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楚雄西部哀牢山东缘的山地之间,三尖山是无法被忽略的地理标识。三座主峰比肩耸立,海拔两千六百四十七米,横亘在三街、树苴、八角三个乡镇的交界地带,在滇中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格外醒目。从物质层面来说,它只是地质运动造就的普通山地,常绿阔叶林覆盖山体,春有马缨花盛放,秋季盛产野生菌子,山间留存有清末修建而后损毁复建的庙宇遗迹,历史上也曾经是滇西地方武装集会活动的重要地点,现实的山川、宗教遗存、红色往事交织在一起,共同堆叠出这座大山的完整面貌。但真正让三尖山跳出普通地域山川范畴,成为楚雄地方文化符号的,是那则流传广泛的彝族口述神话《三女找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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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初次接触这个故事,很容易将神话叙事等同于真实发生过的上古史实,把三尖山直接当成三位姑娘肉身转化而来的物证。在我看来,做地域文化研究,首要的功课就是厘清边界,正史史料、考古实物、民间口述神话,三者不能混为一谈。《三女找太阳》属于民间口头文学,是后世采集整理的非遗文本,并不等同于真实发生过的远古历史事件,这是我们讨论这则传说必须守住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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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代表神话就没有研究价值,恰恰相反,口述神话是先民精神世界的镜像,它不会记录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具体事件,却忠实留存下一个族群的宇宙观、生存困境与价值追求,这也是民俗材料区别于正史文献最珍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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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文本来源可以看到,今天通行版本的《三女找太阳》,并非出自彝族古老书面彝文典籍,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彝族文化工作者者厚培深入三尖山周边彝寨,采集当地老人世代口传的故事,之后经过者厚培、刘纯龙、唐楚臣等人整理成文,才形成如今大众熟知的故事版本,后来被列入楚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名录,得到官方层面的保护与推广。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细节,神话故事的采集整理不等于故事的原生年代。

口头流传的故事,会在一代又一代讲述人的口中持续发生微调,情节、人物、细节都会伴随着时代环境发生流变。我们今天读到的完整叙事,混杂了古老母题,也叠加了后世讲述人的加工,我们无法精准考证这个故事最初萌芽于哪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没有出土文物,没有彝文古卷可以直接对应这一则完整故事,这也是很多西南少数民族口头神话共同面临的研究局限。

故事的核心情节大众已经较为熟悉,远古时代天上七轮太阳普照大地,物产丰饶,而后憎恶光明的夜猫精化作鹰嘴铁人,射落六个太阳,仅剩的太阳惊惧躲藏,人间彻底坠入永夜。各族勇士相继出发寻日,尽数失败,三位彝族姑娘挺身而出,先和民众一同用火消灭夜猫精,之后踏上寻找太阳的漫漫长路,历经千山万水,耗尽生命,身躯化作三尖山三座山峰,她们的赤诚打动太阳,光明重新回归大地。后世民众每到立秋时节,就在山下举办赶秋街歌会,祭祀三位姑娘,踏歌起舞,世代延续这一份纪念。

把这则神话放置到整个中国西南民族神话谱系当中,就会发现很多母题并不是孤例。射日、太阳躲藏、凡人历尽艰险呼唤太阳归来,在壮族、苗族、其他彝族支系的口述故事当中都能找到相似的叙事框架。中原典籍之中后羿射日家喻户晓,彝族传统史诗《勒俄特依》当中也存在支格阿龙射日月的经典段落,不同民族都出现射日神话,背后有共通的现实逻辑。

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山地农耕社会,太阳直接决定庄稼收成,干旱暴晒会带来颗粒无收,长久阴雨不见天日同样会摧毁农耕生产。先民无法用科学解释天象气候的剧烈变化,便用神话叙事去解释灾害,把自然现象人格化,构建出射落太阳、寻找太阳的故事。我认为,这一类神话本质上是山地农耕族群对于天象灾害的记忆转化,把生存层面的恐惧、期盼投射到天地日月的想象之中。

而《三女找太阳》区别于很多射日神话最特殊的一点,是承担拯救世界使命的主角,不是神力盖世的男性英雄,而是三位普通的彝族女性。大部分射日故事,建功立业的都是男性神祇或者部落勇士,可在这里,所有男性勇士都折戟而归,最终站出来承担苦难与牺牲的,是女性。这一点很值得细细品味。有部分民俗研究者会将这一特征和彝族历史上残存的母系社会文化遗存建立关联,但我们需要谨慎,不能直接就此判定故事诞生于母系氏族时代。

母系社会的文化元素,可以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通过口耳相传沉淀在后世的叙事之中,故事成型定稿的年代,未必等于故事内核母题诞生的年代。后世父系社会的讲述者,依然可以继续传承源自古老时代的女性英雄叙事。我不主张直接把故事当成母系社会存在的直接证据,但不可否认,故事将女性的坚韧、奉献、担当放置到拯救族群的核心位置,反映出在当地彝族的价值认知里,女性拥有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这和后世世俗社会常见的叙事范式形成鲜明对照。

神话当中还有一个关键意象,那就是山与人的转化,三位姑娘死去之后没有消散,直接化为脚下的三座山峰。万物有灵、人化为山川草木,是西南各民族普遍的原始思维。在彝族传统认知之中,高山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客体,大山是祖先灵魂的居所,是沟通天地的媒介,山川与人的生命可以互相转化,人的精神能够永久寄存在山体之中。

先民面对巍峨耸立的三尖山,三座山峰整齐并列的形态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人们便将对英雄的怀念投射到山体之上,把山峰形态和三位牺牲少女的故事绑定在一起,风物传说圈就此形成,山川地貌成为神话的物质载体,神话反过来赋予山川厚重的人文意义,山和传说彼此加持,故事因此获得极强的传播生命力,乌丙安等民俗学者也曾经以三尖山这则传说作为风物传说圈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传说带动民俗,民俗又反过来巩固传说。立秋赶秋街、三尖山歌会,是神话落地现实生活最直观的体现。每年立秋,周边各族群众汇聚山脚,弹弦吹笙,踏歌对唱,物资交换,祭祀怀念三位姑娘,这一套民俗活动,也不是一成不变。根据地方史料线索,三尖山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山上就修建过儒释道三教共处的庙宇,彼时就已经存在二月十五、立秋两大集会,庙会祭祀、民间歌会是交织在一起的,民间信仰多元混杂,佛道崇拜、山神崇拜、本地方神女传说共存于同一片山地空间之中。

这也提醒我们,后世的民俗活动,是不断叠加演变的产物,我们不能简单将今天所见的赶秋街全部直接等同于远古神话原生配套仪式。在漫长历史当中,汉族道教、佛教传入山区,和本土彝族原始信仰互相交融,庙会、歌会、物资集市不断融合,才演变成后世我们看到的样貌。神话提供精神内核,庙会提供集会场景,集市提供社会功能,多重需求叠加,造就三尖山长盛不衰的民间集会。

近代之后,三尖山又叠加了另外一重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忆。解放战争时期,当地反蒋武装曾经在三尖山召开重要集会,订立信义合同,商议武装斗争,大山既承载神话传说,也见证真实的人间抗争,神话的精神象征和真实的革命历史在同一个地理空间重叠,这也让三尖山的文化层次变得更加复杂厚重。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往往只知晓神女寻日的传说,却忽略这片土地真实发生过的近现代史实。神话叙事、民间宗教、红色历史,几层记忆沉淀在同一座山上,这也是滇中很多乡土名山共同的特质。

回到当代,《三女找太阳》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楚雄太阳历文化园把三女托日的形象做成雕塑安放于神柱之上,地方文旅、乡村建设当中,也不断挖掘这个传说的文化价值,用来作为民族团结、本土文化传承的载体。这里就出现一个现实问题,当口头神话进入公共传播、文旅宣传的语境,很多传播内容会模糊神话与史实的边界,直接把传说当作真实历史来讲述。

在我看来,非遗保护不等于把神话当成信史。保护民间文学,不需要强行证明故事真实发生过,它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是族群集体的精神想象。它没有记录某三位真实姑娘的人生履历,但它记录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对黑暗绝境之时,对于牺牲、坚守、光明的价值推崇。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单纯站在传统正史考据视角,拿二十四史、方志的标准去审视《三女找太阳》,那么这则故事几乎找不到任何直接史料支撑,会被直接归为虚妄的民间故事。可历史从来不止只有官方文字史书这一种形态。正史记录王朝更迭、军政大事,但是底层民众的情绪、想象、精神寄托,很多时候不会被写进官方典籍。口头神话,就是普通民众的另一种历史书写,它不以时间、人物、事件的精准为目标,而以情感和价值表达为核心。区分神话和史实,不是为了消解神话的魅力,恰恰相反,只有分清二者边界,我们才能够真正读懂它的内核。如果强行把神话当成真实发生的历史,反而会矮化它的文化意义。

很多人读完三女找太阳,会被故事的悲剧结局触动。三位姑娘拼尽一切,换来人间重见光明,自身却化作山石永远留在山野。这种牺牲式叙事,很容易让人产生解读上的偏差,误读为故事在宣扬女性应当无条件奉献牺牲。我认为我们今天解读古老传说,也需要带入当代的价值视角,不能不加分辨全盘接纳故事里的全部叙事逻辑。

神话诞生于特定的古代生存环境,故事里的牺牲,是族群遭遇灭顶黑暗绝境之下的抉择,故事赞美女性挺身而出的勇气,赞美为共同体命运奔赴苦难的担当,但并不代表这就是一种应当复刻的世俗伦理。神话提供的是精神符号,不是现实生活的行为范本。我们要欣赏的是绝境之中挺身而出的人格力量,而不是无条件歌颂牺牲本身。

同时,我们也可以横向对比彝族整个太阳崇拜文化。彝族十月太阳历,是先民观测太阳运行总结出来的实用历法,用来指导农耕生产,属于严谨的天文实践;而《三女找太阳》是艺术化的口头想象,二者同属于太阳崇拜文化体系,但是属性完全不同,一个是实用天文知识,一个是精神文学创作,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太阳,在彝族文化之中,既是安排农时的客观天象,也是光明、正义、生命的精神象征,神话故事就是把天文观察得到的认知,转化成可被口耳相传的动人叙事。

站在三尖山的山脚下远眺,三座山峰静静矗立,千百年间,山体本身没有发生巨大的改变,但是附着在山体之上的文化叙事一直在迭代。最初,它只是滇中一座普通的山;先民看到山峰形态,衍生出三女化山的口头传说;而后庙会兴起,佛道信仰和本土山神信仰在这里交融;近现代,它见证地方武装斗争;当代,它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进入公共文化传播。山川是恒定的载体,一代一代人不断把自己的认知、期盼、记忆投射到山体之上。

在我看来,这便是乡土传说最迷人的地方。它不需要出土文物去证实故事细节,它的真实性,不在故事的情节是否真实发生,而在于一代一代讲述者愿意反复去复述它。为什么这样一则悲剧故事可以流传数十年上百年?因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需要这样一组精神符号:当世界陷入黑暗,总有人愿意不畏艰险,奔赴苦难,去追寻光明。三位姑娘的形象,本质上是民众集体理想人格的化身,人们把对于勇敢、善良、担当的向往,寄托在三个少女身上,再投射到眼前三座实实在在的山峰。

当然,我们也应当客观看到这则传说研究存在的局限。作为口头采集的民间文学,不同村寨流传的版本情节存在出入,部分人物细节、对话、情节,是整理者在采集过程当中进行文学润色的结果。民俗学界对于故事的原生起源,至今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定论,究竟是本地原生故事,还是受到周边民族同类射日寻日母题的影响再本地化改编而来,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下定论。面对这类材料,严谨的态度便是承认存在研究上的不确定性,不去做绝对化的定论,保留学术探讨的空间。

今天我们去看待三尖山和《三女找太阳》,应当建立起多层次的认知。第一层是地理现实,这是哀牢山地质运动造就的滇中山峰,有森林物产,有庙宇遗存,有真实发生过的近现代地方历史;第二层是民俗非遗层面,这是上世纪采集整理的彝族口头神话,有对应的民间歌会民俗,是珍贵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层是精神价值层面,故事承载山地族群面对困境的精神追求,塑造了地方民众的集体文化记忆。把这三层区分开来,既不去把神话当成确凿的上古史实,也不因为故事属于民间想象,就否定它厚重的文化分量。

长久以来,我们了解西南民族历史,很多时候过度依赖中原汉文史书的记载。但是汉文古籍对西南山地的记述,往往简略、碎片化,很多普通族群的精神世界不会被记录。这个时候,民间神话、口述传统就成为重要的补充材料。

它不能用来考证具体的历史事件,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先民如何看待天地,如何看待苦难,如何看待奉献与牺牲。三尖山不会说话,但是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替大山说出了先民心中的向往。神话是想象的产物,但是想象背后的情感,是无比真实的。

当立秋时节歌声再次在三尖山下响起,三弦奏响,人群踏歌起舞,传说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它活在民俗仪式,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之中。分清传说与历史,不是消解浪漫,而是让浪漫拥有更坚实的理解根基。读懂《三女找太阳》,我们读懂的不只是一个少女寻日的凄美故事,更是读懂滇中彝族先民,在大山生存环境之中,对光明不灭的永恒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