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思永短暂的考古生涯中，除了在东北地区开展对红山文化的调查等工作以外，主要是主持了安阳后冈、殷墟和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提出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说。这几项发掘和研究工作，对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内蒙古林西县（旧属原热河省）南郊，一名年轻的考古学家伫立在冰雪覆盖的沙丘上，远眺西辽河源，他在沉思。
那是1930年初冬，梁思永刚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他一回国就受中央研究院委派来到东北，先在黑龙江省昂昂溪发掘，之后转道热河，开展原计划中的林西县南郊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然而，雪后气温骤降，发掘工作一开始就严重受阻。梁思永在报告中叙述了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那天却起了西北风，温度猛降到冰点以下，将存在黑沙层的水冻结成冰。所以等到第二天带了一群工人往城南去工作时，全部的黑沙层已凝结得像石头般坚硬，连着折断了两把镢头的柄把，也没有在沙面上挖出半寸深的痕迹。”
于是，只好放弃林西发掘，改为考古调查。但在连年饥荒、军阀混战的情况下，调查也不容易，在几十里村落稀少、田园荒芜的路途上，食宿成了大问题，加上贼匪出没、气候寒冷、冰雪阻碍、白昼时间缩短，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梁思永坚持考古调查38天，行程千余里，在查卜干庙、林西、双井、陈家营子、赤峰采得新石器时代遗物。
此次工作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起的“东北考古”的一部分。
此前受聘于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于1921年6月发掘了辽宁省锦西县（现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并于1923年发表了报告书。这次被誉为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具有北方特点的饰绳纹和“之”字纹的夹砂绳纹陶，同时也发现了彩陶。梁思永十分重视沙锅屯的发现，以为东北地区的西南部是长城以北细石器文化与长城以南彩陶文化的接触地区。而相邻的西辽河流域，虽先有日本人鸟居龙藏、法国人桑志华（E. Licent）在热河的调查，但材料仅来自地面采集。中央研究院计划中的林西发掘就是想了解这些实物的地层和年代关系。
1934年，梁思永在调查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了这次在热河工作的意义：
“国人差不多没有人注意到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考古学新石器时代之研究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学问，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注意。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些人知道了中国有个新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
“这两大文化区域虽然早已一同发现在老哈河流域，但是它们的时代的关系始终还没有弄清楚。至于这两个文化系统的相对的时代关系须待至发现它们同‘长城以南’的彩陶文化和绳纹陶文化的地层关系，然后才能脚踏实地地去做对比上古史与考古学发现的工作。
“安特生沙锅屯的发现已暗示解决地层问题的方向。绳纹陶器及彩色陶器之出现于热河南部与辽宁南部极明白的指示，给我们解决地层问题的地方。在‘沿边文化接触区域’做发掘工作，就有解决（至少一部分）这问题的机会……注意这个大问题的人们，不要把机会放老了。”
在这里，梁先生明确表达了他到东北和热河工作的指导思想，不仅在于长城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相对年代关系的确定，而且已意识到长城南北沿边文化接触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关系到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对比研究。可惜由于日本侵占东北，中央研究院的计划和梁思永先生的抱负已无法实现。1934年，当梁思永带病坚持写完热河新石器文化的调查报告时，得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紧随日本军队之后，发掘了赤峰的红山后遗址，不禁无限感慨。
不过，梁先生对红山后这类遗存及西辽河流域在中国文化起源中的重要性一直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又向正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的尹达先生建议，在书中加入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内容。就是在新增加的这一章里，尹达先生将长城以北这类既有仰韶文化式彩陶又有北方式压印纹陶的文化，定名为红山文化。
梁思永先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考古学家之一，在他短暂的考古生涯中，除了在东北地区开展对红山文化的调查等工作以外，主要是主持了安阳后冈、殷墟（1931—1937年）和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1931年）的发掘，提出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说。这几项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据苏秉琦先生回忆：“在三十年代初，中国老一辈考古学者根据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及其他同类遗址的发掘材料，结合河南省安阳后冈遗址发掘的‘仰韶、龙山与小屯’的三层文化遗存叠压关系，不是简单地把它们看作类似三代人那样的垂直关系，而是把它们区别开，分立‘户头’，这就意味着把以往位于山东的‘城子崖’、位于河南的‘仰韶村’和‘小屯’为代表的三种文化遗存并列起来，这和同时代中国一些史学家提出的‘夷夏东西’或‘三集团’诸学说的思想脉络是大体相似的。我还记得，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昆明回到北平看望梁思永先生时，他曾同我谈起，他读了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他说徐先生提出了‘三集团’一说，他也有他的‘三集团’想法，很遗憾，他当时没有同我再深入地谈出它的具体内容如何。1965年，我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用图解形式试图说明包括江、淮、河、汉四大流域地区几个不同方面史前文化之间在一个时期内相互接触所起的作用的论点，这同前辈诸先生的启发不能说没有联系。”（《山东史前考古》，1982年）
在这一段回忆中，苏秉琦先生透露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信息，那就是梁思永先生也曾有上古中国“三集团”的设想，那么，梁先生的“三集团”与徐先生的有什么不同呢？是否包括了梁先生所格外看重的长城以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呢？从梁先生对红山文化的特殊重视、将长城南北文化相结合的考古现象同上古史相比对来看，是很有这种可能的。至少，以后的工作证明了梁先生的预见。
苏秉琦先生是继梁思永先生之后再一次关注西辽河流域考古的当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他所创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中，将先秦时代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古文化划分为各有渊源、特征、发展大体同步的六个区系，而包括辽西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被列为六大区之首。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苏先生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北方，倡导和主持了一系列考古工地现场讨论会。1982年8月，他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西合营桑干河上游考古工地，提出这里是辽西、内蒙古中南部与中原地区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在会上，当他得知辽西朝阳市的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石砌建筑和女神像时，当场决定次年到朝阳开现场会。几年后，苏秉琦先生在《给青年人的话》一文中回忆了他当时的想法：
“70年代后期‘区系类型’观点形成之后，六个‘区系’内部的、外部的相互关系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北方与中原之间具有特别相似之处：一是大体同步；二是同时存在若干不同文化类型的交错关系；三是两大区系间文化面貌上的近似成分最明显。因此，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格外引人关注的课题。
“从这时开始，从辽河以西到晋中、南部一线，文物普查、专业实习、配合建设或主动发掘等不同形式的多项工作，大都是围绕着这个课题展开。几年来对北方与中原两区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1983年，在喀左、朝阳参观现场座谈会上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肯定它的重要性，因为在和它大体同一时期的中原仰韶文化遗存中还没有见到过这类遗迹。同时，大家又指出这类遗迹不应是孤立的，需要继续追踪下去。辽宁省博物馆的同志们这样做了。不出所料，当年就发现了同时期、相关联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红山文化这类遗迹中彩陶图案（如玫瑰花纹）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传统脉络是清楚的，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辩自明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苏秉琦先生于1987年应《中国建设》期刊之邀，发表了一篇短文《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明确表达了把寻找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的重点，从中原地区转向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的愿望。很快，这篇短文就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因其“内容的科学性、语言的准确性和阐述的逻辑性”被选为1988年高考语文阅读题，一时有近300万学子同时阅读一篇考古文章。至此，去西辽河流域寻根的口号已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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