如何应对殖民权力以及由殖民权力构建的以西医学为核心的医疗体系、并构思、推进新型汉医学与近代医疗体制，期望借此厘清近代医学被移植、接纳过程中韩国汉医学主动应对与演变的具体面貌，进而借助医学这一视角，助力深化理解殖民地近代形成进程中被支配者的主体性。

东西医学研究所月刊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书拟采用如下方法论作为研究前提：

第一，本书将长期仅在汉医学界内部为人知晓的团体与重要人物活动置于大时代脉络中加以考察，同时力求跳出压迫—抵抗的二元对立框架，追求客观评价。迄今为止，汉医学界的内部研究往往存在过度美化当时汉医界代表人物与相关团体的倾向。这并非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可能窄化日据时期汉医学史的研究视野。日据时期，日本当局打压汉医、尤其是汉医界医生是不争的事实，也是身处那个时代的汉医人士真实经历与共同记忆。但殖民当局为开展防疫等公共卫生行政工作、满足农村地区医疗需求，仍需依赖医生的配合；而汉医界取得医生执照后开设诊所、组建医生团体、设立私立医学校等各类活动，也是在殖民权力允许的范围内展开的。因此，殖民当局与汉医界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格局，只有在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审视汉医界的各项活动，才能更加充分地展现作为行为主体的汉医界所具备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本书不将殖民权力与汉医界的立场视作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尝试依据不同时期、局势、议题，在冲突、紧张、协商、妥协、貌合神离等多元关系框架中，阐明汉医界采取的应对方式。例如，20世纪10年代，金圣基等汉医界人士如何借助李完用、赵重应等亲日人士充当与殖民权力沟通的中介，力图为汉医学争取生存空间；20世纪20年代文化政治时期，东西医学研究会如何依托殖民权力的支持发展为全国性医生团体；以及在战时体制下，东洋医药协会如何主动利用时局推动汉医学复兴运动。

第二，本书试图相对化日本殖民当局的汉医学相关政策规定，重新审视汉医学学术与社会地位的阶段性变迁。诚然，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朝鲜总督府持续将汉医学医生作为医师缺口过渡期的替代人力加以利用，但事实上，医学生及其开展的汉医学活动，并未如政策设想那样，仅仅充当边缘、被动的客体。换言之，汉医学并未按照日本殖民当局的意图被限制住其学术与社会地位的发展。为阐明这一史实，并结合日本国内汉方医学的演变，重新审视汉医学在日本帝国医疗体系内部所处地位的变迁。既有研究往往过度聚焦明治时期日本废除本土汉方医学这一史实，却严重忽视其后日本国内汉方医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因此，学界在阐释20世纪30年代朝鲜总督府调整汉医学相关政策时，大多将其归因于九一八事变与中日战争带来的影响。这种分析框架容易简化东西方医学之间复杂的历史关联。明治时代的日本虽在制度层面废除本土汉方医学，但依旧持续将中药材用作成药以及西药研发的原料。另外，尽管日本汉方医学沦为民间医学，但以新一代汉方医师为核心的汉方医学复兴运动持续开展，社会对汉方医学的认知也随时代发生变化。日本国内的发展态势，也极大影响了殖民地朝鲜汉医学的格局演变。因此本书将区分朝鲜总督府的政策意图与实际成效，重点考察在内外形势变动之下，当时朝鲜汉医学界是如何摆脱总督府预设的定位，不再将汉医学视作“朝鲜人落后的医疗手段”“边缘化的备用医学”，转而谋求将其塑造为与西洋医学地位对等、具备普遍价值的东洋医学。

本书大致可分为1876-1910、1910-1928、1928-1937、1937-1945四个时期。第一时期（1876-1910）为日韩合并之前，在西医东传以及因殖民化导致汉医学逐步边缘化的过程中，汉医学界开始组织化、形成内部凝聚力的阶段。第二时期（1910-1928）整体处于朝鲜总督府医生制度的管控之下，汉医学界虽受制于西洋医学霸权，却仍为守住汉医学的生存空间采取防御性斗争。为更加集中阐释依据医生制度产生的外部规制力量以及汉医学界的应对举措，本书将分两章展开论述。第三时期（1928-1937年）是汉医学的固有价值重新得到认可、汉医学界重夺主体性的阶段。笔者认为，催生这一时期诸多变化的根本原因并非战争，而是殖民地朝鲜内部的医疗需求以及时代对汉医学价值认知发生的转变。将1928年作为分界点，是综合考量了诸如农村地区医疗问题凸显引发殖民当局出台政策应对、日本国内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再度兴起、汉医学界彰显主体性等多重因素后得出的结论。第四时期（1937-1945年）始于中日战争爆发，身处战时环境下，汉医学界吸收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东洋医学相关论述，依托“后方保健”的政策，借助朝鲜总督府对汉医学的关注与期待，开展汉医学复兴运动。

本书结构如下。首先，第一章作为历史背景，考察朝鲜王朝末期社会针对汉医学的自主应对、日本对汉医学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认知与重构，以及由此引发的朝鲜汉医界的组织化与反应。本章首先将阐明，朝鲜社会自身对汉医学的自主应对，与日本对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认知及重构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谋求在东西医学并存的框架下，将汉医学纳入近代医疗体系；后者则以文明化、近代化为由，试图排斥汉医学。同时本章还将考察，在殖民统治带来的医疗体系变动之下，汉医界如何借助团体组织形式开展集体应对。借此厘清日据时期医疗体系形成的历史前提，以及殖民近代医疗体系内部所固有的殖民主义特征，并阐明汉医学界从这一时期起对近代医疗体系兼具抵触与顺应的双重态度。

第二章旨在考察朝鲜总督府的医生制度以及不完备的医生职业的形成过程。即，朝鲜总督府视角下医生的制度定位。先行研究中大多使用“汉医学政策”这一概括性术语，而本书采用在日据时期史料中频繁出现的“医生制度”这一表述。诚然，可以说医生制度的核心是依据《医生规则》设立的医生执照制度，但并不仅限于此。如果说医生执照制度是一项制度手段，使得医生能够获得相较于医师低一级的医疗从业者资格，那么医生教育制度，以及医生与汉药商、针灸师、灸术师、按摩师之间的职业划分，则从外部规定了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能与业务范围。通过上述考察，本书旨在论证，原有汉医师经由医生制度被归入“医生”这一职业范畴，纳入了殖民地近代医疗体系，却未能发展成为成熟的近代专业职业群体。

第三章旨在分析在殖民医生制度下，汉医学遭到政策层面边缘化的背景下，汉医界如何开展危机应对；以及在西洋医学占据知识霸权的格局下，汉医界又是如何界定东西方医学之间的关系。本章拟从两个具体层面展开探讨，其一，汉医界推动设立汉方避病院，力图争取自身在防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疗活动空间，保障汉医学的地位；其二，则是汉医界如何看待西洋医学，以及以何种方式吸收西洋医学知识。针对汉方避病院的筹建尝试，先行研究大多聚焦朝鲜知名人士发挥的作用。然而，倘若从汉医界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图景或将大为不同。20世纪10年代筹建汉方避病院的尝试中，汉医界人士承担了主导作用。他们推动设立汉方避病院，意在证明汉医学治疗传染病的有效性，并希望在防疫等公共卫生领域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能。换言之，殖民当局仅允许汉医界配合传染病上报，却将其排除在诊疗工作之外，汉医界并不满足这样的职能定位。

本章将分两个阶段考察这一时期汉医界对西洋医学的认知以及对西洋医学的吸收情况。首先，以20世纪10年代民间讲习所为中心展开探讨，并重点关注两大问题。第一，与先行研究不同，本书旨在阐明汉医界吸收西洋医学并非单纯源于殖民当局的外部强制，而是内部很早就对西洋医学持开放态度，试图通过吸收西洋医学推动汉医学革新。第二，本书力图展现汉医界在构建东西医学关系、吸收西洋医学的方式上存在多样的内部观点。

接下来再考察1921年在殖民当局许可与支持下成立发展的全国性医生团体——东西医学研究会，以及该团体倡导的“东西医术并用”发展取向。东西医学研究会向医生们传授西洋医学知识，这一点虽然契合殖民当局的意图，但医生们的“东西医术并用”的尝试，却遭到殖民当局的反对。本书将展现该时期汉医界在承认以西洋医学为核心的医疗体系、认可西洋医学霸权的前提下，主动争取汉医学生存空间的种种努力，同时展现汉医界为实现东西医学共存所开展的探索及其存在的局限。

第四章旨在考察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中日战争爆发前，汉医学所处的内外环境变化，以及汉医学界重拾主体性的过程。首先，本书将梳理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殖民当局对医生的态度转变，以及殖民当局利用汉药的相关方案。现有研究大多结合九一八事变后的战争背景，阐释日据时期汉医学政策的演变。然而，依托战争背景展开论述，不仅时间跨度较大，还存在难以清晰界定政策转变动因的局限。因此，本书将跳出战争这一视角的限制，聚焦朝鲜社会内部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医疗难题。理由在于，朝鲜总督府医生制度最根本的出发点，便是将医生定位为农村地区的替代医疗人力。农村地区的医疗困境，正是这一时期殖民当局调整医生相关政策最核心的诱因。据此，本书将探讨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农村医疗问题日益凸显，地方殖民当局如何推进扩充医生规模相关事宜。与此同时，本书将主要依托先行研究，进一步细化探讨殖民官学开展的汉药研究，以及朝鲜总督府推动的草药培育奖励运动。

进而考察这一时期汉医学界如何重拾主体性、推动复兴的相关努力。尤其本部分想要着重指出，汉医学界自我认知发生转变，原因并不仅仅是民众在现实层面存在医疗需求，更在于汉医学界重新树立起对汉医学临床疗效与学术价值的信心。本书还将强调，当时包括日本在内，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对汉医学价值的重新认知与评价浪潮。同时，梳理在这一认知基础上，汉医学界为振兴汉医学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第五章则考察中日战争爆发后，汉医界如何利用国内外时局变动，推进长期以来谋求的夙愿事业，并开展汉医学复兴运动。首先梳理这一时期围绕汉医学的内外环境变化。战争会重塑既有的社会秩序，医学也不例外。随着中日战争爆发，东洋医学不再是东亚各国、各地区分散发展的医学形态，而是被日本汉医界政治化，成为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的文化媒介。在此背景下，汉医学被赋予全新内涵，不再局限为一国的医学，而是被诠释为面向东方人乃至全人类的普适性东洋医学。

首先以日本东亚医学协会为中心，考察日本汉医学界相关东洋医学论述的内涵与性质，并探究其构想如何借由伪满洲国的汉医制度改革付诸实践。借此厘清这一时期日本帝国势力范围内东洋医学的演变脉络。除上述外部层面的变化外，还将考察为满足战时体制下的医疗需求，朝鲜总督府进一步强化利用汉医学的具体情形。首先重新梳理中日战争爆发后，朝鲜总督府针对医生推行的政策变动。相较于既有先行研究，本书着重强调在这一殖民时期，朝鲜总督府立足于现实医疗需求，不仅扩充医生数量，还通过设立公立医学讲习所、调整医生执照核发方针等举措，致力于提升医生素养，尤其是汉医学专业能力。与此同时，本书还将阐述朝鲜总督府把汉药材视作国家资源，推进相关研究、种植与标准化工作的具体状况。

进而以东洋医药协会为中心，考察这一时期汉医界的应对举措。既往研究往往倾向于将东洋医药协会视作御用团体。本书拟通过分析东洋医药协会的言论主张，同时剖析该团体的组织架构与具体活动，阐明该团体并非沦为御用势力，而是积极利用时局，致力于改善医生地位、推动汉医学复兴。借此阐明，这一时期汉医界的相关活动是此前阶段发展脉络的延续，并未出现断层或是性质蜕变。

本书主要使用可反映殖民当局汉医学政策的官方史料，包括《朝鲜总督府帝国议会说明资料》《朝鲜卫生要义》《朝鲜卫生法规类集》《朝鲜总督府统计年报》《朝鲜总督府调查月报》《朝鲜总督府官报》《警务汇报》《卫生警察讲义一斑》《卫生概要》及奎章阁、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相关档案等。

关于朝鲜汉医学界的应对，主要参考当时众多医生及汉药相关团体发行的《汉方医药界》《东医报鉴》《医药月报》《东西医学报》《朝鲜医学界》《东西医学研究会月报》《忠南医药》《汉方医药》《东洋医药》（1935、1939）等刊物。

表：本书所使用的汉医学相关刊物

如表所示，这些刊物根据发行主体主要分为医生团体、民间讲习所（会）、医生・汉药从业者联合团体三种。医师以及医师・汉药从业者联合团体发行的杂志作为相关团体的机关刊物，在传递团体消息、共享东西方医学知识、凝聚团体内部向心力方面发挥了不小作用。讲习所（会）发行的杂志大多刊载授课讲义，在共享教学内容的同时，也被用作新式讲习的教材。

这一时期汉医界发行的这类刊物表明，在汉医界内部已然形成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观念，医学知识不应被视作秘方般的私人所有物，而应当作为公共知识，在所属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中共享。与此同时，这些刊物也对汉医界的职业与学术共同体的身份建构起到重要作用。透过这些刊物，我们可以考察当时汉医界的组织形态、如何看待殖民当局包含医生制度在内的汉医学政策、以何种视角看待与接纳西洋医学，以及汉医学试图顺应时代变革寻求革新的具体路径。

除上述刊物外，为了解当时医学界的实际状况以及汉医界人士的历史经历，本书还参考了回忆录与口述资料集。例如，运用了崔健熙的自传《韩药八十年：德岩崔健熙自传》，以及朴京龙编纂的口述集《韩国传统医疗民俗志Ⅰ：元老韩药从业者的人生与药业生活文化》。同时也参考了日据时期刊行的汉医学典籍《新订方药合编》《经络学》《医方大要》等。除此之外，笔者在韩国国会图书馆新发掘的资料《京畿道医生会则并诸规程·附会员名簿》亦纳入参考范围。

日据时期，汉医学与西洋医学并存，因此和汉医学相关的资料也零散收录于西洋医学界发行的各类杂志当中。因此本书也积极参考利用了当时西洋医学界发行的《朝鲜药学会杂志》《鲜满之医事》《鲜满医药时报》《鸡林医事卫生》等刊物。

另一方面，该书试图从日本帝国的视角考察殖民地朝鲜汉医学的历史。因此，除朝鲜之外，还广泛收集并利用来自日本、伪满洲国等其他地区的各类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参考了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的官方文书、囊括日本近代各类医疗法令的《医制百年史（资料编）》，以及《同仁》《顺天堂医学》《汉方与汉药》《东亚医学》《中外医事新报》《东邦医学》等医学刊物。涉及伪满洲国的部分，则运用了《现行汉西医法规辑览》《满洲帝国考试年鉴（康德10年度版）》等资料。

报纸主要以《每日申报》与《东亚日报》为主，同时还参考利用了《朝鲜日报》《京城日报》《朝鲜新闻》《中外日报》等。杂志方面则参考了《半岛时论》《朝鲜》《东光》《三千里》《新东亚》等。

黄永远（1987-2024）

【附】中韩学者追忆黄永远：一位架桥者的学术人生

天涯路远，明月孤云

孙科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24年盛夏，我突然收到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历史学系任教的弟子李廷青的消息，得知另一位弟子黄永远在韩国突发重病，生命垂危。消息传来，我先是帮他家人紧急办理赴韩签证，又叮嘱韩国的弟子全力相助。后来得知，韩国的弟子连续多日在医院守护，尽心竭力。可天不遂人愿，永远终究还是离开了，像一颗星子骤然暗去，留下我们在这头茫然伫立。

他走之后，同窗好友纷纷提笔追忆，弟子们也盼我能写些什么。可那时我心绪难平，一提笔便觉眼眶发热，终究未能成文。如今近两年过去，想起他时虽仍会心头一紧，但潮水般的悲伤已渐退为涓涓细流，终于能平静地写下关于他的点滴。加之廷青等弟子将他生前未出版的博士论文整理成册，嘱我作序——他的研究方向是医学史，非我专长，不如就写写那些只有我们两人知晓的往事吧。让这些文字随风寄去，既是对故人的追念，也算为他即将出版的心血之作添一篇特别的序言。

第一次见永远，是在复旦的教室里。那年我为旅游学系开《旅游韩语》课，选课的多是旅游学系的学生，历史学系的学生寥寥无几，永远便是其中一个。当时只觉好奇，历史系大一新生为何选这课，却也没多问。那一学年里，永远最让我印象深的，是他格外标准的韩语发音，所以课堂朗读时，我常请他示范。课程结束后，便很少在校园遇见他了，大学里人与人的缘分往往如此，一期一会，散了也就散了。

再见面时，他已是大三。那学期他选了《韩国史》，也就是那时，我才知道他早已立下治韩国史的志向。这倒不意外，意外的是他的韩语水平。短短两年，他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真应了那句“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他后来告诉我，《旅游韩语》只开一年，他便去外语学院旁听韩语系的课，这才没有中断学习。自那之后，每逢向人介绍他，我总笑着说：“这孩子的韩语，说得比我还好。”

大四做毕业论文，永远选了“李完用”这个题目。他爬梳大量中文报刊史料，追溯这个名字在近代中国如何从一个专称，演变为“卖国贼”的代名词。文章写得扎实又清醒，答辩时备受赞许。他向来如此，静默深耕，而后从容开花。

本科毕业，他因成绩优异保送读研，成了我指导的第一位毕业自本校的硕士生，也是第一个男生。硕士三年，我们接触多了，我才渐渐看清这青年身上的光——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更难得的是能融会贯通。有一件事我至今想起仍感动：那时我尽力为每位学生争取赴韩学习机会，可有一年名额有限，一位女生未能申请成功。永远作为我当时唯一获得资格的男生，竟主动提出将自己的机会让给她，理由很简单：“我韩语还好，可以等；她更需要这次机会。”那语气平常，却暖如春阳。

我研究韩国史，是从独立运动史起步的，也在此处用力最深。指导永远时，自然盼望他也能在此领域深耕。可他没有。他的硕士论文选了旧韩末国、汉文之争与韩国对华认识——一个跨越多领域的复杂题目。他写得漂亮，我却隐隐感到，这弟子心里有一片自己的海，不愿只在我这条河里航行。

硕士第二年，我们谈起未来。我已可带博士生，他却轻声说：“老师，我想去韩国读书。”我点头说好，随即推荐他去我的母校高丽大学，并为我当年的师兄郑泰宪教授写信推荐。郑教授很快回复，欣然同意接收，还为他争取到全免学费。永远那时一边准备硕士答辩，一边办理留学手续，却卡在签证的存款证明上。他家境不裕，一时拿不出要求的一万美元。我便将手头仅有的六万元借给他，嘱他尽快办妥手续。他抿着唇接过，没有说话，眼里却有光闪了闪。

永远赴韩前，我去首尔开会，特意见了郑泰宪教授。午后在咖啡馆，我低声对他说：“这个学生，是带着才华却没什么钱来读书的，请您多关照。”郑教授温和颔首：“等他来了，我看能否在研究项目里安排个助理职位，生活总可以维持。”我这才放下心来。那趟韩国之行，我还见了许多旧友，一一嘱托他们关照这个即将远渡求学的年轻人。

永远去了高丽大学后，我们多靠邮件往来。我去韩国时，偶尔也能在首尔见他一面，听他讲讲学业与生活。可奇怪的是，韩国近现代史学会和民族史学会的朋友，竟无一人见过他。后来才知，他没有走我期待的独立运动史方向，而是选择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韩药与韩医史，整日浸在医学史的文献与学会里。知道那一刻，我有些怅然，随即又释然——孩子总要找到自己魂牵梦绕的那条路，不是吗？

永远学成归国，我原以为以他的才学，进入复旦历史系应非难事。不料评审会上，有人认为其研究“领域过窄”，终未通过。后来他去了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在国际翻译学院教韩语。课业极重，可他从未搁置研究，很快便以优异成果晋升为副教授。2023年冬，我去珠海开会，他特意来机场接我。那晚吃饭，我们聊了很久。我劝他拓宽研究视野，他也说起明年将赴韩交流一年。临走时，我拍拍他的肩，半开玩笑说：“一要养好身体，二该成个家了。学问慢慢做，人要先好好活着。”他笑着点头，送我上车。车窗里，他立在路灯下挥手的身影，渐渐模糊在夜色里——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永远走了，也带走了那么多只有我们两人知晓的时光与对话。如今我写下这些往事，像是将散落的珠子一颗颗拾起，串成记忆的链。愿你在读他遗作时，能通过这些文字，触到一个更完整的他——那个在历史与语言之间行走，温暖、清韧、默默发光的青年。

天涯路远，明月孤云。永远，愿你安息。

（2026年4月）

用黄永远在班级纪念册中留下的一句话制作而成的纪念书签。设计：李廷青、韦梦夏

以学术之心，照澈殖民近代

郑泰宪（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名誉教授）

作为突遭不测、英年早逝的黄永远教授的导师，未及亲见弟子彰显其学术成就，却要为其遗作撰写追思序言，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颠倒顺序，令我内心溢满悲凉与怜惜之情，数度提笔，竟至艰难。

白驹过隙。我与正在筹备硕士论文的黄永远君的初次相识，记忆中应当是在2012年前后。彼时我率领研究生依托BK项目访问上海复旦大学，并在双方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他相遇。当时，即便其导师孙科志教授未对其作特殊引荐，这位年方二十中旬、眼神坚毅且聪慧过人的青年，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此为契机，次年他考入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得以延续。

永远君不仅具备极高的语言天赋，其韩国语之熟练程度令我惊叹，更兼具卓越的科研潜质。他仅用时六年便成功取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为《日据时期朝鲜汉医界与汉医学的殖民现代性》，2019年2月），并于同年受聘为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学成归国。在他赴中大履新后不久，曾与我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在韩国政府或相关基金的资助下在韩国出版该部著作，并请我推荐符合资助条件的学术出版机构。

此后，获悉他一直在与出版社保持紧密沟通，反复进行稿件的增删与润色。闻悉本书最终得以付梓，多得益于医学史研究领域诸位同仁及前辈的大力协助。令人痛心的是，他的肉身已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在韩国学术界所播撒的学缘与人格魅力，给予了生者极大的慰藉。

本部著作是一部从历史学视角切入，将日据时期汉医（药）界的抗争历程与历史脉络划分为四个演进阶段进行宏观考察的宏篇巨著。黄教授对各阶段历史分期的理论建构如下：

第一阶段（1876~1910年）：此阶段处于日韩合并之前。在“西医东渐”与殖民地化浪潮所导致的汉医学边缘化进程中，汉医界开启了建制化与组织化进程，并初步凝聚了内在的向心力。

第二阶段（1910~1928年）：在殖民当局实施的“医生制度”规制下，汉医界虽在西方医学的霸权话语体系中沦为从属地位，但为了拓展汉医学的生存空间，开展了防御性的策略应对。

第三阶段（1928~1937年）：汉医界对本土医学的独特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与理性自觉，这一时期具有鲜明的重塑汉医学主体性的特征。

第四阶段（1937~1945年）：汉医界通过共享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东洋医学”宏大叙事，并充分利用战时“后方保健”政策，积极开展了汉医学的复兴运动。

19世纪末，日本作为最晚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国家，通过对欧美近代医学的引介，后发性地习得了“洋医”的“政治学”形态。在此过程中，日本在与先期进入朝鲜半岛的西方传教士展开竞争的同时，还将近代西方医学包装为“恩赐”，使其沦为推行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然而，在此之前业已具备完备理论体系并在朝鲜社会根基深厚的汉医学，面对日本当局在教育与制度层面的排挤与淘汰政策，展开了坚韧的抗争与策略性妥协。他们通过捕捉西方医学在实际运行中的局限性与盲区，不断培育自身的生命力与环境适应力，极力扭转被定义为“边缘性存在”的被动处境。

黄教授并未将备受压迫与扭曲的日据时期汉医界简单地视作“单纯被压迫的客体”。相反，他将其置于特定时期、具体历史语境及焦点事件中，置于“冲突、紧张、协商、妥协、同床异梦”等多重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网络中进行全方位考察。进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汉医界为了蜕变为现代医疗体系的合法一员而展开的激烈的自我革新（历史连续性）。亦即，他通过引入“殖民地现代性”这一核心阐释工具，系统阐释了汉医界如何通过“组建学术团体、吸纳西方医学谱系、与殖民权力技术展开博弈”等能动性实践来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动态历史过程，并由此探讨了这一历史进程如何为汉医学在半岛解放后成为韩国现代医疗体系的重要一极奠定了基础。

相较于西方医学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汉医领域的史学研究不仅在数量上相形见绌，且直至21世纪初，学界的探索仍多局限于通论性概述、个案人物评传以及医生名录的资料整理阶段。像本书这样深入的分析，在医学史学界乃至整个历史学术界都尚处于起步阶段。

仅就此书为该领域研究奠定开创性基石这一点而言，其学术意义重大。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期间，受邀作为校外评审委员的申东源教授与朴允哲教授，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学术指导，极大地提升了该论文的学术成熟度。在此，向两位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永远君在后期修改润色阶段，想必也为了消化吸收两位专家的真知灼见而付出了巨大的学术心智。

如今遗著已然付梓，或许真的到了向他作最后道别的时候了。

我想，我那挚爱的弟子黄永远君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自己的学术心血时，定会如他在生前那般，绽放出清朗而灿烂的笑容。

（2026年5月）

黄永远（中）作为高丽大学博士毕业生代表接受校长（左）颁发的学位证书（图片来源：李廷青）

中韩学术交流的桥梁——《为殖民地诊脉》卷首语

辛圭焕（高丽大学女性医学史研究所长）

本书作者黄永远教授，1987年4月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201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2013年取得该校硕士学位后负笈韩国。2019年2月，他凭借学位论文《日据时期朝鲜汉医界与汉医学的殖民现代性》于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受聘为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朝鲜语系助理教授。2024年8月，正值其公派访学期间，黄教授重返韩国筹备博士论文出版事宜，却不幸因突发脑出血而英年早逝。

本书最初曾作为本人在大邱大学任教期间为医学史学者策划的“医学史研究丛书”中，继我的著述之后计划出版的第三部作品。在本人调任高丽大学医学院履新后，希望将该出版规划以“高丽大学医学史丛书”之名继续推进，黄教授亦欣然同意并签署了出版合同，未曾想生前竟未及亲见其学术结晶之问世。鉴于其溘然长逝给周遭学界同仁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惊与悲痛，在治丧期间，各方自然无暇就文稿的出版事宜展开磋商。此后，在向家属致以慰问的沟通过程中，我询问是否知道黄教授生前正准备博士论文出版事宜，并请求家属协助确认其笔记本电脑中是否留存有相关文稿。历经数月沟通，终于在2025年12月底，出版社告知我已经接收到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李廷青助理教授发来的珍贵原稿电子文件。

我与永远君的初次相识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在医疗历史研究会月例学术研讨会过后的餐叙中，他是一位腼腆内敛的青年学者，讷于言辞，当时以不擅饮酒为由委婉且郑重地谢绝了敬酒。此后，他作为研究助理加入了我的课题组，我们曾共同深入中国腹地开展田野考古与历史考察。这段宝贵的治学旅程，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极大深化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学术理解与默契。在受聘为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后，他作为课题组成员，深度参与了本人主持的“近代东亚公共医疗与国家权力”这一课题，其研究视阈亦从早期的汉医学进一步拓宽至细菌战、狂犬病防治、女性医学教育等多元化历史议题。他极具学术敏锐度，擅长发掘此前历史学界尚未关注的边缘议题，并深刻阐发新史料背后的历史学脉络，充分展现了一名优秀研究者的学术典范。

黄教授作为学者所展现出的卓越禀赋之一，在于其卓越的语言能力。即使置身韩国人之中也难以察觉其外国人身份，甚至在学术论文的书写上，其遣词造句较之韩国本土研究者也更为精准与娴熟。这一语言优势与深厚的学术积淀，在众多中韩交流的学术会议上尤为突出。此类会议涵盖古今东西医学交流的各种专业主题，专业术语密集、内容深奥，常连专业口译员都难以准确传达。而黄教授的深度参与，使得双边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在准确性与学术深度上得到了质的提升。他不仅承担口译任务，还从不推辞论文翻译等繁琐工作，且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对深化中韩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乃是由黄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经系统修订润色而成的学术结晶。他在书中极力避免仅从“日帝压迫—民族抵抗”的二元对立视角来理解日据时期汉医学的地位。相反，他重点聚焦于汉医界为了寻求生存与现代性转型而展现出的自发性与主体性应对。他强调，在日本帝国主义主导的以西医为中心的殖民医疗体系中，汉医界虽时而与殖民权力发生冲突，但更多时候通过协商与妥协不断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他也试图从这种坚韧的生命力与主体性实践中，探寻半岛光复后汉医学得以迅速在韩国社会扎根的深层背景。

最后，谨向参与本书校阅工作的金振赫、卢成龙博士致以深切谢意。同时，也向为寻找本书原稿而倾注心力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李廷青助理教授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向为送黄教授最后一程的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郑泰宪教授及研究生们、医疗历史研究会会员、大韩医史学会会长朴允宰先生与会员们、韩国生态环境史学会会长金文基先生及会员们、成均馆大学东亚历史研究所所长吴瑅渊先生及同仁们、庆熙大学韩医学院车雄锡教授及同仁们表示诚挚谢意。这位备受医学史领域瞩目与期待的年轻学者，这位中韩学术交流的坚实桥梁，他的离去无疑是中韩两国研究者共同的重大损失。一想到再也无法见到这位如此才华横溢的学者，心中愈发感到惋惜与沉痛。

（2026年春）

黄永远印（图片来源：李廷青）

遗作出版背后的故事

李廷青（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

黄永远博士，1987年生于中国浙江温州，先后在复旦大学取得学士与硕士学位，之后赴韩国高丽大学深造，于2019年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黄博士任教于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韩语系，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韩国近现代史、韩国医学史等。2024年8月，黄博士在韩国访学期间因病离世。

黄永远博士离世后，我和他的许多师友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帮他整理出版博士学位论文。我既是黄博士在复旦大学的同门后辈，也是他在中山大学的同事，因此我们共同的硕士导师孙科志教授在征得黄博士家属的同意后，嘱托我全权负责推进这次出版的相关事宜。随后，在黄博士家属的授权下，我与黄博士的同乡好友、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李彬彬老师多次努力，尝试在黄博士生前使用的电脑与移动硬盘中寻找其博士学位论文原稿或修订稿，最终仅找到原稿。

起初，我们并不清楚黄永远博士本人是否已有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的计划。在他的电脑和移动硬盘中，我们未找到相关的出版协议，也无法登录他的电子邮箱核实相关情况。后来，在黄博士生前供职的中山大学韩语系范秀慧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查到他与韩国历史空间出版社签订的一份书籍出版协议。该协议签订于2020年12月，当时黄博士暂定书名为《身体的战争：日据时期朝鲜医生与汉医学的近代化》，并与出版社约定于2021年10月31日前提交书稿。

我随即与黄永远博士的友人、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韩国籍教师宋佳彬老师一同联系了韩国历史空间出版社，以确认黄博士是否已提交书稿。得到出版社尚未收稿的答复后，我们再次翻查了黄博士的电脑与移动硬盘，依旧未能找到相关书稿。经共同商议，我们决定直接以黄博士201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原稿《일제하 조선 한의계와 한의학의 식민지적 근대（日据时期朝鲜汉医界与汉医学的殖民现代性）》作为书稿出版。

出版社收到学位论文原稿后，联系了曾与黄博士合作开展学术研究、任教于高丽大学的辛圭焕教授，最终在辛教授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论文原稿的校订工作。本书现用的韩文书名亦由辛教授拟定，汉文书名则由我与李彬彬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戴琳剑老师共同商定。今年4月底，拿到出版社发来的一校稿后，我联系了黄博士的硕士与博士导师，邀请两位为本书作序，他们均欣然应允。在此，由衷感谢为本书的出版无私付出的各位师友！

黄永远博士述作颇丰，其研究成果亦得到中韩学界的广泛认可。为此，我们正着手整理他生前已刊及未刊的文稿，计划年内由台湾秀威资讯出版社集结出版。我们希望以这本迟来的论文集，纪念黄博士短暂却熠熠生辉的学术人生，也愿他的研究成果能够继续推动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现将我与李彬彬老师以及以赵甜甜老师为代表的中山大学韩语系师生共同整理的黄永远博士学术论文目录附于文末，以供参考。

（2026年5月5日）

黄永远博士所撰论文目录

2024年

1、《女之為醫：夏葛醫學院與近代中國女醫職業的在地化》，《婦女研究論叢》2024年第4期（中文）

2、《韓國學界有關二戰時期日本強制動員問題研究述評》，《當代韓國》2024年第1期（中文）

2023年

1、《전시체제기 일제 한의학 정책의 변화-제국적 연관의 시각을 중심으로-（戰時體制下日本的漢醫學政策：以帝國聯動的視角為中心》，《東北亞文化研究》第77輯，2023年（韓文）

2、《의학, 상업 및 성- 일제시기 보약소비와 한약의 표상화（醫學、商業與性：日帝時期的補藥消費與漢藥的象徵化）》，《延世醫史學》第26卷第2號，2023年（韓文）

3、《歷史認識爭端與日韓關係:以強制動員為中心的考察》，《時代人物》2023年第25期（中文）

4、《飼育的政治：近代日本的狂犬病防疫與人狗關係的形塑》，姚建紅主編：《東西方相遇與現代醫學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中文）

2022年

1、《사육의 정치:근대 일본의 광견병 방역과 인간・개 관계의 재편（飼育的政治：近代日本的狂犬病防疫與人狗關係的形塑）》，《醫學史》第31卷第3號，2022年（韓文）

2021年

1、《日據時期朝鮮與中國的藥材貿易初探》，《海交史研究》2021年第2期（中文）

2、《국경을 넘나들던 친일파 — 이완용과 근대 중국의 매국노 담론(1905~1945) (越境的親日派：李完用與近代中國的賣國賊論述(1905-1945)》，《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90輯，2021年（韓文）

3、《근대 중국 사회의 ‘위안부’ 제도 인식과 서사（近代中國社會的慰安婦制度認識與敘事）》，《史林》第78號，2021年（韓文）

2020年

1、《近代東亞的醫生：古城梅溪的生涯及其在清與朝鮮的活動》，《東北亞文化研究》第62輯，2020年（中文）2、《醫學與女性的社會地位變化之關係：近代韓國女醫職業的形成（1876-1945）》，《婦女研究論叢》2020年第3期（中文）

3、“‘Medicine of the Grassroots’: Korean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and Consump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29(1), 2020.（英文）

4、《掀開“聖殿”的帷幕：韓國新天地教會探秘》，《澎湃新聞》2020年2月29日

2019年

1、《근대 중의학 지위 부침의 정치학과 중의학의 변화（近代中醫學地位沉浮的政治學與中醫學的變化）》，《醫療社會史研究》第4輯，2019年（韓文）

2、《중국 근대의학의 기원을 말하다(더전의 일대기: 한 영국 선교사와 청말 의학근대화 에 대한 서평)（中國近代醫學的起源：評高晞）》，《醫療社會史研究》第2輯，2018年（書評）（韓文）

2018年

1、《일제시기 한의학 교육과 전통 한의학의 변모 -한의학 강습소를 중심으로-（日帝時期朝鮮的漢醫學教育與傳統漢醫學的嬗變：以漢醫學講習所為中心）》，《醫史學》第27卷第1號，2018（韓文）

2017年

1、《가려진 의생단체의 모습-일제시기 동서의학연구회를 다시 보다（被掩蓋的醫生團體：日帝時期朝鮮東西醫學研究會再探）》，《史林》第59號，2017年（韓文）

2、《명청시대 의사와 지역사회: 강남지역 유의를 중심으로（明清時期的醫生與地域社會——以江南地區的儒醫為中心）》，《延世醫史學》第20卷第1號，2017年（韓文）

2016年

1、《개혁개방이전중국에대한북한문화의영향력: 1950∼70년대 중국의 북한 영화 수입을 중심으로（改革開放前朝鮮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以1950-70年代中國輸入的朝鮮電影為考察中心）》，《東方學志》第177號，2016年（韓文）

2、《만주국의 조선 주재 영사관 설립과 교민 관리에 대한 일고찰（偽滿在朝鮮的領事館設置與僑民管理初探）》，《東北亞歷史論叢》第52輯，2016年（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