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回顾展今开幕，怀念这位真实质朴的“怪老头”|上海美术馆|中国画|人物画|先生|回顾展|方增先|油画|画家

知名画家、上海美术馆原馆长方增先（1931—2019）是浙派人物画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也是当代海派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8月10日，“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将在上海美术馆0米层对外展出，呈现方增先中国画、书法、油画、雕塑、水彩及手稿等作品近400件（套），也是迄今规模最大、学术梳理最为完整的方增先回顾展。《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特刊发方增先老同事、知名画家、上海美术馆原执行馆长李向阳的追忆文章。

一眨眼，方增先先生离开我们七年了。七年来，任时光飞逝，他音容宛在，好像从未离开过一样，时常出现在我们身旁。每念及此，我的心底总会卷起一阵波澜，既为那场异常低调的告别仪式感到困惑，也为自己未能在他清醒时与他说点什么而深深地自责。因为，我认为，如何面对一位逝者，不仅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态度，更关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画家、上海美术馆原馆长方增先在上海美术馆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在他的病榻前。那天，听说先生身体不好，我和徐磊匆匆赶去医院。万万没想到的是，眼前的他，已经没有了意识，已经完全不是我熟悉的样子了。他须发凌乱，面庞浮肿，浑身插满了管子，那只从被窝里露出来的曾经是开宗立派、书写历史的手，肿得透亮，手指头就像一根根被冻坏了的胡萝卜。我呆呆地伫立在先生的床前，心如刀绞，手足无措，几次掏出手机想记录下这个镜头，又把手缩了回来，脑海中叠映出许许多多的陈年往事。

1993年至2005年，我在上海美术馆任职，有幸在先生身边，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为难忘的十二个春秋。先生为人为艺的点点滴滴，无不体现出豁达的胸襟和高尚的品格，亦师亦友，如父如兄，勉励着我砥砺前行。

初识先生，觉得他是个不好伺候的怪老头，少言寡语，不合时宜。处久了，才感受到他的质朴与宽厚。记得我到任不久，先生约我谈过一次话，直言心情不好，想跟我交换一下意见。原来，在宣布我任美术馆支部书记兼执行馆长的全体员工大会上，局领导的话讲得太直白了，说，老方，你还是馆长，但是虚的，李向阳是执行馆长，是法人，实的。因此，先生郁闷了。我向他解释，局领导的本意是照顾您的身体，可以让您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学问，您还是馆长，我只是执行，您发号施令，我冲锋陷阵。再说了，我是看着您的画长大的，能与您共事，不知道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还是这辈子撞上的运气，我怎么会、又怎么敢对您老有半点不恭不敬呢。我接着说，方馆长，我刚从部队转业，初来乍到啥都不懂，今后还得仰仗您多批评、多指点啊。打那以后，先生好像真的轻松了起来，鸡毛蒜皮不管，大政方针不放，还经常在选人用人时提醒我，这个人不好，太自私，那个人可以，大胆用。不管是在仙乐斯广场的旧址，还是搬到了跑马厅的新舍，办公室换来换去，我俩的办公桌始终挨在一起，他从来没有因为办公桌的位置或朝向提过一个不字，任我折腾。

作者李向阳（左一）与方增先（左二）在上海美术馆

先生是个平和散淡的人，洁身自好，离群索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印象。虽说美术馆员工不多，但成分复杂，所以对先生的称谓也五花八门。年纪与他相仿的直呼其老方，年轻点的都叫他馆长，搞专业言必称方老师，而经常与他有来往的，后来都喊他老爷子。他会将领导和权贵拒之门外，也会把学生和下属请进客堂，一肚子草根心肠。大家都知道，他对自己的作品看得很紧，却不一定晓得他身边那几位走的近点的同事包括司机，都得到过他的赏赐。

我也先后收到过先生的墨宝，一幅是他自己写的田园诗的书法，另一幅是六尺斗方的牧牛图。让我受宠若惊的是，作品是由先生装裱后配上框，亲自捧到我家的。望着画中的牧童，再看看题款中的“孺子牛”，我扪心自问，这是先生对我的告诫，还是鞭策？有一次，我偶然翻出一摞子多年前画的连环画稿的照片，先生见了，突然抬起了眉毛，问我说，你画的？我说是的，先生说你很会画嘛，画得很好。稍顷，他继续说道，有时间还是要多画画，工作嘛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学会无为而治。至今，我都感念着先生的鼓励和教诲，只是因为天分不足、脾性难改，总也学不会无为而治，因而几乎扔了画笔。

先生不坐班，但需要时总会到场。他多次为年终总结联欢会送来字画供员工们摸奖，兴起时，还会与大家干上几杯。我说老爷子，看来你的胃没事，起码不是器质性毛病。他朗朗一笑：好像医生也这么说。先生的家在新桥镇的百佳花园，除了两栋我说不出是啥风格的房子外，里里外外弥漫着乡野气息，客厅中是家乡老门板围成的墙，花园里是家乡运来的菖蒲草、马尾松，就连给菜园浇的肥，也是自家产的。先生喜欢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真实、朴素、有机的世界。

《粒粒皆辛苦》

先生是一个内心强大、思维敏捷、勇往直前的人，虽然体态羸弱，眼中却始终闪着光。他24岁就因为《粒粒皆辛苦》成为了“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一路走来，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方的最高奖项。他提出的“结构素描”理念，成功融合了西方素描与中国笔墨，解决了中国人物画造型与笔墨结合的关键难题，而那本薄薄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几乎成了当年习画者的必备法典。按理说，到了这个份上，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坐享其成、颐养天年了，可他偏偏不安分，偏偏要不断地求新求变，在朝圣的路上苦苦前行。我不懂中国画，不敢与先生谈艺论道，但我真心喜欢他的作品，尤其喜欢他跳出了所谓的浙派人物画的囹圄之后，将积墨法用于人物画的那些新作。我曾久久地站在那件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和首届齐白石奖的《母亲》前，感受着一种不同于传统文人审美情趣的令人肃然起敬、荡气回肠的力量，那是自然的力量，那是生命的力量，那是排山倒海、开天辟地的神灵的力量。

方增先《白描苏东坡》（1991年）

先生又是个潜心笃志、行稳致远的人，是上海美术馆及上海双年展的精神领袖，他的智慧、勇气和担当，是我们无往而不胜的压舱石、定盘星。先生一生求变，但不疾不徐，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从不玩什么花拳绣腿、沽名钓誉。记得他好几次想为自己办展览、出画册，到头来却取消了计划，推翻了方案。旁人说他患得患失，太算计，我倒觉得这才是抱朴守真、淡泊名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才有了“上海双年展”的诞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和态度，才有了“上海双年展”的从无到有、从实验走向成功。

先生多次跟我讲，其实对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有些作品他也看不懂，但是不能因为看不懂就不去关心，不去研究，起码，它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全社会都在讲现代化，艺术也需要现代化。而随着双年展装置作品、影像作品越来越多，审查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越来越复杂。先生又说，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也不复杂，评判的唯一标准，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得过去的，就过，看不过去的，就撤，不必去纠缠那些搞不懂的理论和概念。三言两语，就为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昭示了我们举办双年展的信心和立场。先生总是以最简单、最朴素的话，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虽云淡风轻，但振聋发聩。

方增先对上海双年展的回忆

1996年3月，距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开幕不到一个月，签好合同为展览募集资金的公司突然倒闭，走投无路之际，是先生带着我去找了市领导，化解了燃眉之急。开幕前夜，我陪着旅法华裔艺术家陈箴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先生不放心，一遍遍来电话询问，关心完作品的情况，又问起陈箴的身体，都后半夜了，还要从家里赶来。我当然没有允许，因为再过8小时，他要上台主持开幕式。第三届上双《海上·上海》开幕后，由于个别蹭热度的所谓外围展的不合作方式，我们遭遇了极大的误会和猛烈的围攻，形势一度十分严峻。在先生的指挥下，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了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及时调整了工作团队，邀请许江出任了上海双年展学术委员会主席，由此，上海双年展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阳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