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雨下得特别早。八月的香港，本该是湿热闷沉的，可那天傍晚云压得低，风一吹，梧桐叶翻着白边，像有人提前撕开了夜。余程万倒下时，手里还攥着半截没拆封的薄荷糖——他习惯饭后含一颗，压压心口那点闷。没人知道他最后几秒有没有尝到那点凉意。
屏山“华苑”那栋两层小楼，如今早拆了盖成私人养老院。铁门锈蚀前，它还挂着铜牌，漆面剥落，依稀能辨“余寓”二字。1955年8月18号夜里十一点过五分，警局接报：屏山乡道有枪声，疑似劫案。三分钟后第一辆警车刹停在门外，车灯扫过地面——一滩血正顺着门阶往下淌，混着几片碎镜渣，反着冷光。
余程万是从九龙码头回来的。船运公司刚结了三万七千港币货款，全塞在那只黑皮箱里，牛津布衬里，铜扣发暗。他开车绕了两圈才停稳，按喇叭——照例两声短促，像报数。以往佣人阿娟总在第三声前就跑出来接钥匙。那天没有。他掏钥匙的手有点潮，汗黏在齿纹上。铁门推开时吱呀一声，院里静得能听见自己袖口擦过裤缝的窸窣。
二楼卧室亮着灯，昏黄，像被什么捂着。他抬脚上阶，木板咯吱响了一声，客厅门突然弹开。三个人影扑出来，枪管冰得贴皮肤，他闻到火药味混着劣质烟草味。一个蒙面人伸手夺箱，另一人用枪托顶他后腰：“余军长，北边给的钱呢？听说上个月广州来人，聊得挺久？”
他没答，只说首饰在楼上。那人押他上楼，步子拖得慢。余程万眼角扫过走廊拐角——青瓷花瓶歪着，瓶底朝外，瓶肚里空空的。那把勃朗宁就卡在夹缝里，枪管朝下，油布包着，二十一年没擦过。
抽屉拉开一半，那人背过身翻。余程万忽然侧身伸手，指尖刚蹭到枪柄，楼下喊声炸开：“差人！开门！”
枪先响了。子弹擦肩过去，镜面炸裂，玻璃碴子溅进他耳后。他开了一枪，打中对方大腿，那人嚎得像杀猪。下楼时客厅已打得像炒豆子，窗玻璃全没了，纱帘烧出焦黑边。他吼“趴下”，同时抬手，柱子后那人倒得干脆。沙发后那个调转枪口时，他正踩在第二级楼梯上，左脚悬空。三枪。胸口发闷，像被铁锤夯了三下，往后仰，后背磕在扶手上，手一松，勃朗宁掉在瓷砖上，撞出闷响。
送医路上，他睁着眼，盯着车顶帆布缝线。医生剪开衬衫，防弹衣露出来，硬邦邦，衬里还沾着常德城头的泥点子——当年从炮火里爬出来，这玩意儿救过他命。三颗子弹钉在上面，第四颗从左肋斜穿进去，肺叶破了个口。
凌晨三点，他醒了，嘴唇动了动。吴冰凑近，听见“皮箱……”。她点头，说钱在。他摇头，手用力攥她手腕，眼睛往门口溜。两个便衣站在那儿，领带松着，手里拎着公文包。
第二天中午，督察进来。余程万指指纸笔，手抖得写歪了字：“箱底夹层，名单，毁掉。”
下午四点，血氧掉到72。吴冰摸他手背，凉得像块玉。窗外雨密了，噼啪打玻璃，像当年常德城里瓦片被炸飞的声音。他眼睛往上一抬，没聚焦，却像真看见了什么——城墙豁口、烟、一张没名字的脸，朝他伸着手。
皮箱后来封进证物柜。夹层撬开是空的。葬礼那天，台湾来的旧部都在门外站着，没人进门。吴冰整理书桌，在暗格里摸出张纸条，字是余程万的：“见故人，叙旧而已。若有不测，毁名单，保家人平安。”她划了根火柴，纸卷成黑蝴蝶，落进烟灰缸。
他小女儿八岁。二十多年后拍戏，道具枪一响，她突然蹲下抱头，快得导演喊卡都来不及。收工后她坐在化妆间角落，盯着自己发抖的食指，看了十分钟。没人问，她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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