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上将
原题：南昌起义亲历记
来源：炎黄春秋1993年08期
作者：萧克（张东霞整理）
1927年7月，我们从武昌乘船到了九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住满了军队，除了我们24师，还有黄琪翔的第4军、贺龙的第20军以及朱培德的部队。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此国共分裂，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我们在九江，虽不清楚国民党上层发生的这些变化，但已感到形势严峻。不久，党内开始批判汪精卫，政治部也半公开地进行反汪宣传。那里，多数连队有党员，但没有基层组织，只在营一级设党小组，团一级设党支部。党员身份不公开，党内职务也是保密的。二营营长廖快虎可能是我们营的党小组长，因为总是他召集我们开会。到九江以后，廖营长经常找我们谈当时的政治形势，讲到汪精卫时，他的情绪特别激动，挥舞拳头说 “汪精卫不好，他不是总理的真正信徒。现在国共已经分家，汪精卫背叛三大政策，同蒋介石一样，是我们的敌人。”
廖快虎营长是个很好的同志，在那段复杂艰难的日子，他隔一两天就找我们谈一次话，做了大量细致和有效的思想动员工作，使一批象我这样有革命热情但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党员，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方向。
快要离开九江的那几天，团里也开会，公开反对汪精卫。我们 团团长欧震不是党员，会议由共产党员参谋长刘明厦主持，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表示对汪精卫反革命的义愤。
有个连指导员是个中间派，他发言说 “汪精卫一路跟孙先生走，还是好的嘛 ”
话音未落，大家群起反驳说 “汪精卫现在反共反人民，没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好什么？ ”
我也在会上发言道 “过去对汪先生非常崇拜，因为他革命，现在他反革命，反动了，我们就要打倒他。”
有人插话说 “汪精卫反动了，国民党是不是都动摇了？ ”
我说 “不管是谁，他不好就不再拥护他。”
刘明厦说 “蒋介石、汪精卫不好，不等于国民党不好。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好的，孙夫人也是好的嘛！”
我那时年轻气盛，政策懂得不多，又处于基层，对上面的情况不很清楚，以为汪精卫分共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在武汉发表声明，抗议汪精卫集团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所谓“新政策”的执行。
南昌起义前后，我们党还没有完全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还是区别对待的，比如象张发奎就采取争取政策。张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握有兵权，当时他想把二方面军拉回广东另立“山头”。我党利用他的这一心理，欲将左派掌握的部队带回广东，重新聚集和组织革命力量，同蒋汪两派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我记得，从武昌到九江，军、师政治部贴的大标语，都还是“拥护张总指挥。”
在离开九江前的一天，欧震团长把全团集合起来，说是叶挺师长要来训话。我们穿戴整齐，打着绑腿，精神抖擞地立正站好。一会儿，叶挺师长来了，他没带卫兵，只有一个马夫牵了匹马，跟在他身后。叶挺师长也打着绑腿，显得很威武。他讲话要我们继续执行总理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又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发扬传统，遵守纪律，爱护百姓。他还讲了几句赞扬张发奎的话，说相信张总指挥能继续领导我们干下去。
七月下旬，我们从九江出发。向南昌开进。先坐了一段火车，又步行了一段路，在涂家埠还住了一夜，途中共走了三四天。
一路上，党内又开了几次会，这时已明确动员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廖营长在动员中说 “蒋介石、汪精卫屠杀我们共产党人，断送了国民党革命，我们要重新干，打回广东，再度北伐。”
后来我听说，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就是我们在九江这个期间。当时，我们党发现张发奎亲近汪精卫，也开始实行“分共政策”。 月 日，中央一些负责人在儿江开了碰头会，决定“抛弃依张 发奎 之政策……，在军事上赶决集中南昌，运动 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这个意见由瞿秋白带回武汉交中央。中央接到报告后，立即开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占领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二次北伐。中央还决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我们到南昌大约是七月二十六、七日。 31日下午，一营营长共产党员魏权（广东兴宁人，过去是中校团指导员，后改为少校营长）通知我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看地形。
吃过晚饭，我们在魏营长的带领下，以走街为名，转了几个地方，把敌人的位置都搞清楚了。 9点以后，开始做战斗准备。那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心情十分激动。虽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行动对中国历史将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影响，但我们觉得，能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说明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肩负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凌晨两点钟，战斗打响了。我团驻在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天主堂内和距此不远的匡庐中学，驻扎着归附汪精卫集团的第6军57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这股敌人。三营攻打天主堂，我们攻打匡庐中学。在营长廖快虎的率领下，我们一下子冲进学校，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一阻击，敌人又退回原地。这时，我们把敌人紧紧围住。天快亮时，敌人全部缴械了。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俘虏集合在匡庐中学的操场上。我根据革命委员会印发的宣传材料，向俘虏们讲了南昌起义的意义。我说 “汪精卫他们不坚持总理的三大政策，派兵来镇压二方面军，我们在南昌举义，就是在继续坚持总理的三大政策。”我还讲了愿意留下就留下，不愿留的可以走，云云。
话刚讲完，队列中站出一个人，喊我的名字。我一看，是一个叫李韶九的同乡，他是衡阳某中学学生。我在鑫禾师范读书时，他曾到我们学校来演戏，闲暇时也来玩。同我便认识了，但彼此交往不多。以后听说他参加了李国柱的军队。李国柱也是嘉禾人，老同盟会会员，同程潜很熟，他的部队编入了程潜的第6军。
在这里碰到李韶九，真是巧了。
李韶九拉住我，急切地说 “我要找林伯渠。”林伯渠是第6军的党代表，由旧民主主义的积极分子转为共产党人，是当时公开的左派，这时也在南昌。
我说： “你要找就找去吧。”
他说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啊！ ”
我问他： “与林党代表过去有联系吗？ ”
他说 “有联系。”
我思忖了一下，感到他说的不会有假。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加入革命队伍，就多一份力量。于是我告诉了他怎样去找林伯渠。因为我已知道林是革命委员会下属的财政委员会主席。李韶九后来也加入了红军，1929年3月在东固苏区任第二团团长。1931年初，我在中央苏区又见到他。那时他已成为总前委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可惜他擅权邀宠，在肃反中大搞逼供信，直接导致了遗患数十年的“富田事件”，这是后话。
我讲话不久，又有一个人跑来找我。他叫李昌化，也是嘉禾人，是我师范的同学。以后我出来当兵，联系断了，没想到他后来参加北伐军，现在又被起义军俘虏。
李昌化对我说他想回家。
我说： “回家干什么 还是随我们南下吧，打回广东去。”
在我的动员下，他同意留下。我们营恰好缺一个文书，我就介绍他去当文书。南昌起义失败后，他终于回家了。后来我为寻找党的关系，回到家乡，他知道我很困难，还给了我四块钱。这位朋友是中间分子，以后长期在家当教员。解放以后我回嘉禾，还见到了他，前几年才去世。
南昌起义后，我们就住在离匡庐中学约两里路的一条小街上，25师75团与我们相邻，饭后在街上散步，我们常碰面，就在一起聊天。据他们讲，起义前，他们与25师师部一起住在马回岭，25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而75团团长又是李汉魂的人。但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党组织比较健全。一营营长孙一中就是党员，当他接到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指示时，就找了几个党员干部和左派军官商量，决定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为了减少目标，按当时军队习惯打野外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另外，卫生队、辎重队、特务连、机关枪连、侦察连是团部直接指挥的，也不便行动。八月一日凌晨，我们在南昌打响后，他们即按预先约定，向德安集中，然后开往南昌。这时，张发奎和李汉魂乘火车追来，但部队已向南昌走了，李接近我军后卫营，要队伍停止，营长周子昆回答：团长命令我们出发，我服团长命令。这种层层命令是当时军队的指挥习惯。其实这是革命军官借这种习惯势力来抵制反动军官的指挥。周子昆以后长期在红军工作，对党忠诚，战功卓著。抗战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皖南事变不幸牺牲了。
75团拉出12个连，基本部队都出来了，这显示了党组织的作用。师长、团长都不是我们的人，部队却能带出来。一营营长孙一中以营长职务，带出了三个营，就是因为其他连队有党员。
住在南昌时，我曾见过孙一中。那时，我们每人胸前都挂了一个长方形的胸章，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职务和部队番号。有一天，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从我面前走过，我看他胸章上写着 “25师75团1营少校营长孙一中”。我已听75团的人讲了他的事迹，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起义后，孙一中升任75团团长。
我们在南昌又住了几天，主要是做政治动员。起义胜利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发了不少文件，象《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宣言》、《农民解放条例》、《劳动保护暂行条例》等等，我们都看到了，便组织部队学习。南下广东的战略目标，我们都很清楚，起义前说过要打回广东去，这时提的更明确，政治动员也主要解释南昌起义和南下广东的意义。
那时对张发奎还是采取争取政策。起义的第二天，贺龙、叶挺分别电告张发奎，表示欢迎他到南昌来。公布的革命委员会名单中，张发奎是7个主席团成员之一。《叶挺致张发奎书》发到部队，其内容就是劝张发奎过来的，我还记得这样的话 现在到湖南扩兵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张总指挥还是指挥我们一起南下云云。
现在看来，当时对张发奎争取的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张在二方面军中有一定威信，拉他可以争取一部分军官，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另外，张发奎与蒋介石特别是广东的李济深、黄绍雄等有矛盾，拉他也是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后来事实证明，拉张发奎的政策起了一定作用。1932年在江西时，我听张云逸说过，当时他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长。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到潮汕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至少要迟一些分化。
从南昌出发。20军走前面，11军跟进。
盛夏季节，赤日炎炎，天气热得透不过气。好在开始路还比较好走，路两边有很多老百姓摆摊，卖西瓜和其它水果，也有卖茶水的。北伐军在这一带多次来往，老百姓对北伐军的纪律非常赞赏。我们走过时，不断有老乡向我们关切地问候几句，有的还主动递上瓜果和茶水。尽管行军十分辛苦，这时部队的士气还好。
但两三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天气太热，走了两天，人已非常疲乏。当时部队中大部分是湖南、湖北人，而且多为农民，让他们远离家乡，艰难跋涉到广东，不是一件容易事。出发前虽然做了一些宣传和动员工作，但时间有限，工作做得粗，特别是部队中的各级党组织还来不及建立或健全，因此，快到抚州的时候，两湖籍士兵不少开了小差，我团甚至有三个连指导员也走了。
到抚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息。这期间，又做了一些整顿，主要是把政治上不大可靠的军官调整下来，我们71团团长欧震在抚州调到24师任副师长，团长由参谋长刘明厦接任。 营营长吕承文调到师参谋处任处长。
当时，起义军刚由旧军队转变为新军队，成分和情况都很复杂。虽然从总体上说，这支部队是由我们党掌握的，但士兵中的党员很少，干部党员也不多。比如我们71团，只有参谋长刘明厦是党员，三个营长中，除了 营长廖快虎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外，那两个营长也仅是左派军官。但有一点很重要，部队中对叶挺的信仰高，军官都服从叶指挥。非党军官多数有战场经验，指挥打仗有一套，因此，不能也不应把他们全部调换下来。只是换一些掌握指挥权的军官，而且是在南昌起义以后逐步调整的。这样就团结争取了不少人，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
但也有不足，比如对10师师长蔡廷错，当时已发现他态度暧昧，但前委却继续让他带兵，并让他单独做前卫，又不采取防范措施，结果该师3日从南昌出发，4日走到进贤李家渡，他就率队脱离起义军。转向赣东入闽，投奔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本来这支部队中我党的力量占有很大优势，其中第30团军官多数是共产党员。在河南战场上，这个团打得好，很有名气。蔡廷锴一转向，就解除了共产党员的职务，并逐出部队，使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一个师，特别是损失了那么好的第30团真是可惜。
在抚州，我从8连调回4连当连长（即我代理连长的那个连） 。这个连队是从广东出征北伐以来保持最完整的连队之一。 3个排长都是广东人，司务长和三四个班长也是广东人，通信员中也还有两个广东人。这在经过了多次恶战的叶挺部队中是不多见的。这些从珠江打到长江，又从河南打到江西的“老广”们，久经沙战，战争经验非常丰富，称得上是部队的“财富”。特别是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他们往老家打，斗志更加旺盛，开小差的很少。从南昌出发到抚州，又从抚州出发到潮汕，这个连队减员并不太多。
我到4连没几天，就赶上全军开大会。记得会址在抚州一座石桥旁边的沙滩上。吃过晚饭，太阳快要落了，天还不太黑，地面虽然散发着热气，但已不那么灼人。我们的队列排列在夕阳映红了的沙滩上，叶挺军长（南昌起义后升 11军军长）站在队前，他依然军容严整，讲了几句话后，就把一位头戴博士帽，年约 50岁的老人，请到队前，说：“请彭泽民先生为我们演讲。”
彭泽民讲话了，队列中没有拿步枪的人，热烈地鼓掌。我也使劲鼓着掌。彭老是我心中久仰的人物。早在1926年我刚刚到广东投身革命时，就听说他是一位华侨革命家。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任武汉国民政府的海外部长，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华侨革命运动。南昌起义后，我在一张布告上看到有彭泽民和徐特立的名字，就生出一种奇特而又崇敬的心情，因为那时我们都20来岁，而彭老和徐老已年过半百。虽然现在看来50岁还不能算老，但那时我们年轻，就觉得他们很“老”了。老年而赴险，令我们这些年青人既惊奇又敬佩。
彭老在讲演时，情绪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徒叛变革命进行所谓“清党”，把共产党和坚持革命的党员清除出去。他气愤地说 “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 ”彭老还痛骂徐谦，说 “在武昌时徐谦还讲要东征北伐，不打胜仗不回来，余下一颗子弹也不回来。现在他干什么去了？他去做蒋介石、汪精卫的狐群狗党了 ”
他的讲话，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感到，彭老先生那么大年纪，革命精神如此昂扬，同我们年轻人一样，三伏天千里跋涉，不辞劳苦，我们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
以后在瑞金，我又听过彭泽民的讲演。当时我们刚在会昌打了胜仗，他神采飞扬地说：“听说你们打败了钱大钧和黄绍雄，我也不觉得老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不知他去了哪里。后来听人说，他留寓香港，当中医，而且是个医术很高的医生。他一直坚持抗日反蒋，同我党也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兼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在50年代，我又见到他，并到他家里拜访。这时，他确实老了，但精神并不见老，依然乐观爽朗，谈笑风生。
在抚州住了几天，我们向宜黄前进。还是顺着烈日行军。各部队不断有人开小差，有的连队几乎走了五分之二。
到宜黄后，总指挥部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会，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在会上讲话说：“现在我们很困难，天气热，又要长途行军，前面还有敌人。但是，我们却打破这个困难。”他边说，边挥着拳头，声音很高，连讲了两遍。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了。接着，贺龙讲话，他说 “有人讲，贺龙、叶挺造反不对，我们革命有什么不对？”
恽代英马上接着他的这番话作文章，高声说： “造反有什么不对？造反革命的反，造蒋介石的反，造汪精卫的反，这个反造得有理，造得好！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背叛三民主义，可是他们却喊拥护孙中山，拥护三民主义。他们拥护的是什么三民主义？是投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屠杀工人、农民的民权主义，饿死老百姓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一民，汪精卫一民，冯玉祥一民，恰恰是他们三人主义。
他的话博得大家欢笑和掌声，恽代英长期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有讲话的才华。他讲话通俗、生动，大家都听。
廖乾五、张曙时（当时为国民党左派，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等也先后讲话，主要讲如何克服困难，顽弧奋斗。团结一心打回广东……。
军官会议结束后，过了一会儿，有人通知我到师部开会。这个会好像是党内会议，记得欧阳继修说，从广东出发以来，北伐军都作“总理纪念周”，以缅怀已逝世的孙中山。但最近有人提出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搞什么‘总理纪念周’ ”他接着说：“孙中山是个伟大的人物，‘总理纪念周’还要做的，这是政策问题。纪念孙中山，一方面是坚持他的革命精神，一方面也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
宜黄的两次会，对于鼓舞士气，统一思想，稳定军心，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从这时，就公开召开党的会议了。
我们稍微休整后，又出发继续南下。
快到宁都的时候，一天，在路边十分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革命委员会保卫处的布告，上面写着 “离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大土豪，你们可以去挑谷。”布告落款处签着革命委员会保卫处处长李立三的名字。
这张布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是我入伍后，特别是参加南昌起义以后，第一次看到党公开号召打土豪的布告。在这之前，我们都是花钱买粮吃。
那天看到布告，我们精神极为振奋，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 “这下好了，可以不交钱就去土豪家挑谷子了。这些谷子本来就是搜刮穷人的，早就该挑。”
我觉得革命一下子变得离我那样近。
参加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革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与打倒我家乡的恶霸地主有着密切联系，但毕竟不直接。而今天，党号召我们打土豪，我从心底拥护革命。心想，无论怎样，我都要革命到底。我认为，那些象我一样来自农村和还生活在农村的穷苦人，一定也会象我这样发自内心地拥护革命，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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