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网格纹铜鼎。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观众参观“寻绎夏商”展。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供图
商代兽面纹铅质建筑构件。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供图
商代“亚长”铜觥。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供图
商代绿松石镶金饰件。 本报记者 田豆豆摄
夏代都城是什么格局？商代“三层花”青铜装饰工艺有多精美？长江中游的盘龙城遗址与中原王朝有什么关系？
走进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寻绎夏商”展览，一幅呈现夏商两代璀璨文明的长卷在眼前展开。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主题展览，该展览汇集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34家文博单位的163件（套）重要文物，集中呈现夏商时期的文明成就与深远影响，凸显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宣传策划部主任、展览策展人宋若虹说，本次展览首创“夏商文明图景”主题视角，将夏商两代作为整体考察，立足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体历程，向观众阐释夏商文明从何而来，又如何影响今天。
物质丰盈，奠王朝之基
展览紧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成果，通过三大单元构建文明图景，“王朝之基”聚焦都城营建与生业发展，“礼乐之源”呈现礼乐秩序与精神信仰，“四方之枢”揭示中心与四方的互动格局。
在“王朝之基”单元，一组建筑构件勾勒出数千年前的城邑建筑风貌。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筒瓦呈半圆筒形，出土于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瓦之一。该遗址筒瓦的发现，改变了筒瓦始见于西周的传统观点，将筒瓦出现时间往前推到新石器时代。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商代中期兽面纹铅质建筑构件，整体呈凹字形，用于装饰宫殿木梁的前端，刻有饕餮纹、龙虎搏象纹等精美纹饰，十分罕见。保存完好的商代晚期陶排水管，是河南安阳殷墟水利系统的遗存。考古研究发现，殷墟水网工程浩大，其干渠长达2500余米。
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夏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展墙上展示了研究人员根据二里头都邑遗存绘制的平面布局图，可以看到宫城居中的九宫格布局和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二里头“择中立宫、功能分区、中轴对称”的都邑规划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数千年王朝都城的空间范式。
夏商时期，城邑的繁荣有赖于农业与手工业的兴盛。展柜中的小圆盒里盛放着山西运城稷山东渠遗址出土的1万多粒夏代碳化种子标本。据介绍，东渠遗址已发现植物种子25万粒，还发现了大量猪牛羊等动物骨骼，说明夏代先民已形成种植粟米、黄米为主，兼营畜牧业的混合农业生产体系。种子标本旁还展示了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商代卜骨，一件卜问是否会丰收，一件卜问是否会下雨，体现了商代先民对农业的重视。
精美的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彰显了夏商时期手工业技艺水平。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夏代早期猪首形陶器盖，顶部塑造出完整、写实的猪首形象，以猪鬃为把手，构思巧妙。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商代白玉鱼形佩，线条流畅、充满动感。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铜簋，纹饰繁复，采用分铸法制作而成，簋身与双耳分别铸造后连接在一起。分铸法的出现是青铜铸造技术的一大进步，为青铜文明走向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
青铜玉骨，铸礼乐之源
夏商两代，礼乐制度萌芽并不断发展，至西周形成了成熟的体系。礼器是祭祀时沟通天地的媒介，是等级身份的标识；甲骨上的一笔一刻，是商代人向神灵的虔诚叩问。“礼乐之源”单元通过礼器、甲骨、古文字等，解读先民敬天法祖、崇礼尚和的精神内涵。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晚期网格纹铜鼎是迄今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是王权礼制萌生的实物见证。此鼎为收口、圆腹、平底、锥状三足，腹部饰不规整的方格纹，口沿上有两个半环状耳，整体延续了中原龙山文化晚期陶鼎的朴拙造型。鼎本是烹煮食物的用具，当陶鼎变成熠熠生辉的铜鼎，其作为礼器的功能更为突出。
商代青铜礼器中有种类多样的酒器，如觚、爵、尊、觥等。殷墟出土的“亚长”觥是一件明星文物，器身短宽，流微上扬，腹呈扁圆形，后有扁平状鋬，底部有4个三棱锥状足，造型在觥类中比较少见。器盖下饰一大一小两头象纹，大象张口扬鼻，双腿之间藏着一头小象，这种“大象带小象”的构图在商代青铜器中极为罕见。器盖内壁和器底内壁均有“亚长”铭文。亚长墓是殷墟出土随葬品数量仅次于妇好墓的墓葬，墓主人为商王武丁时期的战将，骨骼上的多处刀伤印证了其英勇作战的经历。这件制作精良的酒器与主人的身份相当，展现了商代晚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
乐器在中国古代礼乐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山东广饶五村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鼓，是迄今所见时代较早的打击乐器，以红陶鼓身搭配兽皮鼓面，底部留有音孔。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带翼铜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舌青铜乐器。此器采用复合范铸造而成，器壁较薄，形体小巧，铃腔内附有玉石铃舌，多与嵌绿松石铜牌或龙形饰共出，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或手部，表明墓主人有特殊身份，也暗示铜铃具有与祭祀礼仪相关的功能。河南安阳出土的“爰”字铜铙，3件一组，按大小排列，是商代晚期常见的礼乐器。
除了青铜器，玉器也是重要的礼器。夏代的玉礼器以玉璋、大型玉刀为代表，商代的玉礼器组合进一步丰富。部分兵器发挥实用功能之外的军事权力象征意义，被称为“礼兵器”。
此次展览展出了多件夏代玉璋、玉刀，其特点是大而薄，玉质上乘、工艺考究，但显然不具备兵器的实用功能。商代的礼兵器更加精美。安阳梅园庄2号墓出土的商代蝉纹铜矛，其刃像一片绿色的小树叶，柄部两面饰有对称的兽面纹，叶面则饰有一只精雕细刻的蝉。自新石器时代起，蝉便象征着蜕变重生、生命循环，蝉的形象出现在兵器中，赋予其独特的礼制内涵。
刻在礼器、甲骨上的文字，也从侧面反映了礼乐制度。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灰陶盆底部残片，上面刻有5行11字，笔画流畅，刻写有一定章法，专家认为它可能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成句文字，有学者将其释读为驱邪求吉的卜辞。殷商甲骨文多与卜祀活动有关，卜问天气、战争吉凶、祭祀事宜等。祭祀活动正是夏商礼乐制度的核心内容。
百川汇流，成四方之枢
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夏商时期，四方资源如百川归海汇聚于中原，中原的礼乐文化辐射四方，在持续的交融互动中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四方之枢”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通过一件件文物展现出来。
盘龙城遗址是夏代晚期到商代早中期长江流域重要城址，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深度连接，是中国早期“中央—地方”国家治理模式的代表。盘龙城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青铜钺，通高41.4厘米，刃宽26.7厘米，肩部及两侧均饰夔纹，是目前出土的商代早期体量最大的铜钺，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盘龙城遗址出土了种类繁多的青铜礼器，表明这里可能是商王朝重要的南方中心城邑。
山西灵石旌介商代墓葬出土的兽面纹簋，器身满饰“三层花”——云雷纹衬底，凸起兽面纹主题纹饰，其上再施以细纹，是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精细化的典型代表。尤为独特的是，器物底部铸有一个既像马又像驴的动物形象，经考证为“丙”族族徽。展柜下方设有镜子，将其清晰展示出来。这件铜簋融合了殷商青铜铸造技艺与地方族群标识，实证商代晚期中原王朝与晋地军事贵族的紧密联系。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形的演变折射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此次展览专门设置了龙文物展区，展示了不同地区的龙文化。来自辽宁朝阳半拉山墓地的玦形玉龙，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龙体卷曲如环，头尾相离似玦，五官较为抽象。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绿松石镶金饰件，以绿松石片、金箔等镶嵌在木材或皮革等有机质上，组成一首双身的浮雕龙形饰，龙的眉毛、眼睛、牙齿等刻画细致。安阳寺沟遗址出土的玉龙形饰体形小巧，雕镂精美，造型为春秋战国时期典型的“S”形，龙身细长，鼓腹卷尾，灵活生动。春秋战国时期，龙的形象逐渐确定，成为后世人们所熟知的造型。
看完展览走出展厅，抬眼便是历经3500年风雨的盘龙城遗址，见证着先民夯土筑城、繁衍生息的历程，映射出长江与黄河两条母亲河数千年的文明联结。从珍贵文物到厚重遗迹，让人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绵延不息的生命力。（田豆豆）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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