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成为千夫所指的替罪羊，承受着巨大压力。当时日军计划继续北上吞并热河省（今河北、内蒙、辽宁部分区域，省会承德），所有人都在盯着他，希望少帅能够能一雪前耻。1932年，张学良以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身份挂帅，坐阵北平亲自指挥热河抗战。
战前豪言壮语，底下暗流涌动
九一八后，热河省成了华北最后的门户。热河守不住，北平和天津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刀锋之下。当时的舆论普遍呼吁张学良保卫热河，戴罪立功。
张学良把指挥部设在北平，自己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把控南方防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是张作相，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任副司令，镇守热河腹地承德。
为了提振士气，战前一周宋子文还专门陪着张学良跑到承德劳军。宴会上汤玉麟拍着胸脯发誓，一定死守热河，绝不后退半步。
汤玉麟是张作霖都拜把子兄弟，平时把热河当成自家地盘，在当地种鸦片收重税，聚敛了不少财富。他手下军队号称八万，很多是空饷，不少士兵是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兵”。张学良其实清楚汤玉麟靠不住，可汤玉麟是奉系元老，辈分比他高上一截，他没有魄力直接撤换，只能小心翼翼迁就着。
他一边安抚汤玉麟，一边急调孙殿英部进驻赤峰，把东北军几个主力旅陆续开进热河布防，又收拢了东北义勇军填补防线缺口。
战火打响，防线到处是窟窿
1933年2月23日，日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热河。北路打开鲁，中路奔朝阳，南路直扑凌源。
开战初期张学良在北平远程调度，不断发电报催促前线各部守住阵地。可战场的坏消息一封接一封：北路，汤玉麟手下旅长崔兴武稍作抵抗便率部投降，开鲁转眼失守；中路，守军旅长董福亭部军心涣散，内部有人叛变充当带路党，朝阳很快便陷落；南线万福麟的东北军和日军激战一阵，很快便支撑不住，凌源防线崩溃。
热河防线如同一张到处破洞的渔网，东边漏一块西边塌一块。整个战场上，唯独杂牌军孙殿英打出了血性。这位因盗掘清东陵名声扫地的军阀，带着装备简陋的四十一军死守赤峰。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孙殿英登城亲自指挥，士兵拿着大刀和日军肉搏，百姓自发帮忙挖战壕送干粮。赤峰城外血战数日，硬生生挡住日军多日进攻，这是孙殿英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一边是孙殿英部拼死苦战，另一边汤玉麟的主力部队却磨洋工，迟迟不肯北上支援。张学良在北平急得团团转，电报一封接一封催促汤玉麟派兵增援前线，汤玉麟嘴上满口答应，行动上一拖再拖。
敌军还没到，省长先跑了
前线打得热火朝天，坐阵承德的汤玉麟已经开始准备跑路了。他悄悄征用两百多辆军用卡车，把多年来搜刮的金银古玩、成堆的鸦片装车，往天津租界运送，而前线战壕里的士兵缺粮少弹，运送补给的车辆寥寥无几。
3月3日，前方败兵退向承德。汤玉麟谎称自己要去前线督战，带着家眷亲信连夜逃出承德。第二天中午，一支只有128人的日军骑兵小队，大摇大摆开进承德城，几乎没有遭遇抵抗。
十几万守军布防的热河省会，就这么被一百多个骑兵拿下。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如遭雷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老叔汤玉麟如此不堪大用，苦心布置的防线竟会如此不堪一击。
败局已定，少帅下台
承德失守的消息传遍全国。舆论铺天盖地批评张学良指挥失当，指责他用人姑息，纵容汤玉麟祸乱热河。
张学良不甘心就此认输，他重新调整部署，下令各部集结兵力准备反攻承德。可此时部队士气低落，短时间内根本组织不起有效反击。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两人在火车专列上谈话，蒋说：“现在全国民怨沸腾，你我如同坐在一条快要翻掉的小船上，必须有一个人先下船平息怒火。”
张学良心里清楚，这是让自己出来背下热河惨败的责任。一番思索后，他答应辞职。
1933年3月7日，张学良通电辞去所有军政职务，不久之后坐船远赴欧洲考察。少帅亲手指挥的热河抗战以惨败落幕。
到底输在哪里
热河惨败，虽然不能把锅全扣在张学良一个人头上，却也绕不开他的指挥短板：
第一是用人的问题。他明明看透汤玉麟私心极重，却碍于奉系内部人情世故，不敢果断撤换，最终埋下重大隐患。加上他手下将领派系混杂，东北军、地方军阀心思不一，统一调度难度极大。
第二是远程指挥的弊端。张学良坐镇北平，距离热河前线路途遥远，战场瞬息万变，电报往来耽误大量时间，很难及时调整战局。
第三是南京方面口惠而实不至。蒋介石重心放在南方“剿共”，嘴上喊着支援热河，迟迟不派遣中央军主力北上。张学良手里的筹码本就有限，得不到强力增援更是雪上加霜。
热河惨败是张学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这场败仗之后，他失去华北军权，在海外漂泊一年多。等他再度回国，内心想法已经悄然改变，也为后来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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