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颗人头递进京，百姓进京告状，八名士兵割二十七具尸体冒功|乡勇|士兵|总兵|明军|流寇|百姓

崇祯八年，明军尤弘勋部在山西五台县康家沟一带剿流寇，获得了斩级47颗的大捷。按大明条例，兵部塘报走程序，崇祯朱由检批红嘉奖，赏格按老规矩走，一颗脑袋五两银子，将校凭级数叙功。

结果捷书入京，随之而来的居然是当地百姓不远千里来部里告状，告明军杀良冒功！

几个五台县老百姓由一个叫李大保的领头，背干粮卷铺盖，一路啃冷饼子走到京师，把状纸拍在兵部堂上，那四十七颗脑袋，二十颗是流贼，二十七颗是我们康家沟的活人，被你们明军当猪羊宰了请功！

这还了得，崇祯都知道了此事，立刻下旨要求彻查。

北京兵部没有结果，崇祯下旨发回山西再审。一审场面相当黑色幽默。原告咬死“活杀良民”，有无头尸身对着。被告白加友等军丁一开始嘴硬，说战场混乱不辨良贼，算误杀。

审着审着，原告突然改口了，不是杀活人，而是明军割了流寇先杀掉的死尸脑袋充数。被告也顺坡下驴，认了“割尸”冒功。于是皆大欢喜，当地官府就按这个思路审完，报到巡抚吴甡那里，吴甡全盘认可。

巡按御史叶绍颙翻招状直皱眉，立刻指出为何原告前后如此不同?

“但据原告李大保等结称‘妄杀良民’，白加友等辩称对敌斩级，对审口词无异。何一经驳勘，则改为割死尸之级也？”于是将招状发回重审。但是再审再报，仍旧是这一套“割尸”的话术。叶绍颙也不好再坚持，只得草草结案。

他心里门儿清，这是两边被摆平了。

叶绍颙没法子，按“残毁他人死尸”律轻判，八个当事军丁充军附近，本来就是军户，等于换了个卫所吃饭。

三个小军官以“不核首级来路”杖一百，神奇的是，此时三个小军官“立刻”都掏出了一本《大诰》，于是“大诰减等”，减为杖九十，又准赎银，于是每人交赎银四两五钱（大概是每十杖折抵五钱），完事。至于你说当兵的为啥随身带着《大诰》，咱不知道，也不敢问。而总兵尤弘勋此时已经坏了事（估计是打了败仗），另案处理，此案不做处罚。

一条人命，到最后折价四两五钱，还带“大诰减等”的优惠券。

坏是常态，而是明军坏得已经不挑对象了。康家沟那二十七个人，不是青壮流民，是村坊里刨食的平民。军丁敢杀，是因为首级就是钱，活人比死贼好逮；百姓敢告，是因为真有无头尸搁在那儿，且敢于追到京里递状。可告到最后，凶手没掉脑袋，改口供改得比短视频剧本还快。

同一时候的陕西更直白。崇祯四年韩城，副总兵赵大胤报斩贼五十级，御史一核，妇孺之首三十五。延绥总兵杜文焕更熟这套生意，崇祯三年在延安杀良民十八户，绥德杀九十三岁史大等数十人，攻莲华寨宰村民报功，部将李重荣在延州杀了曹孟孝等男妇一百九十九口，知县王道行哭告按察使李天经，陕西巡抚吴甡上疏弹劾，兵科给事中魏重润接着补刀。杜文焕次年罢官。河南商丘街头，明军提刀追平民。

明军杀了27个老百姓，老百姓就告状告到北京，案子审了两年，并给予了一定惩处，这一票明军亏死了。换了清军，别说杀27个百姓，就算杀2万7，也是小菜一碟，你老百姓哪里告状去？

崇祯年间的明军总兵尤世禄，嫖个娼被衙役追捕、御史弹劾，搞得灰头灰脑。清军有这顾忌？直接抓几十个民女，剥光衣服手脚用铁钉钉在门板上，随意奸淫虐杀，你到哪里告状去？有谁管？

明军怕不怕老百姓？怕，但不是怕打架打不过，是怕被告、被查、被扣饷。卫所军户散在民间，屯田和民田插花，明末直豫晋交界濬县、滑县一带，军户和民户争水争地争坟树，天天打官司。

军户告民户占屯地，民户告军户纵牛吃苗，军丁殴了民人，民人反过来告到县衙要验伤。卫所兵平时就是邻村二哥，脱了甲下地种蒜，穿了甲进县衙耍横，地方官判词里常写“军民杂居，词讼相牵”。这种怕，是“你敢告我敢拖，你告到府里我哥们在卫里”的怕，不是“不敢抢”的怕。

一旦碰上组织起来的民，明军是真怂。崇祯十五年徽州祁门那出，比五台县更惊心。凤阳总督马士英派妹夫李章玉带贵州兵东调，八百余人过祁门，安置城外祠堂。这帮人军纪涣散，强占民房、拦路劫物、还杀伤了当地百姓。祁门乡勇、民壮和县城守兵攒到一起，把这队官军围了。混战下来一百九十多明军毙命，六百多匹马被夺，李章玉上疏叫屈。兵部第一反应是按“误伤友军”和稀泥，让徽州赔马了事；徽州府直接回怼：杀的是贼，不赔。案子捅到崇祯那，先要严办“暴民”，徽州籍官员金声顶回来：你们黔军不走池州大路，钻徽州山里，先抢先杀，乡勇自卫有啥罪？崇祯转舵，改“从宽”，最后象征性办几个乡勇，马士英倒贴点银子给祁门百姓，完事。

五台县那四十七颗脑袋，二十七颗假，最后换八个军丁换防、三军官交四两五银子。祁门一百九十多具明军尸首，换兵部一声“不究”。赵大胤那三十五颗妇孺头，溶在“贼掠如梳兵掠如剃”的民谚里。这些数字不悲壮，也不英雄，就是明末军功账本上的折旧。明军当然不是人民的军队，它甚至不算自己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