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执意娶了女劳改犯，睡5年地铺救她2次，她平反后却头也不回：这8年，我到底图啥？
【开篇】
1979年腊月二十二，南京来的吉普车停在我家窑洞门口时，我正在给那头老黄牛拌草料。
车屁股后头卷起的黄土还没落定，穿灰色呢子大衣的她就已经站在了院子里。那身行头，在陕北这穷山沟里，比戏台上唱戏的还扎眼。
她看着我满身的草屑和泥点子，没哭没闹，只从包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延河水：“建国，这是离婚报告，上面批了。明天我回南京，官复原职。”
我把手在棉袄上蹭了蹭，接过那张纸。纸是崭新的，墨印还没干透，那上面“沈若棠”三个字签得龙飞凤舞，像她当年没进监狱前那股子傲气。
我娘在灶房门口拿围裙擦着手，嘴里念叨着：“离了好，离了好，这下咱家终于能清静了。”
我没说话，拿起笔，在配偶那一栏签下了“刘建国”。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响声，像这八年来她教我写字时的声音。
第二天天没亮，她走了。头也没回。
村口的老槐树下，我那五岁的继女拽着我的袖子问：“大，那个漂亮的阿姨为啥哭了？”
我蹲下身，摸了摸她的头，看着那辆吉普车消失在黄土路的尽头，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她没哭，是风迷了眼。”
很多人问我，刘建国你傻不傻？为了个劳改犯，丢了铁饭碗，睡了五年地铺，还搭进去两次救命的恩情。她这一走，你这八年算什么？
算什么？
这个问题，我在那孔漏风的窑洞里想了整整四十年。直到今天，我看着墙上那张泛黄的照片，才终于敢把答案说给你们听。
第一章：1971年，那个秋天像口倒扣的黑锅
我是刘建国，1950年生在陕北绥德县刘家沟。这地方十年九旱，土里刨食，人活得就像地里的红高粱，风一吹就弯，雨一打就倒，但根扎得死死的。
我爹死得早，娘拉扯我和妹妹长大。1971年我21岁，在公社农机站当学徒。那时候这算是个金饭碗，一个月18个工分，还有9块钱的补贴。虽然长得不算俊，但凭着这工作，媒人差点没把我家那破门槛踏平。
可我眼光高，不想娶那些只知道低头纳鞋底的婆姨。我想娶个有文化的，能教我识文断字的。
那年秋天，天像口倒扣的黑锅，压得人喘不过气。一天傍晚，我挑着两桶水从井台往回走，看见村口围了一圈人。
人群中间，停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瘦得像根秋风里的竹竿，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脊背挺得笔直，像被大雪压弯了却没断的翠竹。
村里那些碎嘴的婆姨们在背后嘀咕：“听说是劳改犯，从榆林农场放出来的。”“以前还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呢，嘴硬，非要给上面提意见，这不，把自己搭进去了。”“成分不好，沾上了这辈子就完了。”
我娘拉着我袖子，力气大得像钳子：“建国，别凑热闹，这种人沾不得，咱家三代都抬不起头。”
我没理她。
我把水桶放下，拨开人群走过去，问她：“你叫啥？”
她抬起眼看我。那眼神很怪，像冬天里的井水，冷，但清亮得很，没有一丝乞怜。
“沈若棠。”她说，“北京农大毕业，五九年打成右派，六五年收监，七一年释放。没户口，没粮本，想在村里找个老实人落户。”
她说话不带一点情绪，像是在念一份枯燥的简历。
我娘在后面死命拽我：“走！咱家要不起这种媳妇！”
我甩开娘的手，对沈若棠说：“我家窑洞漏雨，但炕是热的。要不，你先喝碗稀饭？”
那天晚上，她没走。
第二天，我跑去公社找民政员老周。老周抽着旱烟，眼皮都不抬：“刘建国，你疯了？她档案里写着‘劳改释放分子’。你娶了她，农机站第一个开除你，你娘得跟你断绝关系。”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还娶？”
“我昨晚看见她了，她蹲在村公所屋檐下发抖，不是冷，是饿。我不能看着。”
1971年农历九月十九，我俩结婚。
没有彩礼，没有新被，没有红袄。我把窑洞扫了一遍，墙角铺了层干草，搬进自己那床补丁叠补丁的棉被，算是新房。
我娘没来。我妹妹偷偷塞给我两个煮鸡蛋，哭着跑了。
沈若棠站在窑洞中间，环顾了一下这四面透风的“家”，说：“我不会做饭，不会下地，不会喂猪。我只能教你认字，帮村里看看牲口病。”
我点点头：“行。活我来干，字你教我。”
她顿了顿，补了一句：“还有，晚上你睡地铺。我刚出来，受不了男人凑近。”
我“嗯”了一声，抱起那床旧毯子，在炕沿底下的墙角打了个地铺。
那一晚，她躺在炕上，我躺在地上。
门外秋风灌进来，我听见她翻了一次身，没说话。
这一睡，就是整整五年。
第二章：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但我没松手
结婚第三天，农机站王站长把我叫去，脸拉得比驴长：“刘建国，站里收到群众反映，说你窝藏劳改犯。今日起，你不用来了。”
我没了工分，没了每月那9块钱补贴，成了地地道道的社员。
我娘在村口把陪嫁的一个搪瓷盆摔在我脚边，磕掉了一块白漆，露出黑铁：“你娶她，就别认我这个妈！”
我弯腰捡起盆，拍了拍土，塞进帆布袋里，说：“娘，饭我以后自己煮，不占你家一口。”
她指着沈若棠骂：“妖精！克夫的命！建国你早晚死在她手里！”
沈若棠站在窑洞门口，手里攥着本翻烂了的《畜牧学》，面色平静，像没听见一样。
村里的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刮过来。
“老刘家小子让屎糊了心，娶个劳改婆回来当祖宗。”
“你看她那手，白净得像豆腐，下过地吗？建国天不亮就去挑水，她还在炕上挺尸呢。”
“睡地铺哟，笑死人了，二十一岁的汉子守活寡。”
我听见就当风吹过耳旁。只有村东头孤寡的老张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建国，你是个真男人。这世道，肯给落难人一口热饭的，不多了。”
第一年是最难的。
窑洞漏雨，我用塑料布钉窗户。沈若棠帮我递钉子，手被锤子砸了一下，淤青半个月没消。她没哼一声。
我下地挣工分，清早五点出门，晚上七点回。回来时，她总是坐在炕边，油灯下拿着粉笔在门板上写字——教我认“人、口、手、工、农”。
我洗手端碗，稀饭就咸菜。她吃两口放下，说“饱了”，其实碗底留着大半。我知道她胃疼，那是劳改队落下的病根。我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塞进她碗里，说：“我今天在地主坟头捡了块红薯干，香得很。”
她看着我，低头把窝头吃了。
有回下暴雨，窑顶塌了半边。我不在家，她在屋里把装书的木箱全挪到干处，自己淋得透湿，抱着那本《畜牧学》缩在墙角。
我赶回来时，泥水混着血从她额角流下——被掉下来的榆木梁划了道口子。
我背她去公社卫生院，赤脚医生缝了三针。回来后她发烧，说胡话：“我不能死……我爸的图纸还在……我得等平反……”
我握着她冰凉的手，一夜没睡。
地铺湿透了，我干脆坐地上，背靠炕沿，听着她的呼吸。
天亮时她醒了，看见我坐在地上，说：“你回去睡炕。”
我说：“你额头有伤，炕硬，我坐会儿。”
她沉默了很久，说：“刘建国，你别对我好。我这种人，早晚要走的。”
我没接话，出去挑水了。
那时候我就在想，走就走吧，但在她走之前，我得让她在这刘家沟，能睡个安稳觉。
第三章：第一次救命，那口吞人的老井
1973年腊月，沈若棠在村里已经有点名声了。谁家牛不吃草、猪发瘟，她去看一眼，开个方子，多半管用。
但她身份还是“劳改释放分子”，大队会计每次发救济粮，都少不了她那一份。
那年冬天下大雪，井台结了厚冰。
有一天我下地回来，发现她不在窑洞。
问邻居，说看见她拎着木桶往村后老井去。
我心里一慌，抄起铁锹就往后面跑。
那口老井在崖边，井口没栅栏，平时村里人都绕着走。我跑到时，桶绳在井边晃荡，井里隐约有水声。
我趴下往里看——黑咕隆咚的，隐约看见她那件蓝布褂子漂在水面上，人卡在井壁的石缝里，冻得失去了知觉。
我骂了句娘，把铁锹柄横在井口，解下腰带系在腰上，另一头拴在井架的朽木上，溜了下去。
井深七米，水冷得刺骨，像无数根针在扎骨头。我托住她的腋下，冲上面喊，她没应。
我咬着牙把她往上推，井上路过的放羊老汉张木匠听见动静，跑来拽绳子。
两人合力，才把她拖了上来。
她嘴唇紫黑，我把她放平在雪地里，按压胸口，嘴对嘴吹气。
张木匠在旁边念叨：“造孽哟，造孽哟。”
她咳出一口水，睁开了眼。看见我浑身湿透跪在雪地里，她说：“……又欠你一次。”
我咧嘴笑了，冻得牙齿打颤：“欠啥，媳妇本来就是爷们救的。”
那天我把她背回窑洞，生了一夜的火。她脱了湿褂子，里头衬衣破得透光。我别过头，把自己的棉袄给她裹上，自己穿着单衣缩在地铺上。
她烧退后，低头说：“刘建国，你刚才……看见我身子了。”
我耳根烫得厉害：“救急，不算。”
她忽然笑了一下，很淡，像冰面上化开的一道缝。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
那天晚上，她没赶我回地铺，但也没让我上炕。我就那么靠着炕沿坐了一宿，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觉得这地铺也没那么冷了。
第四章：五年地铺，油灯下的誓言与沉默
1971年到1976年，我睡了整整五年的地铺。
不是没想过上炕。有回她来月经，疼得蜷缩成一团，我忍不住坐到炕沿边给她揉肚子。她一把推开我：“下去。”
我下去了。
她背对着我，声音嘶哑：“你再上来，我明天就走。”
我回到墙角躺下，听着她的呼吸，心想：行，我睡地上，至少她在屋里。
五年里，那孔窑洞变了样。
墙用黄泥刷过，窗纸换了新的，门板上的字从“人手足刀尺”变成了“畜牧寄生虫图谱”、“土壤氮磷钾循环”。
她教我认字，我教她擀面。
一开始她擀的面团像鞋底，煮出来一锅片汤。我喝得精光，说“香，比国宴强”。
她白我一眼：“你哄人。”
但第二次，第三次，面越来越圆。到了第五年，她能蒸出一笼白面馍，底不焦，面不酸。
我娘路过窑洞门口，看见烟囱冒烟，站了会儿，没进来。
1975年，我妹妹出嫁，我娘终于肯跟我说话，但只说：“你自作自受，别回娘家要粮。”
沈若棠把攒下的半斤粮票塞给我：“去给你妹添双袜。”
我没去，把粮票放回她枕边。
她问为啥，我说：“我妹有婆家管，你身子弱，留着。”
那年中秋，她破天荒做了一碗汤面，卧了两个荷包蛋。
我吃面，她看着我，忽然说：“建国，要是……我要是永远平不了反，你就这样过一辈子？”
我筷子没停：“地铺睡惯了，上炕反倒腰疼。”
她低下头，筷子拨着碗里的葱花，轻声说：“你嘴笨，但人不坏。”
那晚，我依旧睡在地铺上。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照在她的侧脸上。我看着她长长的睫毛，心里想，就算一辈子这样，好像也不赖。
第五章：第二次救命，批斗会上的那一砖头
1976年春天，上面又搞清理阶级队伍。
大队新来的支书姓田，外号“田阎王”，早就盯上了沈若棠。
他说：“劳改犯潜伏在我村，教娃娃认字是散布毒草，得批斗。”
一天傍晚，田阎王带人闯进窑洞，说要拉她去公社会场。
沈若棠站着不动，田阎王伸手拽她胳膊，她甩开：“我自己走。”
我挡在门口，铁锹横着：“田书记，她是我媳妇，有话跟我说。”
田阎王冷笑：“刘建国，你庇护反革命，一样斗！”
七八个人把我按在墙上，拳头像雨点一样砸在我腰上。我闷哼一声，没还手。
沈若棠回头看我，眼里有火：“别管我！”
他们把她拖到村小学的操场。
夜里点着汽灯，挂上了她的大牌子：“劳改释放分子沈若棠”。
田阎王念着稿子，说她“妄想翻案，教农民学洋文，腐蚀下一代”。
台下村民不敢吭声。我娘在人群后头，别过脸去。
我趁乱从人群后面爬过去，腰疼得直不起身。
他们让她低头，她不低。田阎王扇了她一耳光，她嘴角流血，仍挺着脖颈。
我捡起半截砖头，冲上去，砸在田阎王脚边：“再动她一下，我砸你脑袋！”
会场炸了锅。几个人扑过来打我，我护着头滚在地上。
沈若棠突然喊：“刘建国你起来！我没事！”
田阎王踢我肋骨，我听见自己体内发出闷响。
后来张木匠和几个老汉上来拉，说“再打要出人命”。
那晚我被拖回窑洞，肋骨折了两根，趴在地铺上喘气。
沈若棠跪在旁边，用破布蘸水擦我嘴角的血。
她手抖得厉害，眼泪砸在我脸上，却没出声。
我说：“值……你没低头。”
她忽然俯身，额头抵着我的额头，哭出声：“刘建国，你个傻子……你个傻子……”
那是她第一次哭。
我抬手，想摸她的头发，抬到一半没劲，垂了下去。
她抓着我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油灯的灯芯爆了个灯花。
那晚，她没让我回地铺。
她挪到炕里边，拍拍外头：“上来，你伤了，地下凉。”
我犹豫了一下。
她闭上眼：“就睡觉。”
我躺上去，中间隔着她半尺的距离。
炕席硬，但她身子侧过去，背对着我。
我闻见她头发上的皂角味。
五年了，第一次同炕。
那一晚，我听着她压抑的抽泣声，心里那块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第六章：1978年，平反的风吹到了山沟沟
1978年夏天，上面落实政策的风终于吹到了刘家沟。
村里陆续有“右派”摘帽。沈若棠每天往公社跑，递申诉材料。
我下地回来，经常看见她坐在门槛上，材料被风刮散一地。
我不说话，蹲下帮她一张张捡起来，按页码排好。
她忽然说：“建国，如果平反了，我回南京，你咋办？”
我手顿了一下：“你回你的，我留我的。地铺我睡惯了。”
她看了我很久，说：“你跟我八年，丢了工作，挨了打，睡五年地铺。我要是真走了，你恨不恨？”
我笑了笑：“恨啥，你不是一直说，跟我凑合落户嘛。”
她没再说话。
1979年元月，南京来的公函终于到了。
公社文书老周亲自骑车到窑洞，喊我：“建国！你媳妇是大干部闺女！平反了！恢复公职，回江苏省农科院！”
他递信时手都在抖。
信纸印着红头：关于沈若棠同志一九五九年错划右派及一九六五年错判劳教一案的复查决定——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注：其原系团员，后补正），恢复干部身份，安置回原单位。
沈若棠接过信，手很稳，只看了一遍，深深吸了口气，慢慢吐出来。
她抬头看天，腊月天的云很薄。
转身进屋，把我那件补丁棉袄叠好，放在枕边。
然后她生火，和面，炒鸡蛋，擀汤面。
傍晚，她倒了一杯酒，就是那顿让我记了一辈子的晚饭。
饭后，离婚协议推了过来。
我签字。
她收起协议，从蓝布兜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八年攒下的粮票、几块压岁钱、还有我给她买的唯一一件的确良衬衫（她没穿过，说留着）。
她放在桌上：“你留着。”
我推回去：“你回城用得着。”
她不看我，背过身收拾包袱。
包袱不大：几本书，一件单衣，那本《畜牧学》，还有我给她缝的棉鞋。
天没亮，她出门。
我送她到村口的老槐树下。
她停住脚步，回头。
月光下，她还是那张白净的脸，但眼角有了细纹。
“建国，”她说，“这八年，谢谢你。”
我喉结动了一下：“路上小心。”
她点点头，转身。
那件蓝布褂子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我没追。
槐树的叶子哗啦作响，像是谁在叹气。
我站在那儿，直到太阳升起来，把地上的霜花晒干。
第七章：她走之后，刘家沟的日日夜夜
她走后的第三天，我娘端着一碗小米粥站在窑洞门口。她没进来，把碗放在石墩上，说：“喝吧，别饿死。”
我端进屋，粥底沉着两颗红枣。
村里人的态度变了。
田阎王见了我就绕道——上面查他打人的事，把他支书的帽子给摘了。
张木匠常来串门，坐在我的地铺上抽旱烟：“建国，你那媳妇，是凤凰。凤凰得回梧桐。”
我笑了笑：“我知道。”
“那你咋不哭？”
“地铺睡五年，泪早风干了。”
我继续当我的社员。
农机站后来恢复了我名额，我没去——年轻时的那股倔劲儿，剩了点自尊。
我学会了擀面、蒸馍、给牛接生。
窑洞塌过的那半边，我自己砌了砖。
门板上她教我写的字，我没擦。每年拿墨描一遍。
1979年秋天，南京来了一封信。
信是沈若棠写的，字迹工整：
“建国：我已到江苏省农科院畜牧所报到，暂住集体宿舍。组织分了间小平房，有窗向南。院里有棵梧桐。我每周去图书馆，替你借了本《农村实用手册》，寄去。另寄二十元，买斤猪油，别再喝清汤。若棠。”
信里没提离婚证有没有交上去，没提“回来”，也没提“对不起”。
我拿着信去供销社，称了二两猪油，剩下的钱买了五包盐。
那本《农村实用手册》后来被我翻烂了。
1980年，我经人介绍，娶了邻村的寡妇赵秀兰。
秀兰带个闺女，老实，手巧，不嫌我睡地铺的习惯——新婚夜我自动抱毯子躺地上，她愣了一下，把闺女抱过来放中间：“那我陪你睡地上。”
我摇摇头：“你睡炕，我惯了。”
她叹了口气，没强求。
秀兰知道沈若棠的事，从不问。
有回她收拾窑洞，看见门板上“沈若棠教建国”几个字，问：“谁写的？”
我说：“以前屋里住过位先生。”
她“哦”了一声，拿湿布擦了擦灰，没涂掉。
第八章：1985年，南京一行，梧桐树下的告别
1985年，我攒了八十块钱，坐绿皮火车去了南京。
不是去找她。是送她当年落下的那本《畜牧学》——书脊断了，我用浆糊粘好了。
农科院的传达室老头拦我：“找谁？”
“沈若棠。”
老头打量我：蓝布褂子，解放鞋，手里拎个帆布袋。
“沈所长在开会，你登记吧。”
我登记“刘建国，武功县刘家沟农民”。
半小时后，她从办公楼里出来。
穿着灰色呢子西装，白衬衫，短发齐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比八年前胖了些，气色很好，走路带风。
她看见我，步子顿了一下，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再戴上看着我：“建国，你怎么来了。”
我说：“书，还你。”递过帆布袋。
她接过去，手指碰到我的手——我的手糙，她的手软。
她笑了一下，还是那么淡：“进来坐？所里招待所有热水。”
我摇摇头：“不进。我明天回。”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结婚了。所里老周，搞饲料分析的，丧偶，人老实。”
我说：“好。”
她又说：“我没生孩子。不是不能，是不敢。怕万一生出来，像我小时候那样……”
我“嗯”了一声。
她忽然问：“你睡地铺的习惯，改了吗？”
我笑了：“改不了。炕太软，腰疼。”
她也笑了，眼角的纹路舒展开来：“你还是那样。”
传达室的老头远远喊：“沈所长，车来了！”
她转身前，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塞进我口袋：“路费。别推，你当年救我两次，我算不清账。”
我没推。
她走了两步，回头：“建国。”
“嗯。”
“那年签字，你手没抖。我一直想问，你心里……怨不怨？”
我站在太阳底下，帆布袋勒着掌心，说：
“沈若棠，我睡五年地铺，不是等你谢。我救你两次，不是等你报。我娶你那天就知道，你这样的人，迟早要回你该去的地方。我能给你的，就是那几年——窑洞不漏雨，锅里有余温，没人敢半夜拖你走。够本了。”
她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上车，车窗摇下，她没再看我。
黑色的轿车开出农科院的大门，拐进梧桐树的荫凉里。
我摸出信封，里面有两百块钱，还有一张照片——南京那间小平房的院子里，梧桐树下，她一个人站在那儿，笑得端正。
照片背面写着：“刘家沟窑洞的门板字，若棠留。”
第九章：后来的后来，黄土埋了半截身子
我回村后，把钱塞给了秀兰：“攒着给闺女上学。”
秀兰问：“南京那位？”
我说：“挺好。”
1990年，我闺女（秀兰带的）考上县师范。我请张木匠喝酒，他说：“建国，你这辈子，亏不亏？”
我想了想：“亏啥。八年里，我学会认字，学会不让人低头，学会救人的时候别先算账。她平反走了，是她的体面。我留村里，是我的体面。我们都没亏欠谁。”
1998年，村里通了电。我第一晚拉了灯，窑洞亮得晃眼。
门板上的字还在：最上面一行是“人、口、手”，最下面一行是“沈若棠 一九七九 离”。
我没添没减。
2001年冬天，南京来了一个电话。
是农科院的一个年轻人，说沈若棠前天走了，肺癌，六十一岁。
临终前托人打电话，说“告诉武功县刘家沟刘建国，那年腊月二十三的酒，我记着”。
我挂了电话，坐在地铺上，没哭。
秀兰端来一碗羊肉汤，放在我手边：“喝口。”
我喝着汤，汤很烫，咽下去，胸口那块空了四十二年的地方，忽然就实了。
2010年，我六十岁。
窑洞塌了，政府给盖了危房改造的新房。搬新屋前，我拿相机拍了那块门板，洗出照片，塑封好，挂在新房的客厅里。
照片下压着一张纸，我写的：
“1971—1979，窑洞一间，地铺五年，救她两次，她走那天，天没亮。
我问自己图啥。
图她落难时，有人递碗热粥。
图我落难时，有人肯睡地铺陪八年。
图这世上，总得有个傻子，先信‘人’字怎么写。”
尾声：给头条读者的心里话
写到这儿，四十年像一担水，从井里提上来，泼在黄土地上，滋啦一声就没了。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刘建国你后不后悔？
后悔吗？
如果后悔，我当年就不会在村口拦住她。
如果后悔，我当年就不会在井里托住她。
如果后悔，我当年就不会在批斗会上举起那半块砖头。
她平反后头也不回，那是她的选择，我尊重。因为在那八年里，我给她的，从来不是枷锁，而是一个男人能给一个落难者最大的体面——我不问你过去，不惧你未来，只在乎你当下的冷暖。
那张离婚协议书，不是结束，而是我给她最后的礼物。我签下名字，是告诉她：沈若棠，你自由了。
至于我睡的那五年地铺，那是我的修行。它让我明白，爱不是占有，也不是索取，而是哪怕你飞向了九天云外，我守着的这盏油灯，也曾经照亮过你回家的路。
现在，我每天坐在新房门口，晒着太阳，看着门板上的照片。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1971年那个秋天，我没有走向那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也许我会在农机站干一辈子，娶个村里的婆姨，生几个娃，平平淡淡过完一生。
但那样的话，我就不会知道，原来人的脊梁，可以像沈若棠那样挺得笔直；原来人的善良，可以像那碗热粥那样，暖透一个人的寒冬。
所以，我不后悔。
这八年的地铺，是我这辈子睡过最踏实的觉。
这两次救命，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值得的事。
她走了，但我知道，在南京那棵梧桐树下，在刘家沟那孔窑洞里，在门板上那行褪了色却又每年被描红的字里，我们都没有辜负彼此。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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