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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欧内斯特·贝克尔有其宏大的理想，他认为“知识之所以处于无用的过度生产状态，原因之一是知识散落在各处，以千百种竞争的声音传播。那些微不足道的片段被过分夸大，而重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见解却要乞求周围人的关注”。他要做的是那个把片段整合在一起的人，他说“时机已经成熟”，而他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
《死亡否认》就是他站在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奥托·兰克这些人的创造性思考之上，他所理解的“现代心理学的精髓”：为了不被由于必死性带来的恐惧压垮，人类发明了“英雄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实际上就是一套约定俗成的“象征性不朽”体系。通过投身于某种大于自身的事业（如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或家族传承），个体试图在象征层面上战胜肉体的死亡。我们将自己视为这个宏大剧本中的主角，通过构建个人的“不朽工程”来获得安全感。因此，所谓的“自尊”，其实就是个体感觉到自己在这一文化幻觉体系中是有价值的、是胜利的。
“这本书是为我的学术灵魂求得安宁，是为我的思想求得赦免；我觉得这是我第一部成熟的作品”。如贝克尔所愿，这本书获得 1974 年普利策奖。
经出版方“望mountain”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第一章
人性与英雄行为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提出一些概念来帮助人们理解自身的困境；人们热衷于追求重要思想，渴望简化不必要的复杂知识。有时这会导致一些弥天大谎，这些谎言能化解紧张局势，让人们只需一些自圆其说的理由就能轻而易举地采取行动。但这也导致人们逐渐远离那些能够帮助了解自身处境、告诉问题真正所在的真相。
长久以来为人所知的一个重要真理便是英雄主义这一理念；但在 “正常” 的学术时期，我们从未想过要大肆宣扬它，或将其作为核心概念加以利用。然而，大众的头脑始终明白它的重要性：正如威廉・詹姆斯—他几乎涉猎了所有领域—评论的那样：“人类对现实的共同本能……一直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一个英雄主义的舞台。”不仅大众普遍明白这一点，各个时代的哲学家也都明白，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文化中，爱默生和尼采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然为他们感到振奋：我们喜欢被提醒，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核心使命，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做英雄。
一种看待马克思以来的社会科学和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学的整体发展的方式，是说它们代表了对人类英雄主义问题的详述和澄清。这一观点为我们的讨论奠定了严肃性基调：我们现在有了真正理解英雄主义本质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科学基础。如果“人类对现实的共同本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已经取得了以科学方式揭示这一现实的非凡成就。
理解人类英雄主义冲动的一个关键概念是“自恋”。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个观点是弗洛伊德伟大而持久的贡献之一。弗洛伊德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重复希腊神话中纳西索斯的悲剧：我们无可救药地专注于自己。如果说我们会关心什么人的话，那通常首先是我们自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运气就是被箭射中的是你旁边的人。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并没有改变人类基本的自恋；大多数时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可行的运气定义。这是自恋的一个更卑劣的方面，我们觉得除了我们自己，几乎所有人都是可以牺牲的。正如爱默生说的那样，即便世上再无他人，我们也应做好准备，凭借自身之力重造整个世界。这种想法让我们感到害怕；我们不知道没有他人我们该如何应对 — 然而从根本上说，基本的资源就在那里：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能够独自应付，只要我们能像爱默生所期望的那样相信自己。即便我们内心并未感受到这种信任，但只要我们还有一丝力气，哪怕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大多数人都会拼尽全力活下去。即便我们的头脑因这种想法而畏缩，我们的机体也已准备好独自征服整个世界。这种自恋心理正是让士兵在战争中义无反顾地冲向枪林弹雨的原因：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会死，只是为身旁的战友感到惋惜。弗洛伊德对此的解释是，潜意识里没有死亡和时间的概念：在人那个生理化学的、内在有机的隐秘深处，他觉得自己是不朽的。
这些观察结果都不意味着人类的狡猾。人类似乎无法“忍住”自己的自私；这似乎来自人的动物本性。经过无数岁月的进化，生物体必须保护自身的完整性；它有自身的生理化学特性，并致力于维护它。这是器官移植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机体会对异物产生排斥反应，即便那颗新的心脏能维持其生命。原生质自身保护着自己，滋养着自己，对抗世界，对抗对其完整性的侵犯。它似乎很享受自己的脉动，向世界扩张，并吞食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赋予一个既看不见又听不见的生物自我意识和名字，让它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并且能有意识地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你就造就了自恋。在人类身上，生理化学特性，以及力量感和活动感已经是自动自觉的了。
于人类而言，适度的自恋和自尊，与基本的自我价值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主要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那里了解到，人最需要的是在自尊中感到安全。但人并非只是一团盲目游荡的原生质，而是有名字的生灵，生活在充满象征符号和梦想的世界里，而不仅仅是物质的世界。他的自我价值感是通过象征性的方式构成的，他所珍视的自恋以象征符号为食，以一种抽象的自我价值观念为食，这种观念由声音、词语和图像组成，存在于空气里、脑海中，以及纸面上。这意味着人类对于有机活动的自然渴望，以及融入和扩张的愉悦，可以在象征领域得到无限满足，从而获得不朽。单一的有机体可以在不移动肢体的情况下扩展到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即便在奄奄一息之际，它也能将永恒吸入自身。
童年时期，我们看到争取自尊的努力表现得最为明显。孩子毫不羞怯地表达自己最需要和最想要的东西。他整个身体都在大声宣告着其天生自恋的诉求。而且这种诉求会让相关成年人的日子不好过，尤其是当有几个孩子同时争抢无限自我扩张的特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意义”时。我们不能对这个术语掉以轻心，因为这正是我们讨论的方向。我们喜欢随口谈论“兄弟姐妹间的竞争”，仿佛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某种副产品，是那些被宠坏的孩子身上的一点竞争心和自私，他们尚未养成慷慨的社会性情。但它太具吞噬性和无休止了，绝非偶然，它表达了人这个生物的本质：渴望脱颖而出，成为造物中的唯一。当将天生的自恋与对自尊的基本需求相结合，你就会造就出这样一种生物，他必须觉得自己是具有首要价值的存在：在宇宙中居于首位，自身代表着整个生命。这就是通常孩子每天与兄弟姐妹痛苦斗争的原因：孩子无法容忍自己处于次等地位或被贬低，更别提被排除在外。“你给了他最大的一块糖！”“你给了他更多的果汁！”“那么，再给你一点。”“现在，她得到的果汁比我多了！”“你让她在壁炉里生火，而不是我。”“好吧，你点燃一张纸。”“但是这张纸比她点燃的那张纸要小。”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个通过象征方式获得自身价值感的动物，必须仔细将自己与周围其他动物做比较，以确保自己不会处于劣势。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是反映人类基本境况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说孩子们恶毒、自私或霸道，而是因为他们如此公开地表达了人的悲剧命运—人必须拼命证明自己是宇宙中具有首要价值的对象；他必须脱颖而出，成为英雄，为世界生活做出最大贡献，表明他比任何事情或任何人都重要。
当我们认识到人渴望成为英雄是多么自然，这种渴望在其进化和生物构成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孩童时期又是多么明显地流露出来，那么我们大多数人有意识地对自己真正想要和需要的东西表现得如此无知，就显得更加奇怪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在现代，英雄行为似乎对我们来说太大了，或者我们对它来说太小了。告诉一个年轻人他有资格成为英雄，他会脸红。我们用银行账户上堆积的数字来掩饰内心的挣扎，以此在私底下彰显自己英雄般的价值感。或者在社区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家，一辆更大的车，更聪明的孩子。但无论我们如何用更狭隘的忧虑来掩饰，内心深处仍隐隐作痛，渴望那份宇宙级的独特。偶尔有人承认自己把英雄主义当真，这让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不寒而栗，就像美国国会议员门德尔・里弗斯那样，他为军事机器拨款，并宣称自己是自尤利乌斯・恺撒以来最有权势的人。我们或许会对恺撒及其效仿者那种粗俗的世俗英雄主义感到不寒而栗，但过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社会构建其英雄体系的方式和它所允许扮演英雄角色的人。英雄主义的冲动是自然的，承认它是诚实的。对每个人来说，承认这一点可能会释放出被压抑的力量，从而对现有的社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事实是，社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体系，一个由地位和角色、习俗和行为规范构成的结构，旨在成为世俗英雄主义的载体。每个脚本都是独特的，每个文化都有不同的英雄系统。因此，人类学家所谓的 “文化相对性” 实际上是世界各地英雄体系的相对性。但每一种文化体系都是对世俗英雄主义的戏剧化表现；每个体系都为各种层次的英雄行为设定了角色：从丘吉尔、佛陀这种“高层次”英雄主义，到煤矿工人、农民、普通牧师的“低层次”英雄主义；还有那些布满老茧的劳动之手，在饥饿和疾病中引领家庭前行所缔造的平凡、日常、质朴的英雄主义。
无论文化英雄体系是坦率地充满魔法、宗教色彩且原始，还是世俗、科学且文明，这都无关紧要。这仍是一个神话般的英雄体系，人们在其中服务，是为了获得一种主要的价值感、一种宇宙级的特殊感、一种对创造的终极有用感，以及一种不可动摇的意义感。人们在自然中开辟一方天地，建造能体现人类价值的建筑来获得这种感觉：一座庙宇、一座大教堂、一根图腾柱、一座摩天大楼、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人们满怀希望并坚信，人类在社会中所创造的事物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它们超越死亡与腐朽，人类及其创造物共同见证了这一点。当诺曼・O.布朗说，自牛顿以来的西方社会，无论它自称多么科学或世俗，仍然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是“宗教性的”，他的意思是：“文明”的社会是一种充满希望的信念和断言，认为科学、金钱和物质财富使人类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宗教性的和英雄式的，但又都面临着虚幻和错误的危险。
那么，人能问自己的最重要问题就只是：他对自己为获得英雄感而做的事有多清醒的认识？我认为，倘若人人都坦承自己渴望成为英雄，那将会是一次毁灭性的真相大白。这会让人们要求文化给予他们应得的—种作为宇宙生命独特贡献者的基本的人类价值感。我们的现代社会如何才能在不动摇其根基的情况下满足这种诚实的要求呢？只有那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原始”的社会才会为其成员提供这种感觉。当今工业社会中那些呼吁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少数群体，其实笨拙地要求获得一种他们历史上被剥夺的原始英雄主义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种固执的主张如此令人烦恼和不安：在如今的社会体制下，我们如何去做这样一件“不合理”的事呢？“他们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事”是我们表达困惑的常用方式。
但是，要承认英雄主义的必要性这一事实并不容易，即使对那些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承认的人也是如此。这就是问题所在。正如我们从接下来的讨论中将会看到的那样，意识到自己为了获得英雄感而做了什么，是人生中主要的自我剖析问题。精神分析天才和宗教天才所发现的关于人类的一切痛苦和发人深思的东西，都是围绕着一种恐惧展开的，即承认自己为赢得自尊而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英勇之举是一种盲目冲动，会将人耗尽；在热情洋溢的人身上，对荣耀的渴求就像狗的狂吠一样盲目而本能。在那些较为被动的平庸人群中，这种表现则被伪装起来，他们谦卑而满腹牢骚地扮演着社会为他们设定的英雄角色，试图在体制内获得晋升：身着标准制服—允许自己稍稍突出，又极其微小且安全，比如佩戴一条小绶带或一朵红胸花，但绝不昂首挺胸。
倘若我们能剥去这层巨大的伪装，揭开压抑人类获取荣耀之手段的重重束缚，我们就会触及所有问题中最有可能带来解放的那个问题，触及人类生活中的主要难题。支撑和驱使人们的文化英雄体系在经验上到底有多真实？我们提到了人类追求宇宙英雄主义的卑劣一面，但显然也有高尚的一面。人会为国家、社会、家庭献出生命。人会选择扑向手榴弹去救战友；人有极大的慷慨和自我牺牲能力。但人必须感觉到并且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确实是英勇的、不朽的、极具意义的。现代社会的危机恰恰在于，年轻人在其文化所设定的行动蓝图中不再感受到英勇。他们认为这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生活问题不符，缺乏实际依据。我们正经历一场英雄主义危机，这场危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英雄主义缺失、商业和职业英雄主义式微、政治行动英雄主义衰落；反英雄崛起，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追求英雄主义，就像查尔斯・曼森和他的“家族”那样，那些备受折磨的做出英勇之举的人向已经不再代表公认英雄主义的体制发起攻击。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困惑，我们这个时代的动荡，就在于年轻人已经察觉到了—无论好坏—个重大的社会历史真理：正如在不义之战中存在无谓的自我牺牲，整个社会也会有卑劣的英雄主义，这可能是希特勒德国那种恶毒的破坏性英雄主义，也可能是如今资本主义和一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那种获取和炫耀消费品、积累金钱和特权的卑劣而愚蠢的英雄主义。
当然，社会的危机也是有组织宗教的危机：宗教已不再作为英雄体系而有效，因此年轻人嗤之以鼻。如果传统文化被视为逞英雄而遭到诋毁，那么支持这种文化的宗教组织也就自然而然地自毁声誉了。另一方面，如果宗教组织执意要强调自身的独特英勇，它可能会发现，在关键方面它必须与当下文化背道而驰，招募年轻人成为反英雄，对抗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方式。这就是当今宗教组织所面临的困境。
结论
在这篇简短的介绍中，我试图表明，英雄行为的问题是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它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深入地触及人性，因为它基于有机体的自恋，以及孩子对自尊的需求，而自尊是其生存的条件。社会本身就是一套规范化的英雄体系，这意味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生动诠释，是对意义的勇敢创造。因此，无论是否意识到，许多社会都是一种“宗教”—无论他们如何试图通过从他们的生活中忽略宗教和精神观念来掩饰自己。我们将进一步看到，正是奥托・兰克在心理上展示了人类所有文化创造的宗教本质；最近，诺曼・O.布朗在他的《生死抗争》、伯特・杰伊・利夫顿在其《革命的不朽》中都复兴了这一思想。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建议，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而且我们必须准备好尽可能诚实地探究它，要像最优秀的思想所允许的那样，对人类的自我揭示感到震惊。让我们从克尔凯郭尔开始，沿着弗洛伊德的思路继续探讨，看看过去一百五十多年来这种层层剥离的趋势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倘若几部书的犀利坦诚能立时改变世界，那么上述五位作者早就已经撼动了各国的根基。但既然人人都装作关于人的至关重要的真理尚不存在，那就必须在人类自我暴露的天平上再加一重砝码。二千五百多年来，我们一直满怀希望并坚信，倘若人类能够自我揭示，能够广泛地了解自身珍视的动机，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就能使事物的天平向自身倾斜。
题图来自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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