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路透社报道了英国新首相安迪·伯纳姆的“社交媒体战略”。上任仅两周，他在短视频中聊酒吧零食、用自嘲回应对手，有关执政首周成绩的一条短视频获得约500万次播放。同时，英国政府正在积极扩充数字内容团队。从默茨、伯纳姆等欧洲领导人主动拥抱短视频可以看出，“短视频执政”已成为西方政治人物新的“必修课”。不会在短视频中与选民打交道，似乎正在变为一种政治劣势。

这种趋势其实也正是“媒介化政治”的一种体现。它有几个特征，首先是政治表达的人格化。机构和政策被浓缩为一张脸、一种语气和人设，衣食日常与嬉笑怒骂皆可用来拉近与选民的距离。其次是传播逻辑的算法化。政治人物不仅考虑“说什么”，还要计算前三秒能否留住人、哪种情绪最能触发转发。最后是视频创作的工业化。脚本、拍摄、剪辑、数据分析均雇用专门团队，高频次的更新俨然成了一种注意力竞赛。

诚然，政治人物走上短视频平台并非全无益处。它能降低沟通门槛、触达更广大的网民群体，尤其是年轻人。伯纳姆尝试用轻松而非对立的内容吸引关注，也说明这种方式效果不错。但问题在于，当政治人物完全按照网红般说话和行动，媒介便会反过来塑造政治，并带来新的困境。

困境之一，是被媒介化的政治容易从“解决问题”滑向“表演解决问题”。例如政策解释往往需要交代背景、成本和取舍，耗时良久；而拍一个段子、制造一个“爆款”，却只有十几秒的内容呈现空间。久而久之，“热搜”可能会挤占真正重要却难以讲清的议题，政治人物的执政能力也可能被偷换成镜头表现力。毕竟会拍视频不等于会治理，点赞也不等于深入理解政策后的支持。流量为导向的治理模式不等于政治兑现。

困境之二，是情绪的操纵和滥用可能继续抬高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风险。通常而言，愤怒和道德谴责的内容更容易引起互动，虚假信息会借助愤怒传播得更远。西方主流政党加入流量竞争后，各方可能被迫提高“情绪剂量”，用攻击吸引注意、用嘲讽巩固立场可能成为主流内容。算法带来的“回音壁效应”可能制造新的社会裂痕。

困境之三，是精心设计的“真实感”可能适得其反，政治人物反而被“剧本感”反噬。“随手一拍”的背后或许是团队的反复排练；所谓日常，也可能只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剧本。一旦公众发现这种亲近感是设计出来的，亲民的人设便可能翻转为“伪君子”。在复杂的互联网舆论中，任何沉默都可能被解读，任何失误都可能被剪成爆款。短视频拉近了政治人物与选民的距离，也压缩了政治判断的时间。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平台与政府之间。西方政治人物拥有公共权力，平台掌握流量入口和算法规则。商业算法可以决定哪段政府信息被看见、哪种情绪被放大；政府虽一方面监管平台，但另一方面依赖平台触达公众。这种角色重叠，将带来新的权力拉扯。公共资源如何使用，政府传播与政党营销如何区分，平台算法能否接受独立审查，都将成为绕不开的问题。

现如今，西方政治已不可能退回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真正需要回答的，或许不是政治人物拍短视频好不好，而是谁来规定拍短视频该不该成为“必修课”。政治需要亲和力，但不能只剩“网红感”；政治需要抵达受众，却不能把公共判断交给算法。短视频可以成为沟通民意的窗口，却不该变成遮蔽甚至替代治理的“景观”。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最终决定政治信任的，仍是能否把屏幕上的承诺，变成脚踏实地的改变。（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